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逃前张国焘拜见蒋介石：“兄弟在外糊涂多年”
张国焘，可谓中共历史上最高级别的叛徒之一（中共元老，曾任中共第一届临时中央执行委员、第二和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第五和第六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叛逃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理主席），叛逃后居然成为国民党“军统”特务、中共的死敌。显然，在“中共叛徒史”上，他占有极为重要的一页。
他为什么要叛变？成仿吾在《记叛徒张国焘》（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一书中认为：张国焘叛变的原因，是他“在党内已经失去了‘市场’，而国民党反动派对我党实行的‘溶化’诱降政策，则为他提供了实现个人野心的新机会”。
那么，国民党的这种新的政策和手段，是如何作用并影响于张国焘的叛变呢？对此目前尚无大量和确凿的证据，我们只是大略地得知：1936年“双十二”事变之后，国共双方已有公开的交往，中共一方已在西安、南京等地筹设联络办事处，而国民党一方也已派人去延安，双方以期达到国共进一步的合作。然而国民党“军统”和“中统”特务也利用这一时机潜入延安，用以刺探中共情报，据说这些特务了解到张国焘的情况后便到处煽风点火，宣扬张已失去自由等，蒋介石也密令戴笠派人设法与之接触，说请其赴武汉见面有要事相商，而张国焘则对来者大骂一通，说这是置其于身败名裂之死地，但最后又说：“蒋委员长如派飞机来接我，那是可以考虑的，不过得首先在延安为我修一个飞机场。”此事不知真假，有人说这说明张已开始动摇云云。
张国焘逃到武汉后，周恩来等人并没有放弃他，屡次派人奉劝，未果。最后，张国焘向周恩来表示：他想去见蒋介石。1938年4月16日下午，周恩来陪同张国焘一起过江到武昌去见蒋介石。张国焘见到蒋介石后，开口就说：“兄弟在外糊涂多年。”周恩来听了十分生气，立即对他说：“你糊涂，我可不糊涂。”接着，张国焘竟以边区代主席的身份，向蒋介石汇报边区政府的一些情况，然而他事先没有准备，只是鉴于周恩来在场而临时起意而为，于是话语间竟语无伦次，弄得蒋介石也不知如何是好。回到办事处后，周恩来严肃批评了张国焘，张却表示国共两党现在都很糟糕，自己愿意暂时脱离政治生涯——他决意要摆脱“监控”，终于逃逸而去。
4月19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党内报告大纲》，称这对于中共“不但不是什么损失，而是去掉了一个腐朽的不可救药的脓包”。
后来，当时负责中组部的陈云，告诉还在延安的张的夫人杨子烈：张国焘叛逃了。杨子烈十分吃惊，当即痛骂张国焘“不仁不义”，又表示自己要去寻找，“一定到武汉把张国焘找回延安”。对此，毛泽东和党中央答应了她，即将其和小孩“礼送出境”，并希望她能够规劝一下张国焘。毛泽东还对她说：“你能把张国焘找回来，就是共产党大大的功臣！”并批给她500元法币的旅费。但她一去之后，杳无音讯。
据说杨子烈离开延安时，毛泽东曾意味深长地要她转告张国焘一句话：“我们多年生死之交，彼此都要留点余地。”
可是，张国焘从叛逃开始，人生已经没有什么余地了。
戴笠的由热转冷
