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杭州“限牌令”：公共政策如何出台
阅读背景：继北京、上海、广州、天津等城市之后，杭州也加入了机动车限牌城市的行列。与以往不同的是，杭州此项政策出台招致的媒体抨击与舆论反弹显著高于前几个城市。随着多次辟谣之后“限牌令”落地，“突袭式”政策带来的舆论涟漪效应还在持续。
公共政策之所以需要严谨、有效把握，在于其将显著地引导着公众的个体行为选择，并对社会秩序产生现实影响。特别是一项涉及众多市民的公共政策，往往有难以预料的社会机会成本。
一石激起千层浪，杭州””宣布汽车“限牌令”后，杭州车市更是“喜迎”不眠夜。在市场的狂欢盛宴中，当地媒体走访发现，不少4S店却把“令牌”当“王牌”：彻夜通宵经营，捆绑销售、坐地起价，“这次限牌，车商却早早打开了荷包大肆‘吸金’”。《经济导报》描述道，“车商赚得盆满钵满，百姓瘪了钱袋。”杭州车商趁火打劫，新华网为此发文怒斥，“民生政策岂能成了车商的“暴利工具？”
无独有偶，去年年底天津市“空降”限牌令，同样引发市民连夜持币抢购，被称为“抢车如抢白菜”。面对“限牌令”，市民深陷手忙脚乱窘象，有关部门也因此备受痛骂，一个为治理城市病而努力的政策，最终落得‘双输’结局。有评论人士质问，“为什么有关部门不能下好先手棋，预判政策突袭带来的社会影响，并采取措施予以化解？”
十八大报告中专门强调了“制定与人民群众关系密切的重大决策，必须进行社会风险评估”。实际上，有关部门完全可以预料到限牌政策对车市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管理部门更应该加强政策评估与预判，完善设计与管理配套，提前打好预防针，“在限牌令颁布之前，应该有相关有预防利益输送的机制”、“与其在事后不停地补漏，不如提前扎好篱笆”。
本次“限牌令”招致相对猛烈的抨击，一个重要导火索是政策发布与实施之间仅仅间隔“5小时”。面对各界“为何要搞突然袭击”的追问，有关负责人说，发布会选择在晚上7点召开学习的是“天津模式”。那么，“天津模式”是一个什么模式，值得如此效仿？
2013年12月15日19时，天津市政府突然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实施机动车限行等措施。对这一“空降式”的新规，很快有舆论批评天津“不设缓冲期”，网友用“半夜鸡叫”、“算你狠”形容以表达不满，舆论鲜有正面评价。
“怎么说限就限了呢？也太突然了吧”、“25号下政策，26号开始执行，一点都不给大家时间”，操之过急的政策实施成为备受诟病的“灰色燃点”。正如有评论认为，“或许，类似的‘突然袭击’已成某种‘惯例’，但同样毋庸讳言的是，存在未必合理、‘惯例’也未必合乎程序”。政策的时效瑕疵早使其成为众矢之的，民本政策实施真需如此急促？能不能给市民一个心理与行为选择缓冲期？
回头来说，一些地方之所以热衷选择出其不意地发布新政，无疑也有可减少公众非理性行为反应，缩小市场震荡等方面的权衡，毕竟5个小时内的抢购量会有限。业内也都明白，政策过渡期越长，政策执行效果“打折扣”风险越大。但即便如此，这种做法并不为舆论所认可。有文章分析认为，“出其不意，政策出台和施行跳过了中间过程，直接无缝对接了。就算管理意图能够实现，代价却是一些重要价值的丢失” 、“不少公共决策成为决策者的事，公众无缘置喙，也就缺乏对公共政策的分析、理解、后果预期，人们对政策的反应自然情绪化。政府反过来以公众非理性反应为由搞政策突袭，结果就在政策突袭与公众非理性反应之间形成恶性循环。”战术上的“成功”，战略上的短视，对政府公信构成长远杀伤，这也与
《决定》提出的“以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为内容，在全社会开展广泛协商，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相背离。面对日益多元复杂公共舆论环境下的政策困境，显然需要决策者准确在“最大期望收益决策准则”和“最小机会损失决策准则”中寻找到一个平衡点。
从今年2月起，坊间关于杭城限牌的传闻大剧频繁上演，相关部门进行了多次辟谣。而这一次，屡次传闻中“狼”真的来了。从22日晚，微博、微信已开始流传有关杭州限牌的信息，传闻还给出了确切时间为25日或26日，而4S店也加大宣传攻势，“即将限牌，请速购买”。最后的舆情演绎也证实了“小道消息”就是“真消息”。
