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沦陷后中国战俘的反抗：万人徒手冲向日军
本文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原载于《北京日报》，作者：严海建，原题为：《解密:与南京大屠杀紧密相关的南京保卫战》
南京保卫战若干问题辨识
近年来，随着《南京！南京！》、《金陵十三钗》等反映南京大屠杀历史题材影视剧的播放，一度鲜为人知的南京保卫战的有关历史细节逐步进入人们的视野。如果从单纯的军事角度看，南京保卫战只不过是抗日战争时期诸多战役中的一次中等规模的战役。但是，由于它与侵华日军制造的南京大屠杀暴行紧密相关，因此，其历史意义远不止于军事层面。近年来，随着有关史料的发掘，南京保卫战的历史原貌逐渐清晰。
南京保卫战的决策是如何作出的？
南京保卫战曾被认为是一场“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战役。这样的结论仅是从军事角度得出的。事实上，任何战争都是政治和外交的延续，对于南京保卫战的决策，需要从多个视角来认识。作为当时国民政府最高决策者蒋介石决定守卫首都南京，其实是出于多方面的考虑，尤其是外交层面的因素。
1937年11月中旬，日军占领上海后，自太湖南北同时西进，威胁南京。为打破日军试图通过占领首都南京以摧折国民政府抗战意志的图谋，国民政府开始调整战略部署，做了两手准备：一是于11月20日正式宣布迁移政府于重庆，以示持久抗战；二是紧急制订南京守卫计划。但是，对于南京是守是弃的问题，国民政府内部意见并不一致，多数将领主张放弃，而蒋介石则主张短时固守。
蒋介石决定固守南京，除了考虑到南京的特殊地位（若不战而退，有失体面，固守南京则表明政府抗战之决心和意志），更多的还是出于外交战略的考虑。因为自淞沪会战后，国民政府始终没有放弃寻求国际干预中日冲突的努力。虽然从军事角度来看，南京已无坚守之可能，而蒋介石出于外交层面的考虑，又希望能够在南京坚守一段时间。这样，军事和外交两个层面的考虑存在矛盾，造成国民政府对南京保卫战的作战计划摇摆不定。
作出固守南京决策之时，布鲁塞尔会议尚在进行中，蒋介石希望能够利用《九国公约》来制裁日本，但最终九国公约会议未取得积极成果。11月5日，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接受日本政府委托，作为中日之间谈判交涉的中间人，向蒋介石提出了日本的七项和平条件，但被蒋介石“严词拒绝”。11月中旬后，随着布鲁塞尔会议上传来的消息越来越不利于中国，蒋介石的态度有所改变，希望利用陶德曼调停，为缓兵计，迟滞日军在战场上的攻势，争取时间整顿后方以利再战。与此同时，蒋介石对苏联援华也非常期待，积极争取苏联对华的军事援助甚至于直接出兵支援中国。但是到了12月5日，蒋介石对“苏俄出兵已绝望”，而“德国调停似亦无望”，国际形势渐陷于不利状态。可是，蒋介石在同日致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及阎锡山的电报中却声称：“南京决守城抗战，图挽战局。一月以后，国际形势必大变，中国当可转危为安。”这表明他还未放弃对国际干预的期望。
在南京保卫战进行过程中，蒋介石于12月11日晚给唐生智连发两电：“如情势不能久持时，可相机撤退，以图整理而期反攻之要旨也。”但第二天又改变主意，致电唐生智等：“经此激战后，若敌不敢猛攻，则只要我城中无恙，我军仍以在京持久坚守为要。当不惜任何牺牲，以提高我国家与军队之地位与声誉，亦为我革命转败为胜惟一之枢机。”他还指示：“如南京能多守一日，即民族多加一层光彩。如能再守半月以上，则内外形势必一大变，而我野战军亦可如期策应，不患敌军之合围矣。”这里所说的“大变”，仍指苏俄出兵。可见，蒋介石至此仍不甘心放弃国际干预的希望。
