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乱反正时期的中央统战部长乌兰夫：主持操办三件大事

　　编者按：近日，《世纪风采》发表文章《拨乱反正时期的中央统战部长乌兰夫》。文中记述1977年6月2日，乌兰夫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部长。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曾主持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和拨乱反正三件大事，摘编如下。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乌兰夫立即投入了贯彻会议精神的紧张工作。他主持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和拨乱反正三件大事：

　　一是落实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民族资产阶级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上五颗红星中的一颗。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党对这个阶级实行的是赎买政策和一系列其他特殊政策。“十年动乱”中要“兴无灭资”，什么政策都不要了，把自己的朋友、同盟者———爱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统统列入“封资修”，全部都给打倒，严重地破坏了党和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多年合作的关系。在“两年徘徊”中，乌兰夫就着手抓这一问题。1978年下半年，在乌兰夫主持下，中央统战部就组成一个专门小组，到民族资本家集中的上海等城市做调查。根据调查中初步发现的问题，以中央统战部的名义，向中央提出了落实民族资产阶级政策的八条意见。因为当时“左”倾思想在一些人的头脑里还未清除，再加上国家财力限制，一时未能解决。乌兰夫认为，社会主义改造时，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赎买政策以及过去曾宣布过的其他政策，都应该算数，中国共产党不能言而无信。他从党与国家信誉和长远利益考虑，下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为此，他又亲自到上海调查，经同上海市有关领导反复交换意见后，又再次向中央提出关于落实民族资产阶级若干政策的建议。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时，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央统战部的意见，并以急电发往各省、市、自治区执行。根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为落实党关于民族资产阶级政策，1979年1月下旬，中央统战部专门召开了落实民族资产阶级政策座谈会。25日，乌兰夫到会讲话。在讲话中，他重申了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一贯政策，批判了林彪和“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在“十年动乱”中对党的政策的破坏，传达了中共中央批转的《上海市委关于落实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的若干问题的请示报告》。这一《请示报告》，是经乌兰夫到上海调查研究后形成的。在讲话中，他概述了报告中提出的8个问题。乌兰夫这次讲话，概括了中央批转的《上海报告》的主要内容，代表党中央向全国民族资产阶级工商业者郑重重申了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他讲得诚恳、明确，令人心服。这次座谈会起了交心的作用，使大多数民族资产阶级工商业者从压抑中重又振作起来。

　　二是给错划的“右派分子”摘帽子。1957年反右扩大化，全国划定的右派达50多万。对右派的性质，起初，中共中央批准的中央统战部建议还是“人民内部的左、中、右”，没有过几天就改定为“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这就形成了后来多年的说法：“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右”。被划定为右派的人，大多数是有见解、敢说话的中青年知识分子。他们中有一部分被判了刑，大部分在群众监督下长期劳动。这样一批有才华的人，在最好的年华被剥夺了贡献自己才智的机会。这不仅是对他们身心的严重摧残，也是国家的一大损失。按当时的规矩，右派只可以摘帽子（称摘帽子右派），不可以纠正和平反。所以在以后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中，有名气的大右派陆陆续续地摘了帽子，最后剩下来的十几万戴帽子的小右派，大都是中小学教师和一般科技人员。乌兰夫上任不久，就开始抓这方面的工作。经过一段调查研究后，1977年10月间，就由中央统战部会同国家有关部，草拟出了一个征求意见后准备报请中央审批的文件。但是，限于当时的情况，这个文件最后没有定下来。这是一件涉及到一大批人的大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乌兰夫一直放心不下。一年之后，他又过问这件事。1978年下半年，由他出面邀集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经过认真研究后，按照“有错必纠”的原则，对原来拟的文稿又做了进一步修改，制定出了《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1978年9月17日，中共中央将这一《实施方案》批转全国，在批语中明确指出：“对过去错划了的人，要坚持有错必纠的原则，做好改正工作。”为能及时妥善地处理与这个问题有关的事，经中央决定，在中央统战部设了一个有关部门联合组成的办事机构。这个办事机构在乌兰夫领导下，认真细致地做了大量实际工作。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按照会议精神和中央批转的《实施方案》的具体要求，全面展开了纠正错划右派的工作。由于乌兰夫的努力，加快了这项工作的进程，到1980年，纠正任务基本完成。戴帽时间最长的10多万小右派，包括他们家属在内的几十万人，终于得到了解救，结束了漫长的屈辱岁月。

　　三是为中共中央统战部老部长李维汉平反，摘掉强加在全国统战系统执行“修正主义、投降主义路线”的帽子。李维汉是中国共产党元老之一，也是中央统战部的元老，长期担任中央统战部部长，在党的统战工作上是有重大贡献的。但是，在“左”倾思想的影响下，自1962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后，他就不断地受冲击。1962年，中央统战部开展政策思想检查，就不点名地批判了他。1964年，在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了他以后，又对他点名批判。当时就上纲很高，说他“在统一战线、民族、宗教工作方面坚持一条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的修正主义路线”。“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把中央统战部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司令部”，把全国各级统战部和民族、宗教工作部门全部都打成“牛鬼蛇神庇护所”、“资本主义复辟部”、“投降部”。对李维汉等领导干部更是横加罪名，各级统战、民族、宗教部门有不少干部遭到迫害。在乌兰夫主持下，按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在深入揭批“四人帮”的基础上，全面回顾、分析了中央统战部和全国统战、民族、宗教系统17年的工作，结论是：“包括李维汉本人都不存在执行一条所谓投降主义、修正主义路线”的问题。1979年2月3日，以中央统战部的名义向党中央写了《关于建议为全国统战、民族、宗教工作部门摘掉“执行投降主义、修正主义路线”帽子的请示报告》。《请示报告》中指出：1962年和1964年对李维汉同志的批判是错误的，在全国统战、民族、宗教工作部门，包括李维汉本人都不存在执行一条所谓投降主义、修正主义路线的情况。对此，应一律平反、恢复名誉。中共中央很快批准了这个报告。3月16日，以中央统战部的名义，召开统战系统干部大会，由乌兰夫代表中共中央在大会上正式宣布平反决定。这对全国统战、民族、宗教系统的广大干部来说，犹如一次再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