张国焘叛变后果然掀起了一阵狂风，先是国民党的报刊开始连篇累牍地报道相关新闻，纷纷响应张国焘的“呼吁”，鼓噪“三个取消”——取消八路军和新四军、取消陕甘宁边区、取消和解散共产党：又极度渲染张国焘“归来”引发的中共“内讧”，欢迎张国焘的“觉悟”，进而煽动中共党人应“学习张国焘”等。对此，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洞若观火，他曾在一篇文章里说：“也许有人要把张国焘当作可居的奇货吧？要利用他来做‘反共’的‘特务工作’吧？”果不其然，他最终在国民党内获得的位置，竟是卑劣的特务。
那么，张国焘成了叛徒之后，是真心想去做一个让人不齿的特务呢，抑或另有初衷？
以张国焘充足的“阅历”和“政治智商”，叛变之后做什么，他不会没考虑过。就其本意，他莫若低调做人为好。于是，当蒋介石派陈立夫去征求他的工作意愿时，他表示希望创办一种“民办刊物”来为国民党做文章，使青年不要再因共产党的宣传而走上“迷途”。这个意愿，显然不合蒋介石的心思，所谓刊物等等，早有叶青之流会办，至于张国焘，绝不能“大材小用”。以张国焘的“阅历”和“声望”，不久，国民党各种部门都想来“挖”他，包括军委政治部、“西北王”胡宗南等，其中最活跃的则是国民党两大特务组织“军统”和“中统”。张府一时人声鼎沸、络绎不绝，最后，张国焘竟“受宠若惊”，慌里慌张地跑到蔡孟坚家去“避难”。又不久，抗战局势恶化，张国焘受人之邀，全家跑到桂林“观光”，有一次他与母亲谈话，母亲述及张家的变故，自晚清至民国，尤其是国共相争的时代，江西老家竟成了“双方争夺的战场”，“红军”“白军”，你来我往，可怜张家不仅财物等“已是荡然无存”，祖父、父亲以及家人也历经“公审”“绑票”等种种磨难，兄弟姐妹六人中三人“在这些变乱中夭折了”。一番唏噓之下，张国焘伤感不已。“伤感”之后，张顿然有了“觉悟”，即所谓“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他为自己的过去深悔不已，至于自己的前途，还是茫然无措。就在此时，他得知共产国际批准了中共开除其党籍的决定，张国焘终于走到人生歧途的端点，他转回重庆，接受了蒋介石的安排，决心为戴笠“帮忙”，甘做一个特务！
蒋介石获悉张国焘叛变后，大为高兴，认为这是一个反共的重要“法宝”，他颇为得意地对戴笠说：“这是对延安的致命打击”。蒋介石还立即派陈立夫与张密谈，以获取有关中共和边区的情况。随后蒋先后授予张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军委会中将职务，以示奖励，并嘱其在戴笠手下“运用”，而戴笠奉若神明，将其安置在武昌的一座小洋楼里，具体由武昌警察局长、张国焘的老乡蔡孟坚负责保护。就在这里，张国焘一家也居然团聚了。
再来说武汉失守以后，张国焘随戴笠到重庆，戴笠为了安置张国焘，特地在“军统局”成立了一个“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下设秘书室、联络组、研究组，另设有招待所），由张国焘担任主任。在国民党当局看来，张国焘在中共党内有近18年的经历，他对中共的所有内情可以说是基本掌握的。沈醉回忆说：“戴笠企图利用张国焘过去在中共的地位和关系，大搞对中共组织内部进行打入拉出的阴谋活动。最初对张国焘寄予极大的希望，满以为只要他能卖一点力气，便可以把共产党搞垮；张国焘说要在陕甘宁边区设立一些策反站，戴笠马上照他的计划办理。真是要人给人，要钱给钱。”张国焘也很卖力为戴笠出谋划策，精心布置开展反共活动。他向戴笠建议举办一个“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认为开展反共斗争，不仅要有专门的机构，也要有专门的人才，而此前“军统”疏忽于此。戴笠听了大为欣赏，马上下令筹办，即由戴笠亲兼班主任，张国焘任副主任，学生则在“军统”其他训练班或已结业的“优秀学生”中挑选，每个学员均由张国焘亲自谈话进行考核。这种选拔的严格程度是“军统”历年所办的训练班从未有过的，可见戴笠的重视程度。
