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功甫帖》真伪之争：文物真假谁说了算

事件：

新年伊始，随着上海博物馆3位研究员关于《功甫帖》为伪作的完整研究报告的发表，以及紧随其后收藏家刘益谦第三篇声明和苏富比拍卖行将于10日内给予回应的声明的公布，持续发酵的《功甫帖》真伪问题再度成为公众焦点。

回放：

2013年9月，刘益谦在纽约苏富比2013年秋季拍卖会上以822.9万美元(约5037万元人民币)竞得《功甫帖》。12月21日，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研究员单国霖、钟银兰、凌利中在《新民晚报》上发表文章，称其为清代“双钩填墨”的伪本，引起收藏界、拍卖界和媒体等广泛关注。12月末，苏富比通过官方微博发表声明，坚持《功甫帖》为苏轼真迹，刘益谦也发表第二篇声明，催促上博尽快公布完整的研究报告，并对上博提出几点质疑。

2014年1月1日，上博3位专家的两篇研究报告在《中国文物报》刊出，文章长达1.4万余字，并再次坚称《功甫帖》为伪作。翌日，刘益谦发表第三篇声明，对所谓“研究成果”以3位研究员的个人名义发表提出异议，并声称两篇文章观点不尽相同、内容相互矛盾。

专家点评

陈履生(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

《功甫帖》事件实际上是沉寂了一段时间的中国古代书画真伪问题稍高级别的街谈巷议。中国古代书画真伪鉴定是复杂的专业问题，在专业范围内进行各种形式的探讨均有必要，但通过大众传媒来导引，容易使人们陷入误区。如，上海博物馆研究员的行为并不代表上博立场，却被媒体误读为国有文博机构首次质疑私人藏品真伪。

鉴于中国古代书画真伪鉴定的复杂性，几年前曾有国外大拍卖公司建议停止拍卖中国古代书画。上世纪80年代初，在中央领导同志的支持下，代表国家利益和主流声音的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在北京成立，但随着谢稚柳、启功、徐邦达等小组成员年事已高或相继离世，很长时间以来，中国古代书画由谁来鉴定一直是一个疑问，而当下谁来鉴定书画鉴定家又是一个新的疑问。对此，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借鉴当年成立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的方法，建立一个国家权威的中国书画鉴定体系，培养专业的鉴定人才，以解决主流导向问题，而非任凭社会力量去左右中国古代书画真伪的鉴定，或者仅停留在上世纪的鉴定结果之上。

邵建武(人民日报高级编辑、艺术品投资顾问)：

对于《功甫帖》的真伪，学术界一直以来都有争论。专家们从不同方面和角度做了相关研究和鉴定，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和态度，但意见不统一。这次，意见公开了，冲突明朗了，是一件好事。在学术领域，争论高于一切。实物已经回国，所以，希望国家有关部门，比如由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组织全国有关专家“会诊”，然后投票，并记录在案，公之于世。对于文物界的历史公案，既不能草率行事，更不能听之任之。对于历史遗存问题，无论公私，大家都有责任。

一些事情是当务之急，比如，对于民间收藏的中国文物尤其是重点文物，应进行真假的甄别及品级的评判，并建立一个开放性的资料库。国家有关部门、相关研究机构、教学机构及市场专业人士都应做出相应努力，做好相关资料整理和研究工作。

这些年，中国文物拍卖创造了许多神话，多项拍品进入“亿元俱乐部”，但很多人交了学费却得到一堆赝品。正常的学术氛围没有形成，由此而使得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学术界与收藏界的矛盾、民间收藏机构和国有收藏机构之间的矛盾逐步尖锐起来。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各方平心静气，共同努力。希望此次事件能有一个良性的结局，且成为一个良好的开端。

甘学军(北京华辰拍卖有限公司总经理)：

真伪探讨是收藏界永恒的话题，无论中国古代、近代、当代书画，都有真假问题。我认为，《功甫帖》事件有些小题大做。其回流本身就很有意义，供展示、收藏，真假均有借鉴意义。对于学术和市场来讲，它都是很好的样本和研究对象。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它的真假已不重要，重要的是通过收藏，使中国传统文化得以保留和传承。

我们应当鼓励民间资本对于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情。而博物馆研究人员对市场收藏的作品做出学术探讨和评判，也是无可厚非的，若不发声才是对公共学术资源的浪费和搁置，但博物馆与市场的行为方式应有所不同。当然，藏家和拍卖机构对这种学术探讨也应该密切关注，但不必太过情绪化。

相信这件事情只是一个个案，不会对整个收藏市场产生太大影响，也不会打击藏家对中国书画艺术品的收藏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