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寇占领下的中国东北百孔千疮民生凋敝
□记者 王研
从1905年日俄战争后占领旅大地区，再到发动“九一八”事变吞并中国东北全境，日本侵略者在白山黑水间予取予夺，肆意摧残东北的民族工商业，把东北经济变为本国的附庸经济。同时，还以移民侵略的方式大肆强占土地、掠夺资源，致使东北经济濒临崩溃边缘，民众生活极端困苦。
民族工商业奄奄一息
旅大是中国东北最早被日本占领的地区，因此，其民族工商业也受害最深。历史学者岛语、李东凤在《日本统治时期大连民族工商业的艰难发展》一文中披露：“1909年，大连的日商有1178家，华商只有296家。 ”在日本殖民统治当局的高压、歧视、排挤政策下，当时勉强存活的华商企业大多是资金少、规模小、利润低下的小本买卖，根本无力扩大再经营，很难与日资企业抗衡。
继旅大地区之后，随着“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整个东北都遭遇同样的命运。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高晓燕在对东北沦陷时期殖民地形态进行研究时，专门将民族工商业作为一个专题。根据她的研究，“九一八”事变前，东北的民族工业，如制粉、制油、纺织等已经具有相当规模。具有大量官僚资本的大型企业，如铁路公司、军火工业、航运业等也加入了较多的民族资本，民族工业具有一定实力。但“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工商业便逐渐走向消亡。
日本策划建立伪满洲国，将其作为操控整个东北经济的工具，并通过制定各种法令使东北经济彻底变成了日本军国主义的附庸经济。尤其是在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为了适应战争需要，日本在东北加紧掠夺，全面实施统制经济，统制范围扩展到无所不包的程度。高晓燕指出，1937年5月，伪满公布了《重要产业统制法》，21种重要的轻、重工业都被置于日本统制之下，“这一法令的实施，使日本殖民统治当局垄断了城市经济的各个领域，整个东北都在随着日本军国主义的战争机器转动，完全丧失了自由和活力，民族资本处于窒息的危境。民族工商业受到严重摧残。 ”
据《伪满中央银行简史》所载，以制造、贩卖面粉为业的黑龙江巴彦的东升和股份公司，从1937年3月开业，至1940年因小麦实行统制被迫停业。此后准备经营以土豆为原料的粉条制造业，但几经申请，迟迟未获批准。直到1943年11月，伪满政府才准其开业。高晓燕表示，1943年整个东北面粉生产量仅及生产能力的42.4%，民族资本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
东北民族工商业的代表性行业之一是粮栈。 “九一八”事变前，东北有粮栈2800多家，伪满洲国成立后，日本人投资粮食交易机构，竭力排挤中国商人的粮栈。高晓燕在研究这段历史的过程中，从《辽源文史资料》中找到这样的记载：“辽宁西安（辽源）粮油业有日人投资的三大粮栈，包括三泰栈、日清栈和康德栈。它们在政治上有日本人做靠山，经济上财大气粗，说包市就包市，说涨价就涨价，粮油价格由它们控制。中国人开办的粮栈则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同仁达粮栈被挤得变成了小小的粮米铺。 ”
百姓生活苦不堪言
位于吉林省长春市的伪满皇宫博物院常年举办 “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史实展”，展览披露了大量珍贵史料，当中有关东北民众当时生活的照片格外引人注目。
例如，一张照片中，一位衣衫褴褛的母亲，领着三个幼童沿街乞讨（见图1），讽刺的是，在他们身后的墙壁上涂刷着硕大的标语：建设“王道乐土”。
在所谓的“王道乐土”，日本殖民统治者竭尽所能搜刮民脂民膏：
繁多的苛捐杂税。 1941年至1945年间，伪满洲国先后推行了四次战时大增税，从流通、消费、所得等方面将税收种类由原来的二十几种增至六十几种：
1941年末第一次战时大增税，增设游兴饮食税、事业所得税、砂糖税、特别卖钱税、通行税、法人所得税、资本所得税、油脂税等；1942年10月第二次战时大增税，新设清凉饮料税、酒税、开征交易税、改变劳动所得税、修改勤劳所得税；1943年12月第三次战时大增税，以消费税为重点，进一步扩大征税范围；1944年12月第四次战时大增税。 “九一八”事变前，东北的国内税为13种，其中消费税有4种，到1944年，伪满的国内税净增至34种，其中消费税就有11种。