先后两期的训练班共招收200多名学生，张国焘亲自讲课，除了讲授“中共问题分析”之外，还讲授了“如何进入边区以及如何从事特务活动”等。然而后来的结果完全出乎戴笠的意料，先是特务学员对张国焘的课没有一丝欢迎的意思，再后来甚至对他这个人也觉得讨厌了。据张之楚回忆：“在特种工作人员训练班第一期结业典礼的时候，典礼一毕，教官、学生以及军统局有关负责人在一起聚餐，戴笠、张国焘均在场。正当入席的时候，别的教官都互相关照，彼此打招呼入席，唯独没有一个人请张国焘入席。张的处境极为尴尬，坐不是，站不是，不知所措。后来戴笠见了，才过来请张国焘入席。”至于这个训练班的效果，更是令人大跌眼镜：训练班毕业的不少“特种政工人员”被派遣潜入边区，不仅不能进行“策反”破坏，反而大多有去无回。他们被延安的保卫部门侦破，有一些竟然“反正”后参加了革命阵营，只有少数人得以侥幸逃出，其中又有几个张国焘认为最得意的学生，拿着他的亲笔信去找张国焘过去熟识的人，结果也是有去无回。于是，后来的学员无法派遣，只好被派到国民党“兵工署警卫稽查处”担任所谓“防共”工作。
张国焘另外一招是向戴笠建议大肆开展所谓“来归”活动，他以为共产党有深厚的社会基础，一时难以消灭，此前“军统”等在国统区对中共被捕人员所采取的逮捕、逼供、写自首书、登报脱离中共、迫使叛变等手法效果并不明显，而唯一有效的办法是“七分政治”，即从政治上争取和拉拢，不强迫被捕者实行自首和“脱党”，只须填写“来归人员调查表”。所谓“来归”的含意，即是原为国民政府的公民，后误入共产党，现在又改邪归正了，等等。张国焘的建议，无非是“软刀子”，而所谓“来归”无疑就是“叛变”。为了配合“来归”活动，戴笠又批准在华北、华中、西北等地成立“特种政治工作联络站”，其负责人也多由中共叛徒担任。此外，戴笠还在陕甘宁边区附近的榆林、洛川、耀县等地分别设立了陕北、延安和耀县三个“策反站”，并均交张国焘掌握和负责。但几年下来“成果”寥寥，除张国焘原来的亲信等少数人“来归”和被“策反”外，并没有产生什么作用和影响，对此戴笠大失所望。张国焘后来经戴笠安排，还妄图向太行山区的八路军一二九师（由原红四方面军改编）进行渗透，也毫无成绩。据成仿吾《记叛徒张国焘》：“原红四方面军在抗战初期剩下的还有一万多人，而在整个抗战期间叛变投降国民党的不过何畏、朱德崇（原红三十三军参谋长，抗战中在冀鲁豫区因腐化被发现叛逃）几个。”
张国焘叛变之后，想方设法为国民党做出“成绩”，他不惜现身说法，劝说一些被捕的共产党人自首叛变，然而这个“例子”的有效性是非常有限的。关于叛变后的张国焘，原国民党“军统”特务沈醉写的回忆最多，其中提及张国焘曾劝降一位在重庆南岸被秘密逮捕的中共地下党成员，当时张开口便自我介绍，“使得对方为之一惊”，随即张更是“倚老卖老”，劝说对方加以考虑。不料，出乎意外，对方以不容争辩的口吻说：“我不能这样做，死又有什么可怕！”临了，张国焘只好支吾其词地说：“我是为了你好。”灰脸走开。（《军统内幕》，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版）的确，叛徒是让人看不起的，中共中央南方局成员童小鹏在《风雨四十年》的回忆录中也记载了1939年冬天在重庆偶遇张国焘的情节：彼时张国焘在国民党集团中已经失宠，大概是没了专车，张不得已乘“公交”进城，恰好与“八办”工作人员童小鹏在车上相遇。当时张穿戴严实，以防人认出，却被童看破。童不禁暗笑：从前的“张主席”，“从不走路，总是骑马，长征过草地时，还是一人两匹好马换着骑，两匹大骡子给他驮衣服、被褥和食品，到了延安，虽然还没有小轿车，也同朱总司令、林伯渠主席一样，可以坐在卡车前头去开会”，“而现在居然和我这个小干部一样搭破烂的公共汽车了。”
