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华北731”的罪恶
细菌战又称“生物战”，是利用细菌或病毒作武器，以毒害人、畜及农作物，造成人工瘟疫的一种极端灭绝人性的罪行。
由于细菌具有在适宜条件下繁殖和传染的能力，因此，在当今世界三种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中，细菌(生物)武器之威力超过核武器和毒气（化学）武器而列首位。
提及日军的细菌战，多数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臭名昭著的“731部队”，但对于侵华日军在“七七事变”后在中国建立的第二支细菌战部队——“北支”（甲）第1855部队却知之甚少。
抗战期间，这支披着日本华北派遣军防疫给水部外衣的细菌战部队，曾在华北广阔的大地上进行各种细菌战活动，使伤寒、霍乱、鼠疫、疟疾肆虐传播，但由于其活动极其诡秘，多年来，它的本来面目少有人知。直到二战结束50多年后，经过历史学者艰苦的调查研究，才终于揭开了这支恶魔部队的真面目……
走进北京天坛公园西门，沿着围墙向南，经过数百米长的石路便到达神乐署大门。神乐署原是专司明清两代皇家祭天大典乐舞的机构，如今，这里各建筑均修葺一新，大门东南方长满爬山虎的围墙下，一块刻有“侵华日军细菌部队遗址”字样的汉白玉石碑十分显眼。若不是这块石碑，一般人很难想到，这一带曾经是侵华日军在北京的“北支”（甲）第1855部队本部所在地。
抗战期间，这支部队曾在这里以野战供水和传染病预防为招牌进行细菌武器研究，还曾经用中国人进行“活体实验”。
然而，人们在战后寻找这支曾犯下滔天罪行的细菌战部队本部所在地，却花费了50多年的时间。
苦苦寻找
隐藏在北京城内的细菌战基地
“‘七七事变’后，日本急于征服中国，但关东军第731部队的细菌武器尚不能满足日军大规模细菌战的需要。因此，日军迅速占领了北平（今北京）城内天坛公园西门南侧的原国民党中央防疫处，在原有设施和设备的基础上，立即筹建第二个细菌战基地——‘华北派遣军防疫给水部’，并由‘731部队’创始人、日本细菌战头子石井四郎担任技术指导。” 从事细菌战研究20多年的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谢忠厚告诉记者。
“其实，所谓‘防疫’、‘给水’是掩人耳目，实际工作就是研制细菌武器。”谢忠厚介绍，起初，这支细菌战部队的部队长为黑江，继为菊池。1939年西村英二上任，“华北派遣军防疫给水部”遂改名为“北支”（甲）第1855部队，对外称第151兵站医院，又称西村部队。
1855部队本部下设三个分遣队，后改为课，定员1500人。据北京市崇文区地方志办公室工作人员介绍，其本部和第二课占地面积相当大，包括现在的中国医药生物制品检定所、天坛神乐署、北京口腔医院、北京天坛医院及部分居民区。当时，日军建筑了大批房屋，其中包括7栋病房、100多间工作室、70多间小动物室和储存各种剧毒菌种的192平方米地下冷库。
86岁的北京市民赵秀文是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大学药学系第一批大学生，从小就住在天坛附近。在赵秀文的印象中，占据天坛西部大院的日本人非常神秘，哨兵全副武装、戴着钢盔，不许中国人靠近。当时年幼的赵秀文并不知道日本人在搞细菌实验，新中国成立后，她才听到老街坊说一些恐怖的传闻：“日本人用血粉养跳蚤，下大雨后就能闻到血腥味。”
1855部队本部是这支细菌战部队的首脑机关，又是日军在华北地区进行细菌战研究和实施的指导机关。因此，要揭露和研究日军在华北地区的细菌战罪行，首先便要搞清其本部的来龙去脉。
1950年3月，在新中国审判日本侵华战争罪犯时，中央卫生部召开了一次部分原在日军1855部队工作过人员的座谈会，并作了记录。这份座谈资料记载了日军驻扎天坛部队的番号及机构，首次提到因为西村英二当队长而称作西村部队，并记载了研制细菌武器的场景及关押中国人的拘留所。但是，对日军1855部队的本部隐藏在天坛什么地方，却没有任何记录。
为此，专家学者们苦苦找寻了几十年。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好不容易“确定”与天坛直线距离不到2公里的先农坛是1855部队本部所在地。但不久，人们却发现这是一个“误会”：1855部队本部并不在那里。
