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虐童案”戳中儿童维权软肋

　　由该案更应反思，如何为儿童提供安全的庇护场所，如何通过法律与制度的完善和设计杜绝虐童行为滋生

　　南京“虐童案”自从案发后，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7月20日傍晚，江苏省南京市检察院政务微博发布消息称，李征琴涉嫌故意伤害罪一案，由南京市浦口区检察院依法向浦口区法院提起公诉(7月21日《现代快报》)。

　　早在该案批捕环节，公众的愤怒之声就不绝于耳。的确，一名年幼的儿童遭受如此虐待，公众自然希望能够给予儿童养母严惩，让虐童行为人都能警醒和觉悟。如今，更多的舆论关注焦点在于，报道中残忍的养母到底会被判处何种刑罚。其实，由该案我们更应该反思的是，如何补强儿童权益保障的短板。

　　从报道可以看出，被虐儿童对养父母的感情很深，甚至在案发至今一直想念养父母。不难看出，在该案中，裹挟了情感与法律的认知，而法院最终的判决，也可能会考量道德情感方面的因素。现实中，类似的虐童案并不少见，能够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则是凤毛麟角。在一些家庭中，即便是亲生父母，也存在情形不同、严重程度不同的虐童行为。在常态思维下，这往往被视为“棍棒底下出孝子”“为了孩子好”等等，并没有被看作是违法甚至犯罪行为。

　　进一步来看，在法律范畴内，虐童行为存在隐形的处理障碍。众所周知，在刑法方面，存在虐待罪、遗弃罪等，该类罪名往往是虐童行为所对应的表现形式。假如虐童行为没有达到严重程度，只能属于“告诉才处理”的情形，由被害人向法院提出自诉。那么，需要反思的是，作为年幼的儿童，如何懂得维权，如何向法院主张权利保护？在南京“虐童案”中，正是因为舆论的关注，同时加之犯罪行为达到公诉标准，该案最终进入刑事处理程序。

　　事实上，在很多国家，一旦出现虐待儿童行为，对儿童的身心健康和日后成长存在不利因素，行为人就会被剥夺监护权。反观我国，虽然法律层面也对此作出类似规定，但由于外部监护力量的弱化和匮乏，往往会面临现实掣肘。比如，法律规定基层社区、村委会可以承担监护责任，而实际操作中让其承担责任不太现实。更为严重的是，在虐童父母或者养父母受到法律严惩后，儿童往往还会与虐童行为人相处在一起，这无疑增大了儿童遭受“报复”的可能性。

　　在该案中，裁判结果到底如何，牵动了公众敏感的神经。但是，我们更应该反思，如何为儿童提供安全的庇护场所，如何通过法律与制度的完善和设计杜绝虐童行为滋生。基于此，就应该多考虑儿童权益保护面临的处境，让制度保护更具有“前置性”，而不是依赖于法律的“事后惩罚”功能。同时，还应该完善和创新心理干预机制，消除儿童内心深处的阴影，让他们看到阳光和希望，感受到社会的关爱。

　　毋庸置疑，个案将会得到公正处理，虐童养母也会受到惩罚，但案件留给我们的反思仍在继续。提供坚实的保护屏障，将儿童置于安全的环境中，让虐待行为远离儿童，显得尤为迫切和必须。刘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