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匠人现状：看不到手艺人 逐渐被人遗忘
申氏宗祠
申赋渔
在作家申赋渔的记忆里，故乡申村这个苏北的普通村庄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地方，瓦匠、篾匠、修锅匠、扎灯匠……身怀各种手艺的匠人们构成了乡村社会重要而鲜活的元素，使得“人与人的距离很近”。
“今天的农村已经看不到手艺人的身影，他们已经逐渐被人们遗忘。”8月的一天，再次回到故乡的作家感慨，“他们是从古至今代代延续的一环，而今，这个环断了，我的故乡也就真正没有了。”他觉得，这些背离时代远去的手艺人的故事，就是故乡的记忆。
在作家申赋渔的的记忆中，故乡申村这个苏北的普通村庄曾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地方，瓦匠、篾匠、修锅匠、扎灯匠……身怀各种手艺的匠人们构成了乡村社会重要而鲜活的元素，使得“人与人的距离很近”。
祖父申同守是他笔下记录的第一位匠人。祖父生于1911年，在世的时候，以手艺精湛而声名远播，前来请他做木匠活儿的人遍布方圆百里。
更为传奇的是，祖父有一把能够“通灵”的大锯，据父辈们讲，有时半夜里，大锯会自己发出”铮“的一声巨响，仿佛锯条要崩断了一般。这个时候，家里人便赶紧起床准备，第二天一早，定会有人上门，请祖父去做寿材。
祖父1993年去世，而今，这个传奇的故事随着祖父的故去而渐渐被岁月尘封，大锯的锯条也早已锈迹斑斑。
“今天的农村已经看不到手艺人的身影。和祖父一样，这些匠人也已经逐渐被人们遗忘。”8月的一天，再次回到故乡的作家感慨，“他们是从古至今代代延续的一环，而今，这个环断了，我的故乡也就真正没有了。”
5年前，申赋渔开始着手写作一本记录故乡的书，并最终将其取名为《匠人》，他觉得，这些背离时代远去的手艺人们的故事，就是故乡的记忆。
农村的匠人存在等级，手艺最好的，人们直接用工匠名称呼
申村百分之九十的人家都姓申，历史可以追溯到明朝初年。族谱记载，申村的第一代申良三是从苏州阊门迁到这里。1970年出生的申赋渔已经是第十七代子孙，那时，这个村庄是拥有上万人的大村。
人多田少，村民们便想尽法子学一门手艺，学手艺不光靠勤奋，更需要天资聪慧，因此，能真正成为手艺人的只是少数，在村子里很受尊重。
申赋渔的祖父申同守在世的时候，村里人几乎从来不叫他的名字，而直接称呼他 “木匠”。“用工匠的类别来称呼手艺人，是对手艺人的尊称。”申赋渔说。
农村的匠人存在等级，手艺最好的，人们直接用工匠名称呼，次之的，则在工匠名前加上对方的名字，或者在前面加上个“二”，再往下的则算不上匠人，只能作为打下手的伙计，被人直呼其名。
祖父原本用不着做木匠，他家里经营一个很大的米行，改变他家族命运的是村里的秤匠。1911年，祖父出生没几个月，秤匠一把火，烧了申同守家的米行。
顾名思义，秤匠的工作就是制秤，古人将秤叫作“权衡”，需要匠人仔细而公允，秤匠制秤总是从春分这天开始，因为春分日夜均分，象征公平。
秤匠与祖父家并无深仇大恨，只是那一年没了皇帝，时局动荡，秤匠觉得什么都不如土地牢靠，想要买地，却被祖父的伯父抢了先，继而怀恨在心。