谁走漏了限牌消息？ 《证券时报》 评论认为，“这样一项关系千家万户的重大政策，在出台前却是普通民众不知、媒体不知，但汽车销售商却早早得知，限牌令泄密背后的腐败不能轻易放过”。不少网民在调侃有关部门保密功夫“业余”的同时，也禁不住对官方屡次的“辟谣”表示愤怒：一次次的“谣传—辟谣—证实”，佐证了“政府越辟谣越可能是真”的流行看法。
年初的杭州市两会上，治堵办相关负责人更是明确表态：限牌 “尚未提上议程”。令人始料不及的是，言犹在耳，限牌禁令已从天而降。“连番辟谣之后突然限牌，政府公信被彻底砸伤”，有媒体总结道。尽管日前，当地负责人称此前的“辟谣”属于部分媒体误读，但面对巨大的公共信息需求，有关部门只有寥寥几字的 “没听说”、“暂不会”等敷衍式回应，社会解读“失误”能怪媒体吗？《新民晚报》刊发评论认为，“在民众看来，政府‘辟谣’的阈值是很低的，一句‘不知情’往往就等同于‘事实不存在’，而在政府官员看来，‘辟谣’是有依据的，如果没有官方文件或者正式通知出台，就意味着信息还处于未被证实的阶段，因此任何传言都等同于谣言。一方习惯捕风捉影，另一方则高度依赖红头文件，这种对信息迥异的态度，是造成双方误解的关键所在。” 从这语义矛盾角度出发，让市民心里“有个底”、官方人士也应避免让公众陷入云里雾里的含糊其辞的说法，放出只言片语触碰市民敏感神经，又让“让市民自个去琢磨猜测”显然不是现代信息社会应有之追求。
当前，周一放出小道消息，周二自媒体热议，周三媒体采访，周四官方辟谣，周五舆论回归安宁，周末再乘“人心涣散”之际公布某个结论，已成为一些地方“有意”或“无意”的政策试探方式。某种意义上，这是决策制定与实施前的民意评估预演，政策设计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或许在政策实施对象的广泛议论中能预先诊察出来，并找到有效的“折中”办法，具有一定的现实价值。那么，在社会化媒体时代，这种政策气球释放模式还值得应用吗？
我们不难发现，通过“小道消息”作为试探工具，是以损耗社会信任为基础的。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在寻觅乃至倒逼真相中失去耐心而产生非理性行为，并在澎湃的的集体纠结中失去理性判断，以致谣言横行。很显然，这种公共理性的缺失很大一部分源自一些地方在政策过程不能给公众提供足够的信任度，排斥公共参与更是信任度消退、阻碍政策有序实施的直接隐忧。
实际上，网络主流民意与政府决策有一个共通点，那就是“公共性”。政策越接近最终的政策接受者，公共性的效果相对就会越好，网络讨论凝聚性也整体越强。围绕“限牌令”实施，相当多网民抨击 “莫名其妙就出来限牌，限牌有征求过民意么？”有网民建议说，“限牌设个‘征询期’，最好！”很显然，民意的收集、辨别、整合则是实现政府政策“接地气”的首选途径，也是克服某种政策试探负面效应的有效方式。
在当下，一项公共决策应遵循普遍性原则，若以“把生米煮成熟饭”方式进行，那么它的动机和出发点难免令各界质疑，“为什么决策总弄得像是在做贼一样？”真正有远见的做法，是把公共政策建议提交给公众公开讨论，争取共识，然后付诸施行。公众参与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公共理性建构的过程，人们通过参与政府决策，逐渐“知书达理”，知道社会面临的问题，对各种解决方案的利弊得失有较准确的把握。对于出台的政策，人们会相对坦然地接受。
“限牌令”消息泄露，固然需要有个交代。但“限牌”为何要对公众保密？同样引人深思。有评论文章认为，“使用中小客车作为一项重要的民生权利，这一权利的变动，为何要对权利人‘保密’，权利人何以反而措手不及的成为最后的知情者。”事实上，一项公共政策的出台，不可避免地影响现实利益，多数情况下，公众具有法律规定的不可剥夺的知情权。有关“限牌令”的任何议程与设定，更应对公众保持公开透明，确保公众在第一时间获得知情权。知名人士罗崇敏也表示，政府在关乎民生的事情上不应向民众保密，必须阳光透明。
分析多地实施的限牌令，我们可以发现，尽管有一些“治标、治本”的争议，作为权宜之计的政策并没有过多的质疑：进行控量、防堵、治霾而祭出限牌令，本身具有一定的舆论基础，但突然出台的“限牌令”却让舆论深感“难以理解”。当下，治理现代化已成为改革方向，打造现代服务型政府，正需要多角度考虑百姓的承受力和市场适应性，寻求政策制定与实施中各方利益磨合，把每一项决策变成通往公共善治的铺路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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