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卫斌：最难干的职业“难”在何处？

　　在人们心目中，大学校长是满腹经纶、值得尊敬、桃李满天下、社会地位极高的名流。而在上周举行的教育部直属高校工作咨询委员会全体会议的座谈会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校长施建军抛出惊人之语：“大学校长是中国最难干的职业之一。”（7月29日中国青年报）

　　施建军校长何出此言？当天，媒体爆出重庆江津高考文科状元落档复旦事件。复旦大学为了招收这个学生，签了协约，但因为该生的分数差了0.262116150分不能录取。施建军校长认为，一个大学的校长，多招收一个学生的权力都没有，多么奇怪。

　　的确是很奇怪。录取通知书是校长签发的，毕业证书也是校长签发的。但是，以当下的高校招生制度，大学校长想破格招收某个学生，一点都没辙。

　　出现这种“奇怪”的现象，其实也不奇怪。当下的学生评价体系，无论是小学还是中学、大学，衡量学生“好坏”的尺子只有一个，那就是分数。中小学是义务教育，一律就近入学，优质教育资源附近的学区房价格因此居高不下。学生能不能进高中、大学，只能看分数。这种表面上的公平，让很多人在名牌高中和名牌大学门前止步。

　　大学校长的无奈，至少反映出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全国的高校都在制定自己的大学章程，推进现代大学制度。然而，中国的高校大多是公办的，钱是由财政拨款，进人计划也在上头，书记、校长也抖是上级任命，在这种情形下，政府包揽一切也就顺理成章。

　　另一方面，我国的高校没有实行“宽进严出”机制。这与我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稀缺有直接关系。这种招生制度，极大地限制了学生的个性化发展。比如，有着语言天赋的人，可能因为某一门功课的欠缺，进不了北外；对建筑情有独钟的学生，也可能因为一分之差与清华无缘；有着表演天赋的学生，也可能因为文化课考试不合格，进不了中戏、上戏。

　　大学校长难干，表面上看，是难在没有办学自主权，政府层面，固然要减少行政干预，给高校真正的办学自主权。但是，高校深层次的问题，必须依靠现代大学制度来解决。现代大学制度的要义是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管理，党委是把方向的，校长如果能够把学术上的事交给教授们去管，让教职工真正参与学校民主管理，自然会轻松许多。

　　笔者曾经在韩国大邱大学考察。在大邱大学的办学模式就值得学习借鉴。韩国大邱大学和我国不少高校规模相当，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该校只有一位校长，一位副校长，这和我国高校动辄两位数的校领导相比，其效率未见得就比我们低。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自我管理意识都很强。教师主要在教学、科研活动中发挥主体作用，而学生进校后，按照自己选的专业自由选课，可以是白天上课，晚上打工，也可以上半周学习，下半周打工，修满学分即可毕业。大邱大学给了老师和学生充分的自主权，客观上也减少了校长的很多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