纵火的事情很快便败露了，秤匠觉得无脸见人，每天神思恍惚，家里人的状态也愈发萎靡，特别是他的二儿子五寿，越长大越显现出一脸呆相。
秤匠请了道士来化解，道士给他相了面之后连连摇头，说他是天上地煞星的账房先生转世，因贪图钱财被罚下人间，却仍不知悔改，伤了阴德。
“你家会出三代的呆子，五寿是第一个。”道士预言。
秤匠想尽办法破解，他请道士作法，对不肯嫁女儿给傻儿子的娃娃亲家以死相逼，随着时间的流逝，道士的预言却还是慢慢成真了。
除了儿子五寿，秤匠的孙子、重孙里面各有一个呆子，到了第四代人反而都正常了。这故事听上去很玄，但是村里的老人们都是这样口口相传。
也是因为秤匠，申赋渔的祖父吃了不少苦。18岁时，家里人为了他将来能有个谋生的手艺，给他签下了拜师状，送他去村里的木匠家做学徒。祖父的师傅是个脾气暴躁的人，对学徒动辄打骂，还曾经把斧头直接扔到祖父的头上，砸得鲜血直流。
这位暴躁师傅送给祖父最具价值的东西并非木匠的手艺，而是那把传奇的大锯。申同守出师后依靠自己的努力自立门户，没日没夜地干活儿，成为十里八村最好的木匠，很受人尊重。
秤匠家的最后一个呆子叫五头，几年前申赋渔回申村过年，还在河边遇到他，此时他已经四十多岁了，穿着崭新的棉袄，手里捏了根没有点着的香烟朝着申赋渔笑：“呵呵，过年。” 申赋渔也朝他点点头。仿佛是一百多年后，两个家族的某种和解。
秤匠家的第四代已经搬到了县城，这个在GPS上无法定位的村庄也在2008年与旁边的东临村合并，改名为东申村。
申赋渔曾在书里这样介绍申村的位置：长江流到苏北高港的时候，拐了一个大弯。从这个湾向东伸出一条小河，沿河长着一排很老的银杏树。银杏树领着人们向东20多公里，便到了长着更多银杏树的申村。
记忆中的故乡坐标明确，而今，驾车从南京出发回申村的路上，这个中年作家却几度在公路岔口减速、犹疑，找不到方向。
一个午后，剃头匠的剃刀在经过了对方的嘴唇和下巴之后，悄无声息地割断了日军中队长的喉咙
在申村，真正意义上的匠人都是和祖父同辈的老人，很多申赋渔小时候见过，对这些人的故事，也并不感到陌生，童年的夏夜里，它们就散落在院门口纳凉老人们的蒲扇之间。
在老人们口中，有的匠人身上带着侠胆，比如村里的剃头匠。剃头匠比申赋渔祖父小两岁，每个月都要夹着一个细长的桃木盒子在整个申村走一圈，盒子里装的是各种剃头的家什和一面叠得方正的布单，挨家挨户地给人剃头、刮脸，不收费。
村里人对剃头匠格外尊敬，不仅仅因为他的手艺好、人仗义。
剃头匠原本是申村北边的千佛寺帮僧人剃头的，日本鬼子来了以后，把僧人们赶去做杂工，却把剃头匠留下来，给日军的小队长、中队长刮脸。
摸准了中队长刮完脸要午睡、不能有人打扰的习惯，一个午后，剃头匠的剃刀在经过了对方的嘴唇和下巴之后，悄无声息地割断了中队长的喉咙。据说剃头匠离开日本人驻地的时候很淡定，临走前，还弯腰向门口的士兵借了个火儿。
与剃头匠身上的侠胆相比，有些匠人却带着事与愿违的宿命，比如修锅匠。修锅匠一副细瘦的样子，曾有算命的在他出生前预言他将来是“封侯”的命，他的父亲很高兴地给他起名为“侯官”，但阴阳先生事后担心泄露天机遭报应，暗地里破了修锅匠家的风水。