但是，蒋介石这种为了引起国际干预而不顾军事上困难的战略决策，一旦国际干预没有如期而至，那么南京保卫战的军事后果将是非常严重的。为达到速战速决的战略目的，歼灭战遂成为日军迂回包围南京的主要作战目标之一。12月7日，日本华中方面军通告了《攻占南京要领》，指出：“在南京守城司令官或市政府当局尚留在市内的情况下，设法劝告其开城以和平方式入城。此时，各师团各派步兵一个大队（9日改为3个大队）为基干的部队先入城，在城内分地区进行扫荡。”所谓“扫荡”，就是要彻底消灭中国军队。事实证明，蒋介石留重兵固守南京，他对于军事上实际存在的困难显然估计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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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认识唐生智在南京保卫战中的功过？
在全国抗战爆发时，曾经作为反蒋派的唐生智已经没有自己的军队和地盘，只在国民政府内担任军事委员会训练总监等闲职。从唐生智的反蒋经历和当时地位来看，他被任命为以蒋介石嫡系部队为基干编制而成的南京卫戍部队的司令长官，是不合常理的。这一任命实际上是使蒋介石自己成为实际负责南京保卫战的最高指挥官。
在1937年11月中旬召开的关于南京战守的决策会议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内部出现分歧。一种意见主张只是在南京进行象征性的抵抗以后即主动撤退。另一种意见主张在首都南京至少在一定时期进行绝对固守的作战，这是蒋介石的主张。唐生智支持蒋介石的主张，提出：“南京是我国首都，为国际观瞻所系，又是孙总理陵墓所在，如果放弃南京，将何以对总理在天之灵？”然而, 这种意见在军事委员会高层会议上未能获得广泛支持。在11月18日的军事委员会高层会议上，蒋介石决定在南京进行短期固守作战。蒋介石提出由谁来负责固守南京的问题后，一时无人应答。最后，唐生智表示愿意担负这一职责。蒋介石顺水推舟地接受了唐生智的请求，决定由唐生智出任南京保卫战的最高指挥官。蒋介石选择在政府、军队内已没有实力基础的唐生智，这样对自己来说是为了容易控制。由此，实际负责南京保卫战指挥的还是蒋介石，但是又把可以预见的南京保卫战失败的责任转到唐生智身上。
蒋介石在11月24日正式发布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也开始着手组织该司令部。蒋介石自己在此后也留在南京，实际指挥南京保卫战，直至12月7日早晨离开南京。可见，蒋介石起初并没有给予唐生智作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的实权。从11月25日组建南京卫戍部队算起，只经过了18天时间，南京即告失陷。而真正的守城作战只坚持了两天，随即开始撤退。
蒋介石在南京时还能够统一指挥为固守南京被紧急增派的各个部队。然而在日军已经完成对南京的合围，南京城被攻破只是时间问题的时候，蒋介石才把保卫南京的最高指挥权移交给唐生智。而唐生智对于各部队状况了解也非常有限，且在各部队中高级指挥官中也没有权威。南京卫戍部队后来的战斗详报中特别提到南京保卫战的指挥体制，认为：各指挥官不重视上级的命令、各部队首长之间缺乏相互信赖和协调的精神。这种指挥混乱的问题, 主要源于唐生智及其司令部权力微弱。由于唐生智没有承担统一指挥南京卫戍部队的权力和能力,所以南京保卫战的失败主要责任不应该由其担负。唐生智在指挥南京保卫战时期，拒绝日军的诱降，坚决表示固守，其抗敌表现，无可争辩。但是，他在南京卫戍部队撤退的问题上，却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为避免南京守军被敌围歼，蒋介石于12月11日中午考虑令南京守军撤退，遂令时在江北的顾祝同以电话转告唐生智。顾祝同要求唐生智当晚渡江北上，令守军相机突围。唐生智考虑到由于自己曾力主固守，若突然先行撤走，怕其后责任难负，因而他要求必须先向守军将领传达清楚最高统帅的意图后方能撤离。当晚，蒋介石致电唐生智，令其可相机撤退。唐生智于当夜在卫戍司令部开会研究后，才决定于12日撤退。
