击败明朝最强水师的海盗：非倭寇

　　百计求抚

　　识时务者为俊杰。在腹背受敌、左右掣肘的复杂情势下，郑芝龙深知，为了实现其更远大的政治抱负，应尽量避免与明王朝直接对抗，相反，必须与明王朝合作，以取得合法地位，获得政治权力，将官职权力与海盗势力整合在一起，以便借助明朝官军力量，与郑氏力量一起抗击荷兰殖民者的侵扰，消灭其他海盗集团势力，进而胁迫明王朝放弃海禁，开放海上贸易，实现其海商资本的利益最大化，成就其东南海上霸主的地位。从这一战略目标出发，郑芝龙在与明官军作战时，全力以赴打败官军，但在屡次大胜之后，又及时收兵，不追不杀，一再向明官军释放善意。“舍洪都司（先春）不追，获卢游击（毓英）不杀。又自旧镇至中左所，督臣俞咨皋在中左，闻讯亦纵其微服以遁。中左之人开城门，哀求不杀，芝龙又约众不入”，郑芝龙可谓煞费苦心，不放过任何机会向明王朝示好。邵延寀《东南纪事》载：“时方征天下兵聚辽东，不能讨芝龙，用抚羁縻。芝龙复入海物奇珍，赂中贵人及福建省达官多为之言，授游击将军”。可见郑芝龙对明官军的态度是深谋远虑，一以贯之。

　　当然，郑芝龙的“不追不杀，百计求抚”的策略正中明王朝的下怀，而堂堂明王朝之所以向一介海盗委曲求全，也是由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此时的明朝，已经走到了末路，内部吏治腐败、朋党林立；外部经济崩溃、民怨沸腾；国境周边狼烟四起，北方边境的满洲贵族向腐朽的明王朝展开全面的军事进攻，东南沿海的荷兰海盗、日本倭寇和中国海盗同时出现，给明王朝造成极大威胁。其严峻的形势是“东南海氛之炽，与西北之虏，中原之寇，称方今三大患焉”。面对如此严重的局面，明朝政府不得不对郑芝龙实行招抚政策，以郑氏集团平定东南沿海海盗集团，解除明朝政府的后顾之忧，再集中力量镇压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起义，根治威胁更大的心腹之患。

　　1626年（天启六年）12月，郑芝龙在漳浦旧镇大败福建都司洪先春后，明朝终于下决心招抚郑芝龙。遂派福建巡抚蔡继善任泉漳海道，专门招抚郑芝龙。郑芝龙早有降明之意，随即带领船队来见蔡继善。虽身膺朝廷重寄，但老官僚蔡继善骨子里对郑芝龙仍有轻慢之意，他要求郑芝龙解散船队，缴出武器船只，但又不给海盗粮饷。面对不平等条件，郑芝龙恐受暗算，勃然大怒，再次下海为盗。1627年5月，郑芝龙进犯铜山、中左所，大败都督俞咨皋所部福建水师，福建水师是明朝水师最强的一支，郑芝龙击败福建水师，表明他在中国沿海纵横已经没有对手，明朝廷为之震惊，刚刚即位的崇祯皇帝下令兵部和福建巡抚熊文灿着手办理招安郑芝龙一事。郑芝龙看到了朝廷的诚意，欣然接受招抚，并被授予福建海防游击。郑芝龙在军力优势的背景下向明朝投降，固然有其长远的政治考量，实质上也是中国的海上力量通过郑芝龙向明朝投降，从而进一步协调了与明朝政权的关系。

　　十七世纪初的东南海洋是一片龙潭虎穴，既有日本倭寇长期兴风作浪，又有西班牙、荷兰等西方殖民者凭借着坚船利炮在洋面上横冲直撞。当然，更多的是中国海盗为了生存而分分合合，互相争斗。这些中国海盗，大都起自草莽，或者触犯官府被政府通缉，成为亡命之徒后落海为盗，他们最初都是势单力薄，迫于时势，只好抱团取暖。

　　郑芝龙出道早、见识广、有气魄，在众多海盗的合纵连横中逐渐取得优势。曾是郑成功的部属后投降清朝的大将施琅说：“明末，郑芝龙为十舶长”，郑芝龙结盟时，以“芝”为行，又有“十八芝”之号，考证得出姓名的，有郑芝龙、郑芝虎、郑芝豹、郑芝莞、郑芝凤、陈衷纪、杨六（又称“杨禄”）、杨七（又称“杨策”）、李魁奇（又称“李芝奇”）、钟斌、陈盛宇、方芝骥、郭芝葵、郭芝兰、紫芝哥、刘香等人。除了前面几位是郑芝龙的亲兄弟或堂兄弟外，后面这些大概最初也都是结拜兄弟，他们同时在台湾出发，除了刘香单独往广东发展外，其他都跟随郑芝龙到了福建沿海。

　　在对待明王朝的海禁政策上，他们目标一致坚决反对；但在郑芝龙接受明朝的招抚后，原来郑芝龙统制的或者曾与他对抗过的海盗集团却引起了严重的纷争。一些海盗激烈反对郑芝龙受抚，一些海盗过惯抢劫日子，自由自在惯了，不愿意再受官府的约束；另一些海盗对手则挑拨离间，趁机拉走郑芝龙的骨干队伍。

　　据史料记载：“闻芝龙得抚后……其头目李芝奇、郭芝葵等，遂鼓众支解。芝龙之弟郑爵魁，将芝龙坚船、利器、夷铳，席卷入海矣”。在众海盗的挑唆下，郑芝龙的部下纷纷逃走，最少时只剩下部下1000多人，他也因此由游击降为守备。一时间，郑芝龙的处境十分艰难，他虽然颇为沮丧，但斗志却更为昂扬。郑芝龙有巨额钱财作后盾，再次树旗招兵，而深受海盗之苦的厦门人民也选择支持郑芝龙，同安县刘五店等处乡民，组织50艘船配合郑芝龙作战。郑芝龙十分痛恨那些忘恩负义又扶不上墙的昔日部属，决心重整旗鼓将他们一一翦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