精英出国“蒸发”令单位无奈 人才流失对国家有损
“你妈妈喊你回家吃饭!”近些年国内很多科研单位、高校、医院对滞留海外的自家“人才”发出类似的喊话声——在党报、省报、都市报上张榜公告，对故意躲着单位的出国人员按辞退或自动离职处理。被“喊”回来联系的滞留人员多是上世纪90年代前后自费或公派去发达国家留学的骨干人才，现实情况是，多数人已定居海外、为人所用，这对中国来说就是人才流失。如今国内单位集中清退出国逾期不归人员，从表面看，是用人单位对不守规矩者早该进行的了断。但《环球时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以公告方式喊话、处理是用人单位的无奈之举，他们了断的是法律规章层面的人事关系，却仍期待和这些在海外的人才保持“血脉联系”。一名要求隐匿身份的高校人事处负责人坦言：“我倒不希望有人看到公告，别伤了感情。这些在外成材的人哪怕回来短期交流和合作，对单位也是有益的。”
7月初，一则中国某科研单位在全国性日报刊登的“出国逾期不归按自动离职处理”的公告颇让人感慨。公告写明，该科研机构赵某等40余人因自费出国留学、探亲及移居国外定居等原因逾期不归，并长期不与单位联系，令单位无法寄送有关人事处理文件，故根据国家与单位相关政策，对这些人按自动离职处理。公告写明：“在公告发布一个月内，上述人员应主动与单位人事部门联系，办理档案转递手续。”这40余人中，有一半的人上世纪90年代出国，有16人的自动离职时间是按2000年或2001年起算，只有5人是在2005年到2010年期间逾期不归。无独有偶，《陕西日报》今年6月也刊登过西北政法大学、西安工程大学的辞退公告。两所高校先后回应媒体询问，确认辞退的均为长期在编不在岗的教职工，其中多数人离岗超过十年，其中包括出国逾期不归的情况。
《环球时报》记者根据公开报道不完全统计，2005年以来，国内至少有数十家科研单位、高校、医院、机关以发公告形式，对出国逾期不归人员进行辞退或按自动离职处理。记者采访中，有相关单位人事处负责人透露，今年上半年的集中清退，和国务院2015年2号文所涉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有关。
这意味着，部分单位在新一轮整理上报编制内人员名单的节点上，要对长年出国不归人员有所决断。一家科研单位人事处处长李灿觉得这事处理起来挺棘手，她告诉《环球时报》记者：“现在保险要调整，我肯定不能给他(不归人员)留编制，那等于虚报‘吃空饷’呀。这些人我们联系不上，怎么算了断人事关系、如何转递档案，都需要有个依据。”
发公告“隔空喊话”，成了这些被出国人员滞留不归问题困扰的单位最常采用的方式。李灿遇到过一名上世纪80年代出国、一直滞留海外的同事，到退休年龄突然回来，向单位要待遇。李灿说：“这种情况我很难处理。其实也不知道有多少法律效力，只希望能在人事关系上有个了断。”记者在采访中得知，有的单位3年前刊发公告，但至今无一人主动与原单位联系。李灿无奈地表示：“其实我们也知道，99%是不会回来的。他们大多去的是美国、加拿大和西欧国家。”
人才出国逾期不归的话题每见诸舆论，触发的往往是民间两种情绪：一，没良心没爱国热情的逐利者算什么人才？二，“吃空饷”太可恨。然而现实中，用人单位与出国逾期不归人员的关系要复杂许多。
《环球时报》记者针对科研单位、高校的采访过程中发现，用人单位虽然采取公开辞退或按自动离职处理的做法，但内心还是希望被辞退人员终能回来做些贡献，这样的矛盾心理普遍存在。对约定留学期满不归、不打招呼甚至彻底失联的人，用人单位往往在一定时期内持容忍态度——停薪但保留编制、档案和公职。为什么？答案就两个字：惜才。
中西部某高校人事处处长王赟告诉记者，其所在学校编制内教师出国时间最长的已有27年，“走的时候都是高端人才”。前几年，逢年过节，王赟还会和人事处的同事到这些人在国内的亲属家拜访，能联系上本人的还时常发邮件联络感情。“盼着能有人回来，但这么多年过去，没人回来，占着编制又不教学，于法于情于理，确实到了必须清退的时候，否则对在校老师也不公平。”
李灿说：“当年出国的人，现在很多在国外相关科研领域已具有相当的成就，当然，也有混得不好的。从内心讲，我们不希望辞退，更不想发公告，还是希望彼此合作，哪怕是短期回来授课和开展科研合作。”
一所高校的人事处负责人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该校发公告辞退海外滞留人员是为排除人事纠纷，走下程序。“科教单位最讲究开放包容，伤了感情，这些人才不回来，或者回来去了其他单位，损失比给他们留编制更大。”记者采访中，“怕伤感情”“影响人才吸引”被科研单位和高校人事处负责人反复提及。
