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诞辰100周年 加缪作品重新出版(图)
加缪漫画像。
加缪作品《局外人》书影
法国存在主义文学领军人物、1957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尔贝·加缪
2013年11月7日是加缪诞辰100周年纪念日，而距离他去世也已经53年了。一段时间来，包括法国在内的各地都在举办活动纪念加缪。难得的是，国内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译林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等出版机构也重新出版加缪的各类作品。加缪和他的《局外人》中那些困扰现代人的障碍，以及对现实所呈现的荒诞无能为力的状态，非常贴近国人“每天刷微博看到诡异的社会新闻时的心理状态”。
其实，加缪在世的时候由于是一个在贫穷、普通的家庭里长大的孩子，始终与文学沙龙、文学名人、荣誉、勋章保持距离，因而常被痛恨他的人贬低，孤独之时他对一个知己说：“但愿他们了解真正的我。”
法国存在主义文学领军人物、1957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尔贝·加缪曾说：“在我看来，没有什么比死在路上更蠢的了。”命运之神却开了个玩笑，偏偏让他死于车祸。在1960年1月4日，他坐在朋友米歇尔·伽里马的汽车上，由于下雨路滑，汽车撞在了路边的树上，加缪被抛向后窗，脑袋穿过玻璃，颅骨破裂，脖子折断，当场死亡。听到儿子车祸去世的消息，加缪的母亲卡特琳娜悲叹道：“太年轻了！（他当时只有47岁）”，而当时他罹难的消息更是迅速传遍了整个世界……
加缪作品：
荒谬和反抗参半
1957年12月17日，瑞典文学院将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加缪，因为他“作为一个艺术家和道德家，通过一个存在主义者对世界荒诞性的透视，形象地体现了现代人的道德良知，戏剧性地表现了自由、正义和死亡等有关人类存在的最基本的问题”。
加缪曾是法兰西历史上最年轻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他的作品呈现出荒谬与反抗两大类。加缪把《西西弗斯神话》、《局外人》、《卡利古拉》称作三部“荒诞”，《鼠疫》、《反抗者》、《卡利阿也夫》归为“反抗”一类。最初把《错误》列入“反抗”系列，后来又把它列入“荒诞”系列。加缪对荒谬与反抗的思考与认识不仅是这些作品的主题，同时也贯穿了几乎他所有的创作和行动，在加缪身上，体现出“一个人，一个行动和一部作品的奇妙结合”（萨特语）。
以《局外人》为例，其虽说只是一部篇幅不长的中篇小说，但作品的内容几乎全部围绕一桩命案及其法律过程展开。除了对荒诞现实的深刻揭示外，也毫不掩饰地彰显了均衡思想。小说的主人公莫尔索给人的直观感觉就是太真实了，真实得让周围的人、让社会难以接受。从小说开头提及的莫尔索对母亲的死表现的一副漠然态度，到最后他被判死刑后对生命的渴望，小说深深地流露了面对荒诞世界，加缪渴望在生与死之间找到一个均衡点的思想。
如果说小说《局外人》是以文学的形式对荒谬进行形象的描绘，那么《西西弗斯神话》则是用哲学语言对荒谬进行系统的论证。《西西弗斯神话》被人称作是存在主义的封篇之作，它以优美如诗的语言，提出了与人的生命息息相关的一个个命题。加缪曾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中说他“不信神”，但他仍然崇拜一个“圣徒”，仍然要跪在一个圣徒面前祈祷———这个“圣徒”就是加缪笔下的西西弗斯。
实际上，加缪作品中的“荒诞”是一个起点，“反抗”是一种目的，“均衡思想”是归宿。他希望用古希腊地中海精神拯救迷失方向的社会“正义”，用柏拉图的节制、亚里士多德的中道将反抗限制在一定限度内。
作为戏剧家
与戏剧理论家的加缪
