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幸存者：77年了对日本人还是又恨又怕
有机会把过去遭受的苦难讲出来，对于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艾义英而言，国家公祭日的设立，是她情绪的一个出口。新京报记者 卢美慧 摄
为南京大屠杀设立首个国家公祭日，跟我们这些家属的自发行为有区别，这伤痛不是一两家人的，而是几十万人的，是整个国家的，该有一个仪式去纪念这一切。好让后来的人铭记那段历史，这是我们自家的历史，如果我们中国人都不好好纪念和尊重，其他国家的人就更不会。
——1937年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艾义英
■ 对话人物
艾义英
86岁，南京大屠杀幸存者。
■ 对话动机
首个国家公祭日前夕，应日本“中国战争受害者证言集会邀请会”邀请，艾义英于12月5日至11日前往日本大阪、名古屋、东京等地参加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证言集会。
南京大屠杀期间，艾义英的父亲、两个叔叔、一个堂哥被日军杀害。其间生产的母亲为了带着艾义英姐弟3人继续逃命，被迫丢弃了刚出生不久的女婴。
对日本人“又恨又怕”了77年，艾义英对自己有机会去日本讲述历史真相，相比于日本民间团体所释放出的善意，艾义英对首个国家公祭日到来更为期待，“自家的历史是时候好好纪念一下了。”
赴日
77年了，还是“又恨又怕”
新京报：第一次去日本？
艾义英：嗯，第一次出国，第一次去日本。
新京报：知道要去日本的时候心情是怎样的？
艾义英：可能你们年轻人会觉得，一个都没出过国门的老太太，被邀请去日本，也不用花钱什么的，多好。但当时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通知我要去日本，我的第一反应是“为什么要去那，不去不行吗”，完全是本能的，抗拒。
南京大屠杀过去77年了，我的爸爸、好几位亲人死在日本人（军国主义）的刺刀下，妈妈告诉我见到日本人就要躲，要藏起来，都是这些记忆。
新京报：时间过去那么久，过去的感觉还在？
艾义英：又恨又怕，那种恐惧的感觉还是一样的。在日本下飞机，过来接我们的日本人都很友好，又鞠躬又握手的，有个日本人拖着行李就往前走，我拦住他，说不行。其实对方是想帮忙，但我本能的反应是“日本人又要抢东西”了。
到了日本第三天，我儿子说去买块肥皂。我在宾馆等他，结果怎么也不回来，我心里很慌张，心想该不会出什么事了吧，他回来后我闹了他几句，儿子说他出去不到一个小时，但我就觉得时间长得不得了。
新京报：除了担心身边的人，你自己呢？
艾义英：在大阪参加完集会，白天讲了很多南京大屠杀那年的经历，那天夜里我就做噩梦了，梦见穿黄色衣服的日本兵砍我的胳膊，整条胳膊都是血，后来就哭醒了，醒过来的时候浑身都是汗，缓了好长时间才反应过来，战争已经过去几十年了。
作证
听我讲的多些年轻人就好了
新京报：参加证言集会时也会有以上的情绪吗？
艾义英：第一场还是有些紧张。后来慢慢就好了，我没读过什么书，坐在那里也没稿子，完全凭记忆讲。讲的多了就不紧张了，我们是受害者啊，应该理直气壮，是你们日本人（军国主义）侵略我们，你们官方否认历史，那我就把我经历的事实都说出来。
新京报：日本关于南京大屠杀证人集会的规模怎样？
艾义英：每场大约有百十来人，东京是最后一站，有150人，还有一些西方面孔在听。来参加集会的人大多都是五六十岁的人，年轻人很少，这个我有点遗憾。
新京报：为什么觉得遗憾？
艾义英：大屠杀的事情，应该让更多年轻人知道。年轻人才是国家的未来，这一点对中国、对日本都是一样的。可能这也是他们（篡）改教科书的原因。我的曾孙8岁了，我家的第四代人，我经常会跟他讲过去的事。
后来身边人告诉我，参加集会的包括活动的组织者，有好几位是老师，大学、小学的都有，这样就很好。我希望那些老师把我讲的教给日本的下一代。
新京报：你希望这些讲述能带来什么？