戴笠慢慢对张国焘有了淡漠之心。张为了有所补救，挖空心思，又建议可请被释放出狱的陈独秀“出山”。戴笠和胡宗南觉得不错，竟亲自去拜访陈独秀，但陈独秀根本不愿成为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共炮弹，不得已，张国焘只好亲自出马，迢迢拜会陈独秀，交谈中怂恿陈与他另外组织一个新的“共产党”，遭到陈独秀一口回绝。
当时“军统”对张国焘处处存有戒心，派往他家照顾生活的勤杂人员也都是经过主管总务的沈醉挑选的。这些人既照顾他的生活，也“兼顾”他的思想和言行。也许张国焘意识到了这一点，为了表示“忠诚”，不使人有所怀疑，他在会客室与客人会面时，从不把门关上，有时还故意放大声音说话，在家里也不得不做出如此表演，令他痛苦不堪。尽管如此，他知道寄人篱下，只能处处加倍小心。随着张国焘的利用价值逐年递减，他最终成为国民党“反共”阵线上的一块“鸡肋”，又渐渐地，对他也失去了相应的客气和尊重。据说蒋介石曾在戴笠的一个请求报告上直书：“凡是能叛变共产党的人，也会随时叛变我们。”这真是洞若观火，相应地，戴笠提出在内部使用中共叛徒的“八字方针”——“尊而不敬，用而又防。”果然，叛徒的根性，以及国民党不予信任的用人方针，最终又导致了顾顺章、李士群、李国谌等案子。至于张国焘，也可谓饱尝“寄人篱下”的滋味。其实，就在“军统”内部为防范那些“前中共人员”，专门设有“防奸股”，张国焘所在的“特研室”，秘书黄逸公其实就是被派去监视他的。
张国焘刚到“军统”时，不仅是戴笠宴客时最受欢迎的宾客，也是戴笠最得意的部属，那时戴笠每次请客都带上张国焘，并经常事前向被请者炫耀：“明天你来吃饭时，便可以看到共产党里面坐第三把交椅的人物了！”然而曾几何时，张国焘已然成为戴笠最厌恶的人。有一次戴笠甚至拍桌大骂张国焘是“厕所里的石头——又臭又硬”。沈醉在《我所知道的戴笠》中说：“张国焘再也不受欢迎，半年、几个月都见不到戴笠一次；即便见到了，不是被当面讽刺几句，就是被严厉训斥一番。有一次不知为了一个什么问题，戴笠对张国焘答复他的询问不满意，便暴跳如雷地拍着桌子骂张国焘。张国焘走出大门，表现出垂头丧的样子。我进去问戴笠‘什么事又生气。’他没有正面答复我，只是余怒未消地说：‘这家伙太不知好歹，他不要以为这样就可以对付过去！’”戴笠愤恨之余，经常对部下说：“校长（即蒋介石——笔者注）对张国焘来投靠，以为是对延安的致命打击，交我运用。几年来大失所望，对校长难以交差。”戴笠对张国焘翻脸之后，张原来享受的“要人给人、要钱给钱、要物给物”的特权也被取消了。
戴笠如此，又直接影响到国民党的其他特务，他们都对张国焘蔑视和看不起了。张也进而哀叹道：“我们这些人身家不清，在国民党里无什么出路。”甚至那个负责监视张国焘的黄逸公（中共叛徒出身）也为张打抱不平，他说：“张国焘为‘军统’卖力，连吃饭睡觉都在想办法，实在是因为共产党组织太严，防范太周密，所以做不出特别的成绩来。”
一场热闹之后，张国焘虽头衔甚多，其实不过是“鸡肋”式的小摆设而已。
