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卫计委决定取消特需医疗服务引争议

原标题：北京卫计委决定取消特需医疗服务引争议

为了最终换来医疗体制的健康，北京市卫计委决定对公立医院做个大“手术”，摘除特需医疗这颗“肿瘤”。

尽管“手术”的具体时间还未确定，消息刚一发布，各路观点的交锋便足以让人感受到“手术”的风险和难度。

事实上，经历17个年头的生长，这颗“肿瘤”已经在宿主的心脏边上安了家。

“人们对于特需医疗服务有需求，并且公立医院在这方面有资源优势，为什么要将这些优势服务让给民营医疗机构去做？”北京市朝阳医院院长陈勇在面对媒体时发出质问。

“公立医院有国家的财政投入，就应该按照公立的原则办事。”中国社科院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朱恒鹏的观点针锋相对，“与民营医院相比，公立医院占有众多资源还要争夺高端医疗的市场，这种竞争打从一开始就不公平。”

有专家分析，留给特需的时间差不多还有3至5年，而当下，这颗“肿瘤”到底该不该被切除，怎样做才能在去除病灶的同时不伤及公立医院的机体，是它留给社会的一个难题。

在北京的一些公立医院里，想要得到一张特需病床，即使是有钱人也要费些脑筋

在经济条件仅够蜗居普通病房的患者家属小张眼里，公立医院的特需医疗就像是对贫穷的一种嘲弄。

因为经常需要陪着怀孕的妻子产检，小张曾经对特需医疗部的患者“在护士陪同下理直气壮插队”的行为感到气愤，而如今却已经见怪不怪了。“谁让我们出不起钱呢。”他自嘲道。

“想在中国看病？先富起来再说吧。”感慨于中国公立医院的特需服务带给富人们的便利，美国一家媒体这样评论。

曾有媒体描述中国大城市公立医院的现状是：花数十倍于普通挂号价格的费用，就可以挂特需门诊，从而免去彻夜排队的辛苦，更为便捷地得到顶级专家的诊治；而支付4到5倍于普通病房的价钱换来的一张特需病床，其背后所包含的意义，还可能包括：专家一对一的服务，护士更为细致的照顾，以及做检查时得以插队优先的特权。

更有甚者，据媒体报道，今年5月，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竟然在手术室门口设立了茶座，将原本就人满为患的公共走廊一分为二。那些焦灼等待亲人从手术室出来的病患家属，只能“更为紧密地”挤在一起，任由走廊的另一半空空荡荡。

事实上，美国媒体只说对了一半。在北京的一些公立医院里，想要得到一张特需病床，即使是有钱人也要费些脑筋。

“现在的有钱人太多了。不动用些私人关系，举着钱都不一定住得进来。”一位借助私人关系帮妻子成功入住特需病房的男士感慨道。

按照我国2009年新医改方案的要求：公立医院提供特需医疗的病床数不能超过医院总病床数的5%～10%。

心血管内科专家周乐今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他若干年前在云南省人民医院工作的时候，来特需医疗就诊的多数患者来自医院的利益相关单位。

“公立医院应该是公正、公平的。”周乐今加重了语气，“把最好的专家资源集中在特需，老百姓却难以企及，这显然背离了公立医院的宗旨。”

在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妇产科医生龚晓明看来，公立医院特需医疗现状确实有点儿“不伦不类”。在他所在的医院，特需病床虽然不足总病床数的10%，但其收入却差不多占到总收入的60%。

“看病的人依然多，对患者来说体现不出服务的改善；价格虽然高，对医生来说诊费却依然低于市场行情。”这位曾经的协和医院妇产科医生这样评价。

在“从来没有空床位”的北京协和医院，其官网显示：在该院总计1855张床位中，急诊科床位占36张，儿科占40张，而特需病房占149张，是前者总和的近两倍。

据最初参与过公立医院开展特需医疗前期调研的现北京医师协会秘书长许朔介绍，特需服务的雏形是为了顺应中国“入世”而在外宾门诊基础上改良的产物。命名时，卫生局的意见是称之为“特需医疗”，而医院却称之为“国际医疗部”，就是因为觉得很难作出精准的定义。

时至今日，在定义和边界都模糊不清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特需医疗，给人的印象就是多花钱，甚至连一些医生都无法对其进行准确界定。

一名广东省级三甲医院的医生略显迟疑地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我们这儿有一个装修得像星级宾馆一样的医学中心，护士不仅受过专业的医护训练，还曾在五星级的酒店接受过培训，会全程引导、陪伴患者到不同的地点就诊、检查。不知道这算特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