艾义英：我们这些人（幸存者）越来越少了。我们在南京出发之前，南京电视台给我们发了一枚紫金花的胸针，工作人员说，当时日本战败之后，投降的士兵很喜欢南京这种紫色的小花，把它们的种子带回了日本。据说现在日本国内到处都有南京的这种小野花。
同行的人说，紫金花象征和平，我一个老太太不懂大道理。但也许只有我们真正经历过战争的人才知道战争有多么可怕，和平是多么宝贵。
新京报：和平要有前提。
艾义英：和平的前提就是不能否认历史，那么多残忍的杀害，几十万几百万的性命，我们这些亲历者还活着，怎么能说否认就否认？
记忆
爸爸说“很快会回来”
新京报：1937年成了人生中印象最深的年份？
艾义英：嗯，怎么也抹不掉。我86岁了，有时他们问我过去的事，其他年份的会模糊，有些干脆忘了，但1937年的一切，现在都在脑袋里。
新京报：说说那年你经历的事情。
艾义英：那年南京的冬天冷极了。村里都在传日本人要来。我亲眼看到日本兵在村口杀了两个人就跑回家报信儿，第二天天没亮，爸爸就带我和弟弟去姑奶奶家逃难。后来爸爸和叔叔还是被抓走了，我那时候还喊“爸爸，你带我们出来，就不带我们回去了吗？”记得当时他说，“爸爸很快会回来的，照顾好弟弟”。这是他最后的话。
姑奶奶带我们在山上躲了一夜，再见到爸爸时，他身上都是血、刺刀孔，我的两个叔叔还有我堂哥，身子都硬掉了。
新京报：剩下孤儿寡母。
艾义英：妈妈和几个婶子带着我们逃命，逃的过程中，当时12岁的堂姐还被日本兵糟蹋了，就是一群魔鬼。
大家都躲在山上，不敢回村。那时我妈怀着孕，在山上生下了我另一个妹妹。可妹妹生下来根本养不了，我们自己都难得有东西吃，当时妈妈哭着说“对不起啊对不起啊”，把妹妹丢在山上了。
那时候最怕下雨，妈妈就举着一把破伞，搂着我们姐弟三个，哆哆嗦嗦等天亮。
新京报：什么时候觉得没那么紧张了？
艾义英：躲到了大概1938年的3月份，很多村民陆续回村，好像当时日本兵说是不杀人了。我爸爸是1938年的3月份才下葬的，妈妈就去求族里的长辈，长辈们给了几块草席，后来找人在山上挖了坑，才把爸爸安葬。
之后妈妈就带着我们种田，没劳动力，妈妈就说种多少吃多少，都是她一个人在撑，那时候她才29岁。
新京报：她对苦难的感受会更深刻。
艾义英：妈妈77岁过世的，爸爸被害后她一直没改嫁，她生病时反复跟我和弟弟妹妹说，“一定要找副棺材殓起你爸的尸骨，把我们葬在一起。”
公祭
纪念一个国家的伤痛
新京报：有了南京大屠杀遇难者名单墙之后，每年都会去那里吗？
艾义英：我是2011年听人说起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征集幸存者，就自己坐车到了纪念馆，想问问具体情况，没想到在纪念馆的哭墙上，第六个就是我爸爸的名字（艾姓按照拼音排在前面）。
之后每年清明还有12月13号，我都会买一些鲜花，去那里祭奠，我的家人在那里，无数人的家人也在那里，不光是一面写满名字的墙，也是我们过去经历的（历史）。
新京报：国家层面的纪念意味着什么？
艾义英：我9岁就没了父亲，当时他说他很快会回来，这话我一直记得。每年去纪念馆，也都会念叨念叨这个事。国家的事情我不懂，这次我在日本，对方告诉我说，每年广岛、长崎原子弹袭击纪念日，日本都会举行重大的祭奠活动。那些老百姓也可怜，但是就遭受的程度来说，77年前南京城里城外那些百姓，不是要痛苦千万倍吗？但我们却迟迟没有公祭日。
新京报：所以能经历这次公祭也是一种安慰？
艾义英：活到现在，有机会把过去遭受的苦难讲出来，对我们这些幸存者，确实有个情绪的出口。这些天我总会想起妈妈，太多像她一样的人，其实什么也没有等到。相对她们我是幸运的，好歹等到了。
新京报：公祭日当天有什么安排吗？
艾义英：往年会去哭墙给家人献束花，但是这次从日本回来，听纪念馆的人讲，公祭当天好多领导人要来，也是国家首次弄这种仪式，估计会有很多人。想了想那天我就不去了。但是我们南京每年都有那个鸣笛声，等鸣笛声响起来的时候，我会在心里纪念我的亲人。
□新京报记者 卢美慧 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