在短暂的生命历程中，加缪的写作跨越戏剧、小说、散文、政论等各类文体，不仅着力于揭示日常生活中的荒诞性，而且在关注现实时强调一种“反抗”的思想姿态，从而在严峻的时代显得卓尔不群，不愧于一个“存在主义思想家”的称号。在以往的相关评论中，评论者或关注曾留下《局外人》、《鼠疫》等著名作品的小说家加缪，或关注曾写作《西西弗斯神话》、《反抗者》等哲学随笔的散文家加缪，而常常忽略了作为戏剧家与戏剧理论家的加缪的贡献。
还在阿尔及尔大学读书期间，加缪就以戏剧形式开始了自己的文学创作与社会活动。1935年，他和朋友一起创建“劳工剧团”，征得作者马尔罗同意后，将其小说《轻蔑的时代》改编成剧本，亲自执导并担任角色，在海滨浴场演出。初演的巨大成功不仅在阿尔及尔这块戏剧沙漠上营造了第一块绿洲，而且极大地鼓励了加缪改编戏剧的热情。
不久，他又陆续改编并搬演了高尔基的《底层》、本·琼森的《沉默的女人》、埃斯库罗斯的《被缚的普罗米休斯》、马基雅弗利的《曼陀罗花》、巴尔扎克的《伏脱冷》等作品。除此之外，终其一生，加缪改编过的剧作还有《闹鬼》(1953)、《信奉十字架》(1953)、《医院风波》(1955)、《修女安魂曲》(1956)、《奥尔梅多骑士》(1957)、《群魔》(1959)等。而在戏剧创作领域，虽然一般将早期四幕剧《阿斯图里亚斯起义》(1936)看成是加缪的开端性作品，但严格地说，这只是一部集体创作的戏剧，是他和朋友们共同编写而成的。实际上，戏剧家加缪的完全意义上的创作只有四部，即《卡利古拉》(1944)、《误会》(1944)、《戒严》(1948)与《正义者》(1950)等。当人们从人的生存处境出发审视现代艺术时，尤其是当人们将现代悲剧判定为“元戏剧”时，理所当然地应该对加缪心存一份恒久的敬意。
作为一个富于悲情气质的现代作家，加缪不仅在自己的戏剧创作中，而且在关于悲剧未来的理论思考中，都在不遗余力地建构一种现代悲剧美学。这一思考的独特意义在于，以作家的艺术创作与生活经验为源，为贫乏时代的生命个体提供了一份美的见证。
加缪和萨特：
既有争论，也有“调情”
加缪与萨特的决裂是文坛长久以来的话题之一。二人相识于1943年6月，并立即成为知己，但后来二人渐行渐远。
1951年6月，加缪的长篇随笔《反抗者》出版，遭到了左派知识分子阵营的攻击。1952年2月的一天，加缪在街上遇到了萨特，两个老朋友在一起喝了一杯。萨特为难地告诉加缪，他主编的《现代》杂志可能会发表一些评论《反抗者》的文章，但不会站在他那一边。这年5月，《现代》杂志刊登了一篇弗朗西斯·让松的长文《阿尔贝·加缪或反抗的灵魂》，对加缪的反抗主题进行了攻击。让松说加缪通篇表达了一种“含混的人道主义，而这不过是无政府主义的翻版”，他是在把历史道德化，是一个“本质先于存在”的人。让松最后的结论是：“《反抗者》是一部伟大的失败之作。”加缪迅速进行了回击，并直接向“主编先生”喊话，说自己已厌倦了“那些与这个时代的一切进行战斗的老战士”，因为这些人在摆放自己的座位时“总是顺应历史的方向”……于是，文学历史挽留了这两人之间最终的“不和谐”。那场争论之后，两人友谊迅速打结，从此不再来往。直到1960年，加缪突遇车祸而去世。
其实，萨特和加缪经常会争吵的面红耳赤，但这丝毫不影响两个小伙伴的“调情”。萨特在加缪去世的第二天，出版了60本样册，其中有一本样册中夹了一封没有注明日期的信，信中加缪写道：“亲爱的萨特，我非常感谢你给我寄来的钱。
我也希望你和你的海狸能多出好作品。嗯，由于我们和我们的朋友做了一些糟糕的事，糟糕到我都无法入眠。你回来的时候告诉我一声，我邀请你来和我一起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友谊长存。加缪。”
萨特则在给加缪的“吊唁词”中说：“他和我之间发生过争执：争执，这并没有什么———即使我们再也不见面———而这恰恰是我们在这个狭小世界里互不忘却、共同生活的另一种方式。这并不妨碍我经常想到他，在他阅读过的书报的篇页里感到他的目光，并且自言自语说：‘他会怎么说呢？他此刻在怎么说呢？’”
留心的读者会发现，这些或许根本就不是“两个敌人”之间的对话。（文/本刊特约撰稿 潘启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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