修锅匠长到28岁读书也没读出个名堂，只好去学修锅的手艺。村里人因此经常嘲笑他，说他一副瘦猴儿样，该改名叫“猴官”。
申赋渔小时候却很喜欢跟着修锅匠，看他用小坩埚熔化牙膏皮和铁片，再用一把长钳夹着小勺，舀了铁水，飞快地倒在铁锅的裂缝上，觉得很有意思。
“人总是对小时候听过的故事印象深刻。有些人的故事，当时听一下就过去了，人过中年之后再回想起来，方才体会到个中滋味。”站在申村的祠堂里，望着整整三面墙的申氏族谱，申赋渔说。他曾经想写一部族史般浩大的《百年乡村》，却最终选择了去记录一个一个匠人。
“这些匠人是用自己的一生讲一个故事。”作家感慨，“故事里却包含了乡土社会的人情、恩怨和时代赋予的宿命感。”
2010年春节，申赋渔陪着父亲坐在申村宅子的堂屋里守岁，伴着低低的电视声，父亲无意间讲起了自己的朋友，村里的教书匠鸣久家的事情。
教书匠已经算不上匠人，但他的父亲却是村里最好的裁缝，当地人称之为裁衣。裁衣家与村里的曹铁匠家因为祖坟的风水纠纷不睦已久，1945年根据地整风运动的时候，裁衣被铁匠告发曾经“试图勾结国民党反动派报复共产党”，在乡里的东岳庙门口被枪毙。那个时候，鸣久才只有13个月大。
鸣久是父亲最要好的朋友，但申赋渔对他的印象并不深，只记得他身材瘦削挺拔，头发修剪得很好，不似一般庄稼汉那样理着半秃的平头。申赋渔曾听父亲讲起，鸣久性格沉静，因为父亲裁衣的缘故，小时候经常被村里的孩子欺负。他酷爱读书，一辈子只想做学问，却因为出身在求学的路上屡屡碰壁，最后成了附近县城里的一名代课老师，到死未能转正。
这个悲伤的故事并没有讲完，它还有另外一面。
因为举报裁衣 “试图勾结国民党反动派报复共产党”，申村人一度和曹铁匠断了来往，还在他走过的时候指着他的脊梁唾骂。
铁匠年轻时人高马大，虽然入行晚，却只用一年便习得铁匠手艺，生意做得还算不错。可他偏偏是个多事的人，1944年夏天，为了当村干部，他懵懵懂懂地加入共产党，1946年，国民党的还乡团控制了申村，害怕被枪毙，他又跑去县城向国民党自首。
“立场”的摇摆不定给他日后动荡潦倒的生活埋下了伏笔。听说回申村还是可能被还乡团枪毙，他留在县城靠装乞丐度日，两年后，原本高大粗壮的一个人如丧家之犬般形容枯槁。他的妻子因为担惊受怕，日夜以泪洗面，哭瞎了双眼。几个孩子因为恶劣的家境和生活的负担，一个个身体虚弱。
建国以后，作为“共产党的叛徒”，他再也当不成干部，运气也变得格外差。先是大年三十家里意外失火，烧掉了靠打铁好不容易挣回的一点儿积蓄；接着在扬州河道上做工的大儿子又得了急病去世。
为了支撑风雨飘摇的家，铁匠在打铁之余开始养鸡，没有足够的粮食喂鸡，二儿子红荣只好偷集体的玉米，被发现后，被人绑在村支书家门口的槐树上，连吓带打。
红荣的姐姐看不过去，一边骂一边帮红荣解绳子，被村支书两巴掌打倒在地，铁匠气得大喊：这还得了，在毛主席领导的新社会，还屈打成招吗？话音未落，被人反手绑了吊在树杈上，末了还被罚了50斤粮食。
这件事让红荣的姐姐一病不起，一年之后便死了，1960年的秋天，铁匠的妻子也在饥饿中死去。不久之后的“文革”却并未给铁匠带来什么冲击，造反派都觉得斗他这样的人十分无味。
铁匠最终于1985年死于食道癌晚期。红荣和弟弟将父亲偷偷埋在自家屋后。三天之后，被村干部发现报告给乡民政科。一场大雨后，民政科当时的马科长来到曹家，对红荣说：你们罚点儿款，放一场电影宣传一下火葬的重要性，就算了。如果不罚，就把人扒出来烧掉。