12月12日中午前后，日军已攻破中华门，防守此处的第88师被迫撤走，南京失陷已成定局。当时，大批逃难居民与溃退的散兵拥挤在街道上，城中秩序开始陷于混乱。南京守军已开始呈动摇态势。唐生智等决定改在当夜撤退。12月12日17时，卫戍司令部召集南京守军中师以上将领开会，布置撤退行动。由于时间紧迫、渡江交通工具有限，原定突围计划是36师、宪兵部队及直属诸队依次渡江，其余各部应设法从正面突围。但在书面命令下发后，唐生智又下达了口头指示，规定第87师、第88师、第74军及教导总队“如不能全部突围，有轮渡时可过江，向滁州集结”。这就大大降低了命令的严肃性，也为不执行命令制造了借口，以致计划中规定的由正面突围的部队，除第66军及第83军之大部按命令实施突围外，其余各军、师均未按命令执行。
由此可见，由于唐生智对于战局判断失误，城破前一天才开始下令撤退（而此时最佳撤退时机已过，各部队联络不畅，秩序混乱，指挥系统已经瓦解），从而造成了大批中国军队未能成功撤退而滞留南京，最后大部分被日军屠杀的严重后果。
南京保卫战对南京大屠杀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南京保卫战与南京大屠杀在时间上前后承接，它的失败造成南京陷落，随后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国民政府对南京市民疏散不力，留下严重的平民安全隐患，对于南京的防守部署不力，造成军事撤退混乱，大批中国军人滞留城内。这些因素扩大了南京大屠杀中遇难者的规模。
其实，自1937年8月淞沪战争开始后，南京就成为日军空袭的重要目标，国民政府开展防空和抗战的宣传教育，各社会团体还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抗日宣传和捐款活动。到12月13日南京沦陷前夕，城市基本还在有序运转。但实际上，国民政府应对战争的准备是有限的，特别是对南京城陷之后如何安置和保护市民并没有详细的计划。滞留在南京的市民也缺乏基本的自我保护和救助意识。造成这种状况与国民政府的宣传误导有很大关系。全面抗战爆发以后，蒋介石及国民政府表现出坚决抗战的高调姿态，并配合相关的举措和宣传，给民众留下了国民政府坚守南京的印象。例如，在上海失守的当日，《中央日报》发表社论《告京市民众》中称：对于南京地方，政府“已设立了南京卫戍司令长官，统帅文武机关及全市民众作守土自卫的打算。”此后，官方相继报道了蒋介石、唐生智等表示坚守南京抗战到底的言论。在坚守的表象之下，面对日军的步步紧逼，对于如何安置和保护在宁市民，国民政府却没有详细的计划。
在南京失陷前后，国民政府各机关大多忙于政府机关的迁移工作，对于南京城陷后的善后工作以及民众的安全问题并不关注。蒋介石固守南京的高调表态更使得南京市民不可能对战争状态有正确的估计，他们也不可能有相应的战败后物质与心理准备。南京失陷前后，大批难民拥入城中的国际安全区，而在此前国民政府对于国际安全区的支持不够，且安全区未得到日本的承认。因此，它们对于难民的安全保障和生活救助非常有限。
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中，数十万军民被日军屠杀，其中中国军人大概在7万-9万人。而如此大规模的军队被俘虏、被屠杀，与南京保卫战的战略决策和指挥失误密切相关。一方面，国民政府集合重兵固守南京的决策失误是造成大批中国军人滞留南京的根本原因。南京居长江之南，日军对南京取分兵合围之势，国民政府在没有足够力量保证南京守军可以安全有序撤离的情况下，集合十余万的军队固守南京，这显然是军事策略上的重大失误。蒋介石明知南京不可守，却高调表态要死守南京，实际上是对参战部队做“遗弃性处置”。另一方面，作为南京卫戍司令的唐生智，对万一城陷之后如何有序地组织撤退等善后事宜，也考虑不周。他为了迎合蒋介石而提出了“誓与城市共存亡”的口号，在挹江门阻止军队退往长江边，并收缴渡江船只。按照唐的说法，此为：置之死地而后生。其结果：“死地”形成了，而“后生”则为泡影。加上军事决策与指挥体制的缺陷，于是导致了南京沦陷后，中国守军不能形成有效抵抗和有序撤退，直接造成了滞留城内的官兵陷入组织崩溃的境地，被俘官兵数以万计，并成为日军残忍屠杀的对象。
怎样认识中国军队在南京保卫战中的表现？
