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在卫立煌身边安放了怎样一颗“冷棋”
编者按：《党史博览》发表文章《国民党高级将领机要秘书中的三名中共秘密党员》。文中记述中共隐蔽战线中活动在国民党高级将领身边的三名秘书。他们都有大学文化背景，而几名国民党高级将领也都因爱惜人才且又以同乡的因缘将他们揽为自己的幕僚。其中的一位便是卫立煌的秘书赵荣声，他是刘少奇安放在卫立煌身边的一颗“冷棋”，摘编如下。
赵荣声，1915年生，安徽安庆人。1935年考入燕京大学法学院，在校期间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即担任该校党支部宣传委员。1937年春，他与十几个同学一起奔赴延安，而接待他们的正是当年燕京大学的学生领袖黄华。
随后，他们又见到了朱德、林伯渠、博古、陈赓、成仿吾、丁玲等人，还在毛泽东的窑洞里听了毛泽东讲述的抗战问题，后又聆听了毛泽东在延安积极分子大会上所作的“统一战线与抗战问题”的报告。
不久，抗战爆发，北平失守后中共党组织通知赵荣声向后方转移，赵荣声辗转至上海，本欲前往延安，但因囊中羞涩，只好先回老家去筹钱。在安庆，赵荣声组织了一个读书会，宣传抗日。安庆沦陷后，赵荣声又迁徙到汉口，在这里他得知丁玲率领西北战地服务团已开赴山西抗日前线，遂直奔山西的战时中心临汾。在那里，他找到了丁玲和彭雪枫，于是成为随军记者，成为一名八路军战士。
1938年1月31日，正逢农历春节，时任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的卫立煌来给朱德拜年，丁玲让赵荣声赴八路军总部去采访卫立煌。
赵荣声和卫立煌都是安徽人，不过，当时他们彼此互不相识，然而不久后有所变化。原来采访结束后，赵荣声执笔写了一篇《西线上的一个盛会》，随即在《群众》周刊上刊出，这引起了卫立煌的注意。卫立煌向部下安徽同乡刘毓珩询问作者的情况，并感慨说：“为什么能干的青年都跑到八路军那边去了？”
他突发奇想，嘱咐刘想法把赵找来，让赵到自己的司令部当秘书。刘毓珩恰好与赵荣声相识，此前他曾任清华“救国会”主席，后来他奉命到国民党军队去做统战工作，此时他也明白卫的建议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于是，他写信邀请赵荣声到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来工作。赵荣声没有收到信。然而，碰巧的是赵荣声在临汾偶尔遇到了刘毓珩，但拒绝了邀请。
中共党组织很快就知道了这件事，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立即找赵荣声谈话，强调开展统战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劝说赵荣声接受这个邀请。接受了特殊任务后，赵荣声奉命到山西霍县（今霍州市） 的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报到，当了一名少校秘书。卫立煌十分高兴。此后，每逢战斗间隙，卫立煌便与赵荣声交谈。在赵荣声那里，卫立煌受到了许多思想上的影响。
卫立煌曾令赵荣声、刘毓珩等在西安成立“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战地工作团”。此后赵荣声又回到卫立煌身边。当时卫立煌所部与日军交战，卫的部队在韩侯岭遇挫，卫立煌打算把部队转移到中条山去，赵荣声却建议他走陕北这条路，顺路去延安参观，卫立煌同意了。
1938年4月17日，卫立煌的车队由延水关出发直奔延安，及至延安，延安老百姓敲锣打鼓来迎接他，卫立煌也高兴地会见了毛泽东等人。当时，毛泽东还设宴招待了卫立煌、郭寄峤等人。卫、郭又参观了抗大，卫立煌还特意去看了在山西前线受伤的林彪。
不久，卫立煌从赵荣声那里获知陕北急缺抗战物资，在回到西安的次日，便下令拨发给八路军步枪子弹100万发、手榴弹25万颗，以及180箱牛肉罐头。