此时的曹家房子还在漏雨，穷得拿不出一分钱，年过半百的他和弟弟只能哭着跪下，苦苦哀求村干部，最后眼看着父亲的遗体被人挖出，抬到拖拉机上拉走。
这件事是红荣一生中最为沉重的打击，他为自己的不孝和无用惭愧，有很长一段时间，他看到村里人的时候都低着头不说话。半年后，他的弟弟在沉郁中死去，弟媳带着女儿回了娘家，家里只剩下他一个人。
红荣今年已经81岁，年轻时因为家境贫困错过了娶亲，孤零零的一个人住在申赋渔家旁边的一处旧瓦房里，养三只羊和一条小土狗作伴。
老年的红荣讲起从前的苦难并不避讳，据村里人说，红荣后来靠种地和捡破烂，自己存了七八万块钱，亲戚们有任何红白喜事，他都会送一个大份子，这让他重新赢得了村里人的敬重。
从申氏宗祠出来的这个下午，红荣是申赋渔在申村安静的乡间小路上碰到的第一个人，他挽着裤脚，穿一件印着广告的T恤衫，个子矮小得像个孩子。
“大渔儿回来啦！吃饭了吗？”老人微笑着询问，他正准备去屋后，砍了剩下的玉米茎秆儿当柴禾。
作家和他拉了几句家常，叫他当心身体，红荣说：“人老了总会有点儿麻烦，我没得癌症，就还能活下去。”脸上依旧带着和煦的笑容。
土地公雕完后，祖父和雕匠都发现，土地公公的样子更像雕匠自己
申赋渔停靠在路边的汽车把乡间狭窄的水泥路占去了一大半，一个骑电动车经过的中年妇女忍不住皱着眉头，嘴里发出不满的嘀咕。她和申赋渔是同辈人，却已经互不认识，这在过去，是不大可能的。
“老一辈的人去世了，年轻人大多出去闯荡，即便回到村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是陌生疏远的，乡村的氛围越来越像城市。”他说。
但昔日的乡村却直接、新鲜，“人们以情相待，用心相处，带着手心的温暖”。
剃头匠和豆腐匠替村里人干活儿从来不收工钱，但申村人自有回报的方式。每到春节，家家户户会给剃头匠送去鸡鸭鱼米，而豆腐匠则被挨家挨户地请去吃宴席，坐在上座。
在那个人情关系稠密而复杂的年代，人们的爱情也显得深沉而隐忍。
申赋渔记得祖母活着的时候，从未见过祖父温柔地待她，两个人却把日子过得很红火。1979年祖母去世的那一天，祖父一直抱着祖母的脚焐着，直到祖母停止呼吸，双脚变得冰冷也不松开。祖母走后，祖父捡起荒废了几十年的木匠手艺，此时的祖父胳膊已经难以抬动，手也有些发抖，却硬是花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为祖母精雕细刻了一个放在牌位外面的木套。
祖父对祖母的感情在祖母去世后才显现出来，而祖父最好的朋友雕匠，却把自己对纸扎匠家寡妇的感情藏了一辈子。
雕匠生前住在申村东汕河边的土地庙里。他手很巧，土地庙里的土地公和土地娘娘全部出自他的手，眉毛发丝，纤毫毕现。
申赋渔记得，雕匠爷爷是一个神情严肃的人，这或许和他去朝鲜打过仗有关。他喜欢的寡妇芹秀原本是同乡人井水的相好，井水是村里弹棉花的，又同他一起在朝鲜打仗，跟他讲了许多关于芹秀的故事。
“你这狗日的，跟我一样，都会死在这里。”井水总要在故事的末了加上这样一句，这或许是井水愿意给雕匠讲这些故事的原因。