对逾期不归人员要不要追究
王赟所在高校，出国逾期不归人员超过半数滞留美国。“出去这么久，很多人在国外混得不错，拿了绿卡，也不在乎国内的编制。”王赟说，单位本意是希望他们将来能回校授课。王赟所在高校有这样的兼职教授，主业在海外，家人都在国外生活，逢假期回校授课做项目，“大家按合同来，他以后愿意回国退休也有保障，这样关系处理得挺好”。
在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王辉耀看来，滞留海外不归有不同程度的历史因素，一些老的政策和滞后的机制影响了人才回流。接受采访的多家单位的人事部门负责人也有同感。以李灿所在的科研单位为例，大半出国逾期不归人员是上世纪90年代自费出去的，按相关规定可保留公职一年，但自费留学和公派不一样，没有回国服务的约定。王赟所在高校的出国不归人员，大半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被公派出国，仅有少数自费留学或以探亲名义告假。一般来说，公派留学未经批准逾期不归的，一年内停薪留职，一年后是否保留公职，视不同情况由派出单位决定。
多数派出单位的选择是，再等一等。过去几年，李灿和本单位在海外的人员有过接触。“他们出去的时候，也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科研环境，当时国内很多领域的研究是有断层的，出去才能得到专业指导，当时出去的都是精英。”但时间一长，这些精英就拒不接听单位的电话，或者找些理由搪塞。有的是迫于家人的压力留在国外，有的是自己在海外有更好的发展，有的与原单位关系闹僵后更不愿回来。
王辉耀的观察是，在中国政府“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发挥作用”的方针下，过去用人单位一般对出国逾期不归人员的过往行为不做追究，对人才回流持欢迎态度。
国内知名移民法学者刘国福提出，对出国逾期不归人员一概不予追究，并不合适。刘国福说：“不管你成长为多高级的人才，也要尊重法律，尊重国家，尊重单位和同事。有些人长期不与国内联系，把单位保留的公职视同儿戏，在滞留海外期间占用国内资源，这些人如果只要回来就不究过往，是不是对其他人有所不公呢？”
公平比优待更能留住人才
很多单位刊登的公告显示，2010年以后出国逾期不归者明显减少。特别是过去十年的留学制度建设以及国内经济发展、科研投入增大、基本待遇改善等因素，使公派出国逾期不归的现象大幅减少。按照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公布的数据，中国公派留学生规模从1996年的每年不足2000人增长至2015年的2.5万人，同期回国率从约70%提升到目前的98%以上。
李灿强调其所在科研单位的滞留不归者都是自费留学的人。2010年之后的公派出国留学人员，无一人滞留海外。李灿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制度约束之外，国内科研环境的改善、科研经费的提高、与国外收入差距缩小，是根本原因。”李灿所在单位近年吸收了多名“千人计划”归国人才，“早年出去的现在很多有回国发展的想法，或是年龄到了，想落叶归根，发挥余热，国家现在有很多特殊政策，包括给家属待遇，让人才安心发挥所长”。
众所周知，我国流失的顶尖人才数量居世界首位，2013年的一个权威数据显示，中国科学和工程领域人才出国滞留率平均达87%。当前国际人才竞争越发激烈，如何以灵活的政策和机制积极参与竞争，对中国来说越来越迫切。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执行秘书长苗绿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在国际人才竞争的大环境下，政府应积极针对归国人才的工龄接续、社会保险等作出特殊政策安排。
刘国福认为，现阶段国内给归国、来华人才特殊政策，是现实之举，然而特殊政策带来的是短期结果，并可能形成一定的既得利益群体。他认为，如果一直把引进海外人才的重点放在特殊政策上，总是强调提供特殊优惠待遇，那是舍本逐末。刘国福说，国家要制定有长远目标的人才战略，把特惠推向普惠，“很多人才要的不是你给我多少特殊待遇，而是要公平待遇”。▲(根据受访者要求，李灿、王赟为化名。) (记者 刘 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