上世纪90年代末，当时年近90岁高龄的细菌战专家郭成周根据曾在1855部队第三课工作多年的伊藤影明来北京时的指认，参照北京市崇文区地方志办公室的调查资料，经过多次实地考证，才最终确认1855部队的本部是设在北京天坛公园西南角的神乐署内，而北京先农坛则是日本同仁会华北卫生研究所的驻地。
“神乐署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占地15亩，建筑规模宏大。由于神乐署院落十分宽敞，建筑非常雄伟，位置极利隐蔽，所以日军1855部队的本部就在神乐署正殿凝祈殿隐藏下来。”天坛管理处文物科武裁军分析。
随着侵华战争的深入，1855部队不仅在北平城内扩建其本部，同时在天津、张家口、石家庄、太原、济南、开封、包头、徐州等16个城市建立了办事处、支部及分遣队，并逐渐具备了在华北各地随时实施细菌作战的能力。
活人实验
在华北残杀逾万人
“1855部队和‘731’一样，进行了大量人体实验。其办法是把鼠疫菌、霍乱菌、伤寒菌等恶性传染病菌直接注射到活人身上，或用带这些病菌的跳蚤、虱子、蚊子等传染给人，或掺入食物中让人吃下，然后进行活体解剖，实验细菌的传染杀伤效力。”谢忠厚介绍。
据北京市崇文区地方志办公室的调查，当时，1855部队将“当作动物做实验”的活人称作“猿”。
曾在1855部队第三课从事跳蚤饲养的平川喜在1994年的一份证词中这样写道：“日军秘密地把一些俘虏押运到第三课，其罪恶目的是做活人实验和活人解剖。当时丰台步兵训练队有俘虏收容所，从那里用汽车将俘虏带到北京，连续带来了三次（6人、5人、6人），直接带到了第三课静生生物与社会调查所。俘虏都是些体格健壮的人。第三课有很多隔离小房间，把俘虏关到那里面。第一次带来6个人后，当天（也可能是第二天）从本部来了两名军医，一起进入房间里，穿着白大褂，给俘虏注射细菌，然后观察感染后的变化。我当时没在场，不知注射了什么细菌。过一夜，俘虏们都死了。”
实际上，不只是1855部队北京本部，其在华北各地的支部、办事处、分遣队及各地日陆军医院，都秘密进行了研制细菌武器的人体实验。
曾在1855部队济南防疫给水支部当翻译的韩国人崔享振于1989年7月21日在韩国《中央日报》上发表《日军在中国的第二支细菌部队》一文，揭露1855部队济南支部经常地、大规模地进行活人实验和活人解剖，平均每3个月进行一次人体实验，每次要死100多名俘虏，一年要杀死400到500多名俘虏。在他为日军当中文翻译期间，约有1000多名中国俘虏和韩国流浪民被当成人体实验对象，悲惨地死去。
“崔享振的文章证明，1855部队济南支部研制细菌武器的人体实验是按计划经常进行的，其种类有：天花、伤寒、鼠疫、霍乱和地方病等。”谢忠厚说。
1855部队不仅进行细菌杀伤力的人体实验，而且使用人体大量生产伤寒生菌等细菌战剂。曾在1855部队从事制造恶疫生菌工作的日军战俘竹内丰在1954年11月的笔供中，道出了用活人制造伤寒生菌和鼠疫生菌战剂的内情：随着战线扩大，日本兵力减少，“用细菌战即可‘以寡胜众’、‘以少取多’，这是一个最好的方法”。他供称曾“用2名八路军俘虏生产了鼠疫生菌。日本军医先把鼠疫菌注射到被俘的八路军战士体内，等鼠疫病发作后，将八路军战士进行活体解剖，一面观察病变，以实验鼠疫菌的效力，一面将八路军战士的静脉血抽出来，利用感染了鼠疫病的八路军战士的静脉血来制造大量鼠疫生菌战剂”。
就这样，1855部队济南防疫给水支部在短短一个月内，用11名八路军俘虏实验伤寒菌和鼠疫菌的感染力，培养细菌战剂，其中仅伤寒生菌即制造了16桶半。其桶直径40厘米、高50厘米，以此计算，制造伤寒生菌大约有999公斤。这批伤寒生菌于1943年8月上旬末、中旬末、下旬末，连续三次由冈田支部长和木村主任交给北支那方面军参谋部的军官用汽车运走，散布在“陇海线以南地区特别是京汉线沿线一带”。
“另外，侵华日军在华北地区还用活人演练各种手术，做各种医学解剖实验，罪行数不胜数。”谢忠厚表示，对于1855部队解剖惨杀中国同胞的具体数量，仍难以确切统计。“主要原因是1855部队在战争期间进行的人体实验和解剖，地区太广、名目太多，又绝对保密。苏联和新中国所审讯的日本细菌战犯只是极小的一部分，绝大多数战犯都逃回了日本，逃脱了军事法庭的审判。而日本政府也从未公布过当年细菌战及人体实验的档案文件。”
“但由侵华日军在华北各地的细菌战部队和陆军医院的分布及人员配备情况推算，日军在华北进行人体实验和活体解剖的中国同胞可能逾1万人。”谢忠厚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