中国军队在南京保卫战中的抵抗是激烈的，表现是英勇的。在淳化镇、光华门、杨坊山、紫金山、中华门、赛公桥、雨花台等地中国军队与日军发生过激烈交战。以淳化镇为例，当时驻守南京东南淳化、方山一带的是王耀武第51师，自12月5日起，携优势炮火的日军114师团，对防守淳化镇的51师的正面阵地则以飞机炮火连日轰炸。“其步兵又复猛烈攻击，战况异常惨烈。”从5日到7日51师“官兵伤亡达九百余人”，但士气依然旺盛，阵地也很稳固。日军猛攻淳化十多次而未得逞。8日早晨，日军又增加了两千多人，大炮十余门，其正面部队在飞机、炮兵、坦克车掩护下向淳化猛攻。51师守军奋勇抗战，杀敌甚多，阵地屡失屡得，伤亡甚大，301团代团长纪鸿儒负重伤，连长伤亡9员，排长以下伤亡1400余人。305团团长张灵甫负伤，连长伤亡5员，排长以下伤亡600余名。由于没有后援兵力，该镇于午后4时失守。
新近整理出版的侵华日军的官兵日记即战斗详报等资料，也可以反衬出当时南京保卫战中中国军队抗战之激烈。侵占光华门的第9师团步兵第36联队乙副官菅原茂俊回忆说：在13日凌晨，“到城墙根一看，发现城墙阵地非常凄惨，满眼是壮烈战死者的尸体。”根据陆军省情报部编《大陆战史》记载：在光华门的战斗中，“敌人实施的是人弹战术和手榴弹战术，我军伤亡极大，突击队长伊藤少佐也牺牲了，双方都寸步不让。城上城下敌我双方都能听见对方的喘息声和说话声，战斗一直呈胶着状态。10日激战一直持续到11日。先后进抵各城门的各部队尽管都反复突击，但始终攻不下巍峨高大的城墙。”日军的战斗详报中记录的中日双方战斗伤亡情况，能更准确地反映中国军队在战斗中的激烈程度。日军在侵占南京中伤亡3893人，中国军队阵亡19030人。其中，第6师团谷寿夫部队在进攻南京的战斗中，日军伤亡1190人，中国军队战斗死亡7200人。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弄清，即长期以来，对于滞留城内的中国军人是否存在反抗的问题。根据现有的史料可以确定，集体被俘的中国军人，少数也进行了反抗、暴动或试图逃跑。例如，在乌龙山日军第13师团山田支队的屠杀场，就曾发生过万余名被围中国人在日军机枪开火一刹那集体冲击敌军的行为，不幸的是最后他们被外围日军部队全部杀害。不过，从现已公布的中外史料和有关学者的研究来看：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中国军人的反抗更多地表现为个别、分散和无组织的特点；中国军队在城陷后的撤退过程中进行过一些局部的战斗，但在城陷后最初几周确实没有展开有规模的街巷争夺战。出现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是在12日傍晚唐生智撤退令下达之后，城内守卫部队的任务即转变为保存有生力量。而且由于撤退时中国军队的指挥系统已经崩溃，大多数士兵在南京沦陷后也丧失了战斗意志，在混乱中各自逃散。许多士兵为了求生，脱下军装、卸下武器，换上老百姓的服饰，躲入难民区或者潜入民间。还有一些部队并未丧失战斗能力，也向日军缴械投降。当时的中国军人投降时，以为至多被拉夫或遣散，而对日军的危险性认识不足。因为遵照日内瓦公约，日军应该是不杀俘虏，投降能够求生。在无法顺利撤走的情况下，放下武器是他们可作的选择之一。
基于中国军人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的表现，我们一方面应充分肯定在当时严酷的环境之下部分中国军人所作的抗争，这种坚韧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繁荣的根本所在。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苛求当时残酷战争条件下大部分中国军人放下武器的选择，但是，侵华日军却对放下武器的中国军人和毫无敌意的中国平民进行残忍屠杀。这就更加凸显出日军的残暴和野蛮，从而也更加凸显了中国军民反抗日本侵略的正义立场。（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