日伪还通过强制储蓄来掠夺民财。1942年5月，伪满公布了《国民储蓄会法》，规定上自官署，下至车间、街村，一律要建立储蓄会，实施所谓“储蓄报国”。
更残酷的是，日伪推行鸦片政策，用毒品麻醉和毒害中国人，榨取中国的资财，“以毒养战”。
当时曾流传一首《大烟叹》，其中写道：“官家贪财不禁烟，洋鬼子可真害死咱，乌云滚滚遮天日，百姓苦难实难言。 ”1932年9月，伪满颁发《暂行鸦片收买法》，设立“鸦片专卖制度筹备委员会”。同年11月30日，公布了《鸦片法》和《鸦片法施行令》，对鸦片的栽培、收购、贩卖、吸食等作出严格规定。1933年，伪满成立鸦片专卖公署，垄断鸦片专卖业务，还在各地开设鸦片零卖所供吸食鸦片。
根据伪满哈尔滨市公署编纂的 《哈尔滨市年鉴》记载，1937年，哈尔滨市因吸毒而致死者，高达2446人。根据“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史实展”相关史料披露，1942年伪奉天省的鸦片种植面积为6500亩，1943年为9100亩，1944年为 1.3万亩，1945年更升至 1.91万亩，是1942年的三倍之多。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这样写道：“日本从事麻药交易的真正目的，不仅是要腐化中国人民”，而且“把满洲所栽培的以及朝鲜与其他地方输入的鸦片，在满洲精制后，再运往世界各地”。
武装移民侵入东北
移民政策是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既定方针。诸多史料显示，日本在日俄战争取得胜利后就开始提出向中国东北移民的计划。极力鼓吹这一计划的正是日本陆军大将儿玉源太郎和满铁总裁后藤新平。
儿玉源太郎认为，“战争不可能常胜不败，永久的胜利是与人口的增减相关联的”，只有将日本人移居到中国东北，那里才能真正成为“日本的强大势力范围”。后藤新平也认为，“经营满洲的诀窍……以移民为最。 ”从此，日本开始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地向中国东北移民。
1932年初，日本关东军在奉天主持召开会议，会议期间提出向中国东北农业移民，并围绕此话题进行了详细讨论。此后不久，关东军便制定出 《移民方策案》、《日本移民案要纲》和《屯田兵制移民案要纲》三个方案，明确提出要在15年内向中国东北移入10万户携带武器的农业移民。
所谓“携带武器的农业移民”，其实就是武装移民。落实武装移民计划的关键人物是曾直接参与制造“皇姑屯事件”、时任伪满吉林省依兰地区警备顾问的日本陆军大尉东宫铁男。
东宫铁男在1932年6月提出 “武装移民永久定居中国东北比长期的军事镇压更为彻底”这一观点。与之相唱和的日本国民高等学校校长加藤完治也鼓吹 “满蒙殖民论”，并递交了《满蒙移民事业计划书》，提出“满洲移民”的主张，建议以“在乡军人”（复员军官和士兵）为主，在日本全国招募移民。
关东军在日本国内宣传中国东北土地肥沃、资源丰富，声称“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还诡称“满洲民众期待日本人民前往”，进行“援助”与“开发”。同时又以免除兵役等条件做诱饵，吸引自愿前往中国东北的日本人。
从1932年到1936年，日本多次组织武装移民进入中国东北。 1932年10月，第一次武装移民团从日本出发，在大连登陆后，由哈尔滨乘船抵达佳木斯地区，因受抗日武装斗争的影响，1933年2月才移入桦川县永丰镇（后改称弥荣村）；1933年7月，日本第二次武装移民团到达依兰县七虎力村，后迁至湖南营子，组成“千振村”；1934年10月，日本第三次武装移民团在绥棱县建立“瑞穗村”。
在东北抗日武装的干扰下，这三次武装移民均不成功。此后，伪满洲国专门成立了“满洲拓殖委员会”，全面指导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
日本武装移民到达中国东北后，按军队形式编组，配发武器，边耕边战。他们配枪，甚至配迫击炮、机关枪等重型武器，还有军警保护，以武力驱赶当地农民，霸占土地和财产。
经过武装移民后，日本认为大规模移民的时机已到。 1936年，日本内阁正式通过《二十年百万户移住计划案》，并将其列为日本的七大国策之一，规定从1937年起，20年内向中国东北移民100万户、500万人，占地1000万顷。
从此，日本开始大规模的移民侵略活动。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给中日两国人民都造成了深重灾难。
日伪统治时期，东北人民过着悲惨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