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对部下很厚道不薄情 杀韩信只因他是外人
本文摘自《南都学坛》1998年01期 作者：夏增民 原题为：刘邦与其功臣集团关系析论
一
丰沛故人集团是籍贯在刘邦早年活动频繁、颇有影响的丰、沛、砀及其附近地区(大致在今鲁西南、皖东北、苏北地区)，并且与刘邦关系密切的一个人物群体。秦末，刘邦为泗水(在今江苏沛县东)亭长时，这个集团已经初具规模，在彼此的频繁交往中，逐渐形成了共同的利益关联和心理投合，这构成他们事业的基础，因此，在未起事前，它就作为一个以刘邦为中心、相互之间有归同趋向的帮派出现了。刘邦还是平民的时候，萧何即“数以吏事护高祖。高祖为亭长，常佑之”[1]。而且，刘邦触犯秦法，夏侯婴“坐高祖系岁余，掠笞数百，终以是脱高祖”[2]，主动为其开脱责任。丰沛故人集团是沛县起义的基本力量，当刘邦率领砀郡的部下兵临沛县城下时，其中一部分人与刘邦里应外合，夺取了沛县，他们与砀郡的人员一起初步构成了刘邦军事政治集团。刘邦部队反秦义军主力地位的奠定，主要是丰沛故人集团的功劳，他们以作战勇猛为刘邦集团树立了威信。《史记》在樊哙传中载其“先登”10次，“斩首”11次，“益爵”加官16次，就是这样的战功，使刘邦立足于众诸侯之中，获取了参与大政商讨的资历。
丰沛故人集团在反秦和楚汉战争中对整个刘邦军事集团起着凝聚作用，是刘邦集团势力的实力核心。在战争中，战事翻覆，胜负无常，但无论成败，丰沛故人集团始终跟随刘邦，维持着这支队伍的基本稳定。蒯成侯周绁，沛人，刘邦起事时以舍人从，“军乍利乍不利，终无离上之心”[3]。及彭城(今江苏徐州)之败，士卒多逃散，夏侯婴驾车载刘邦西走；曹参“围取雍丘。王武反于外黄，程处反于燕，往击尽破之”[4]；灌婴“从还，军于雍丘”，击败叛将魏公申徒，与曹参会师荥阳(今河南荥阳东北)；樊哙“还至荥阳，以将军守广武一岁”[5]，与主力成抵角之势，最后，丰沛故人集团争取韩信、张耳支持，初步稳定了局势。正是丰沛集团的这种凝聚力，使得刘邦集团散而复聚，屡败而弥坚。因此丰沛集团就成为刘邦号令天下的资本，使各诸侯不敢轻视和轻易叛离刘邦这股力量。刘邦与他们结成一个兴衰与共的稳固集体，在许多问题上保持同一步调，这时候，刘邦就成为集团的利益代表，集团成员在拥护刘邦的同时，也就维护了自己的切身利益。因此，他们毫不保留地支持刘邦，同时，刘邦也不得不顾及集团成员的愿望和要求，他们为这个集团的巩固、发展和壮大不遗余力。
由于这种在实际斗争生活中建立起来的关系，丰沛集团在刘邦心目中的地位是很高的。汉朝建立后，刘邦做了皇帝，丰沛集团也在政治上得到回报，位显一时。刘邦在开始时“所封萧曹故人所亲爱，而所诛者皆生平所仇怨”[6]，初置18侯中，刘邦起事的基地——丰沛砀地区的人员占了11个，而余下的几乎全部与这三角地带邻近。《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侯年表》中载147侯，籍贯在丰沛砀三地的51人，占了1/3强。朝中重臣更是如此。以三公为例，首任丞相为萧何，刘邦临终遗言，萧何死，曹参、王陵、陈平依次接替，而且从上表显示，直至孝文帝后元二年，担任丞相一职的仅陈平、张苍不属丰沛集团，但二人都是与丰沛集团关系较密的人物。太尉一职不常设，所任卢绾、周勃、灌婴全为丰沛集团成员。首任御史大夫为周苛，周苛死，其从弟周昌代，周昌迁赵王相，其属吏赵尧代，其后任敖、曹窋、张苍接任此职。周苛、周昌，沛人，曾为泗水卒史，是刘邦的老部下；任敖也是沛人，“少为狱吏……素善高祖”[7]；曹窋为曹参之子；赵尧籍贯不明，但其为周昌属吏，又经周昌推荐，关系不会很远。汉政权建立后，刘邦把战争中与丰沛集团唇齿相依的亲善关系移植到政权建设中，使其成为政权结构的主体，反映了刘邦对他们的依赖程度，而事实上，他们也的确履行了他们的职责。
但是，在紧密团结的背后，刘邦对丰沛集团也不时产生信任危机，主要集中在萧何和樊哙身上。楚汉战争中，刘邦在关东同项羽争夺，而萧何“守关中，侍太子，治栎阳，为法令约束……专属任何关中事”[8]，主持着大后方各方面的事务，拥有很大的权力，前线能否持久，一决于何，刘邦不能不对萧何有所疑虑，这是事之常情。而樊哙见疑则是刘邦病危时，受人诋毁所致。
刘邦对于丰沛集团的疑虑是没有必要的，丰沛集团始终保持着原先对刘邦的支持和忠心，这从前后各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到，而刘邦也没有扩大疑虑的范围和程度，萧何仅仅以多送子侄，多置田地就打消了刘邦的不安情绪。这种情况的产生是皇权巩固时期所必然出现的，它超越感情和主观意愿，从而带有一种规律性。事实上，刘邦最终还是将希望寄托在丰沛集团身上，他在临终前，确定了以丰沛故人集团为主的丞相名单，告诫丰沛集团成员，“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9]，提示他们警惕天下情势，防止有危害中央皇权的势力出现，共同维护汉政权的稳固。此时，刘邦的倚重倾向，依然是丰沛故人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