井水在上甘岭战役的时候惨烈地死去，雕匠却因为头一天晚上被班长井水派去背伤员而活了下来，他觉得是井水救了自己的命。回到了申村，雕匠开始接替井水照顾芹秀。
除了和祖父深谈过一次，雕匠没有对任何人流露过对芹秀的感情，即便是在芹秀家里，两个人说话也是当着芹秀的公公扎纸匠的面，他不敢直视芹秀，说话时眼睛永远盯着贴在墙上的毛主席。
雕匠把所有的退伍金都花在芹秀身上，隔三差五去给纸扎匠家送吃穿用度，自己却穷得在夏天也披一件军大衣，祖父曾发现：掀开军大衣，雕匠里面只穿着一条破洞的短裤。
发现他已穷得一无所有，纸扎匠断绝了他和芹秀的来往，没过多久，芹秀得急病死了，因为芹秀和井水之间的关系，纸扎匠不肯把骨灰留在家里，直接就撒在了村子北边的东汕河。
雕匠是从那以后开始雕刻的土地公和土地婆婆，木料还是申赋渔祖父送给他的珍贵柞木。最先雕好的是土地婆婆，祖父看了说：看起来眼熟啊。雕匠请求祖父不要讲出去，“上了漆就看不出来了”。
他告诉祖父，土地公的脸准备雕成井水的样子，用这种方式“为两个人寻一个去处”。但土地公雕完后，祖父和雕匠都发现，土地公公的样子更像雕匠自己。
土地庙在2012年雕匠去世以后被拆掉了，那块土地也承包给了别人建鱼塘。两尊土地神像被申赋渔的伯父捧回了家。
伯父和伯母分别在去年和今年去世，短短数月，杂草已经开始侵占这个不大的院落。
申赋渔试图打开伯父家堂屋紧锁的木门，失败了。透过门缝，却能一眼看到放置在正对面供桌上的那两尊土地像，低垂着眼睑，带着若有似无的笑意。
每隔几年回来，荒废的老屋就增添几个，修锅匠、篾匠、豆腐匠家的房子都在其中
从伯父家走出来，作家带着些许伤感。他指着伯父房子旁边的一条路说：“1988年的时候，我背着一个军用挎包，里面装着几样木匠工具，第一次离家出去打工，从这里经过时，伯父就站在那里。”
现在，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目之所及却是伯父伯母并排的两座坟茔。
和许多离开土地外出打工的年轻人一样，当时的申赋渔对未来很迷茫，离开申村更像是一种逃离，“逃”这个动作是他年少时所不齿的，正因如此，他才在十几岁的时候疏远了自己的外公扎灯匠。
扎灯匠住在离村子有二十里地的村外，周围没有别的房子。外祖父很慈爱，即便是申赋渔和弟弟吃光了带来拜年的桃酥，他也不会生气，还常常送给他们自己扎的兔儿灯玩。
外祖父的巧手一直是申赋渔引以为豪的，他制作过一盏“十面埋伏”的八角走马灯，梨花木的框架雕着各式兵器，里面还有几个骑马的小人，其中一个黑白花脸的是项羽，点起蜡烛，灯里面的人儿转起来，看上去好像无数的兵马在追赶着项羽。这是外公的杰作，庙会的时候挂到附近东岳庙的神像前，十分耀眼。
扎灯扎了四十年，一切都好好的，外公却突然放下手艺不干了，做起了“拉瞎子”的行当。“拉瞎子”就是领着一个算命瞎子在村子里到处走，敲着铜锣找人算命。
那时申赋渔已经上小学，每当外公和瞎子在村里经过，同学们都会起哄，这让他非常恼火。上了高中以后，外祖父在他心里的地位更是一落千丈，那个时候，他方才知道，外祖父原来是新四军的逃兵。
外祖父参加过黄桥战役，仗打了三天，虽然胜利却死伤惨重。外祖父被战场的残酷吓破了胆，黄桥决战胜利的第二天，就扔了枪，从营地逃跑了。