赵荣声在卫立煌部活动，他的上级是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林伯渠。赵时常向林请示和汇报，林要求赵应经常做卫立煌的思想工作，宣传中共的抗日民主主张，并鼓励卫成为名垂青史的民族英雄。
卫立煌通过与赵的接触，感到赵荣声是了解自己的，两人能够说知心的话。如此时间长了，两人无话不说。有一次，卫立煌突然提出：“我参加共产党好吗？怎么参加呢？”赵荣声一时竟不知如何回答。卫立煌让他去延安找朱德，赵说还是去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问林伯渠吧。
林伯渠的指示是：“回去告诉卫立煌，好好做一个革命的国民党员，做一个真正实行孙中山革命主张的国民党员，这样对于中国革命的贡献比参加共产党更大一些。”
不久，赵荣声收到一封署名“胡服”的信，约他到河南渑池晤谈，赵荣声遂赶赴渑池八路军兵站，原来“胡服”就是刘少奇。
刘少奇直言赵荣声争取卫立煌有功有失，所谓“失”，是说：“你的胆子不小，想挖蒋介石的墙脚。你知道不知道，这样做不但对党没有好处，反而有危险。”最后，刘少奇指示赵荣声：“你只要能在卫立煌身边待下去就是成绩。有事我会派人来找你，你不需要知道我在哪里，不要到各地找党组织。”
果然，卫立煌“通共”被国民党特务发觉了。1938年底，迫于蒋介石的压力，卫立煌解散了第二战区工作团。1939年1月，卫已升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赵荣声继续跟随卫立煌，并被任命为洛阳长官部的机要室秘书。对此，卫立煌向赵解释说：“长期带你在身边，会引起别人闲话。现在让你到机要室，如果有什么事情，随时来找我。”
赵荣声在卫立煌身边活动，自然要以卫的亲信面目出现。1939年，他编写了《卫将军》一书，借以为卫立煌争做河南省主席造势，而“卫将军”这一历史典故，分明是指西汉大将卫青。卫立煌当上河南省主席之后，却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
当时国民党顽固派在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与新四军发生了摩擦，卫立煌两面为难，最后他还是将制造血案的祸首之一别廷芳教训了一顿。而此时的山西，由于阎锡山倒向顽固派，与共产党的摩擦反而闹得更大了。在赵荣声的影响下，卫立煌坚持团结抗日，严格约束军队，使卫部不介入摩擦。1940年4月，卫立煌和朱德再次会晤，双方签订了驻军防区的协议。说服郭寄峤和平解决兰州学潮问题抗战时期，国民党下令凡是国民党军队里的官兵须全部加入国民党，赵荣声遂请示组织，组织指示他便宜行事，即在被迫需要参加国民党的时候就参加。赵荣声加入国民党的介绍人，卫立煌指定为郭寄峤。
1941年5月，中条山战役失败后，卫立煌被撤掉河南省主席一职。此时顾及继续留在洛阳对卫没有好处，赵荣声便请假回到老望了闲居中的卫立煌。这年11月，卫立煌出任中国远征军司令，因这支部队有许多蒋介石心腹陈诚的人，为了避嫌，卫立煌没有带赵荣声。赵荣声回到燕京大学继续深造。
1946年秋，赵荣声大学毕业，听说卫立煌新婚不久且准备出洋，便到重庆看望卫立煌。见面之余，卫立煌让赵荣声谈谈对时局的看法，赵荣声对国内外形势作了详细的分析，认为卫立煌的个人前途须与国内的民主运动结合起来，虽不能公开表示支持，但也要对它示以同情，等等。临别之际，卫立煌嘱咐赵荣声留在上海、南京一带，因为他确信自己不久就会回来，会有许多事要赵去做。
1947年10月，国共内战进入关键时刻，蒋介石催促在国外的卫立煌回国，让他去接替陈诚所担任的国民党军在东北的主帅职务。迫于蒋的压力，卫立煌只得就任。此时，赵荣声已由安徽回到上海，他在南京时遇到了表兄张友鸾（《南京人报》报人），帮了几天忙，却遇到了叛徒袁晓轩。为了甩掉这个“尾巴”，赵又来到兰州，找到时任甘肃省主席的郭寄峤，郭安排他到西北日报社担任社长。
1949年，兰州解放前夕，兰州学生发动了旨在反对内战的学潮。当时郭寄峤拟武装弹压，幸亏赵荣声从中周旋，向郭寄峤力陈利害关系，终于和平解决，避免了一场流血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