据说，外公刚一跑出营地就被哨兵发现了，那个哨兵是他一个班的战友，举着枪的手最终放下了，外公才得以逃脱。正因如此，扎灯匠不敢住在村子里。
“一个逃兵，不用说拉瞎子，再稀奇古怪的事情也做得出。”申赋渔不想再见到外祖父，而外祖父也再没带瞎子来申村，或许也知道家人觉得他丢人。
外祖父病重的时候，申赋渔还在外地打工。等他回来，外祖父已经去世了，听母亲说，外公卧病在床的时候，除了家里人，瞎子也每天陪在外祖父身边。
“那个瞎子，跟他是战友。”母亲说，瞎子也当过新四军，眼睛是后来打仗的时候炸瞎的，他曾经是站岗的哨兵，是他放了外祖父。
外祖父去世的时候81岁，拉了瞎子16年。瞎子送走外祖父后再也不出去算命了。“我就在家，等死。”他说。
就在外祖父去世的这年冬天，瞎子也死了。
《匠人》写完后，父亲成了申赋渔的第一位读者，看过之后，老人带着欣慰的语气连连说：“好，好，这样就丢不掉了！”
父亲曾经流露过自己的担心：或许自己有生之年，会亲眼看到申村的消失，在这片土地上，一切就像从未发生过一样。
“书里记录的故事不过是五六十年前的事，现在读起来却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申赋渔感慨，“写书时那些不复存在的匠人们的脸，一次次把我拉回到那个已经消失了的年代，而村庄的凋零却是加速度的。”
2001年，逃离故乡十多年之久的作家，在谷雨时节带着刚一岁的女儿重返申村。那个时候，他已经感受到了故乡正在走向凋零。
那次回乡，他第一次看到一座大门紧锁的坍塌屋子，是芹秀的公公纸扎匠的家。从那以后，每隔几年回来，荒废的老屋就增添几个，修锅匠、篾匠、豆腐匠家的房子都在其中。
“这些匠人和他们形成的人与人的关系是一种乡村文化。如今，这种文化被打破，申村和当下中国随处可见的其他农村一样，没有了性格和生气。” 申赋渔说。
午后的申村显现出一种故作坚强的疲态，这里随处可见被拔高了的砖瓦房—屋顶依旧是传统的飞檐，房子的主体却有三层—却人迹寥寥，毫无生气，连玩耍的孩子都见不到一个。
雕匠生活过的东汕河边，工业的进驻开始覆盖曾经的诗情画意，一排排钢筋水泥的厂房建了起来，触手逐渐伸向这个百年村庄的腹地。
作家略带伤感地带记者在村子里四处走着，为记者指明那些已经人去楼空的匠人们的老宅。修锅匠的房子已经半截埋在地下，豆腐匠家的杂草有一人多高，篾匠家外的竹林早已消失不见。
为申赋渔的书设计封面的南京艺术家朱赢椿也曾跟随他来过一次申村，朱赢椿说，“现在的申村让人感到一种苍凉”，和他一起回来的申赋渔看着日渐陌生的故乡，心里也是满满的失落。
但申赋渔带着外乡人的这次造访，对于生活静如止水的当地人而言，却仿佛是一股活跃而新鲜的空气，被村里人谈论了一个多月之久。
说话间，几个父辈的老人远远地望着申赋渔不敢认，作家主动和他们打了招呼，问候了几句。
与他们作别之后，申赋渔转向记者说：“我觉得你会成为他们今年的新谈资，村里人必定会向我父亲打听：大渔儿和那个姑娘是怎么回事？”
在这个匠人不在，乡村凋零的年代，村子里不再有传奇发生，一个陌生人的造访，一时间成了这座百年村庄里最大的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