戴笠逐渐不看好这个“小摆设”，但与“军统”对峙的“中统”却来挖“人才”了。原来张国焘在“军统”的处境得到了其同乡蔡孟坚的同情，蔡开始为张国焘另谋出路。不久，蔡孟坚将张国焘介绍给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朱家骅的机要秘书甘家馨，甘家馨与张国焘也是同乡，又将张国焘引荐给朱家骅。“中统”头子朱家骅是北大毕业的，他对张国焘这个“校友”可谓仰慕已久，就在张国焘失宠于“军统”之际，“中统”却聘其为“对共斗争设计委员会”的中将设计委员兼主任秘书。不料这又触怒了“中统”内部的许多特务。他们不服气于其“无功受禄”，在暗地里骂他是“叛徒”，甚至公开奚落他“笨蛋”“饭桶”，讨嫌他来“抢饭碗”；加之张国焘在“对共斗争设计”方面实在拿不出什么好主意，他所提供的情报，不是“老掉牙”的，就是“中统”已经掌握的，或是共产党那边早有准备的，根本没有价值，于是，几个月过去后，“张设计委员”和“张主任秘书”成了“三无产品”——“无计可设，无员可用，无公可办”。
就在张国焘向蔡孟坚抱怨自己在“中统”也是“每日去坐一二小时，颇感无聊”之时，在国民党特务头子之一唐纵的日记里，是这样称张国焘的：一次，中共老叛徒蔡孟坚约张国焘和甘家馨、唐纵吃饭，饭中谈及“共产党问题”，唐纵写道：“张国焘过去为共产党之首领，以为彼必富于阴谋策略斗争精神，及见面谈话讨论问题时，观其态度，察其言辞，似亦为一普通之做官人，并不如吾人所想象之斗争家。”（《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
抗战初期，张国焘以其特殊身份，被蒋介石塞进了“国民参政会”。及至1940年10月，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其时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即将举行，12月7日，周恩来致函张冲，让他代向秘书长王世杰声明：中共强烈反对张国焘、叶青作为“参政员”出席此次会议，因为此二人为中共叛徒，并要求向蒋介石转达。蒋介石在谈话中表示：“张国焘事情好解决，目前已经发表了，过些时，当想办法。”（《周恩来关于和蒋介石谈话情况给毛泽东并中央书记处的报告》，见《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岂料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国共关系随即紧张，蒋介石不仅没有承诺不发起“反共”战事，连撤销张国焘“参政员”资格一事也不再提及了。
时间到了1946年，一直领着虚衔的张国焘忽然成了有实权的地方官——他在江西同乡熊式辉的推荐下，被委任为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署长。这是一个肥缺，而张国焘顿时又有了“衣锦还乡”的虚荣。然而当他踏上故土，才得知江西省主席是王陵基。当年红四方面军入川时，曾在川北把这位四川军阀刘湘的师长打得落花流水，大败而逃，刘湘气急败坏，要将王陵基枪毙，因有人说情，王陵基才免去一死，但却被撤职和拘禁，王陵基引以为奇耻大辱。如今张国焘改换门庭来到故乡，两人相见，王陵基旧恨涌上心头，就在张上任就职的当天，王陵基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那一天，张国焘被王陵基请去赴宴，宴会方始，王陵基等聊起当年故事，又以张“变节”的经历着意打趣他，张被弄得面红耳赤，坐立不安，最后只得提前告退，落荒而逃。此后张国焘开始办公，王陵基依然不依不饶，时时处处予以掣肘，使其备感难堪，于是，张国焘忍气吞声了两个月，便辞掉职务，遁往上海。
彼时，解放战争正在激烈进行着。1948年6月，张国焘终于“弃官从文”，他以手里的120两黄金为资本，创办了一个新闻周刊《创进》，这也算圆了他叛逃时已有的“从思想上反共”的夙愿。一晃，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行将结束，1949年，解放战争进入尾声，当时国民党许多高官显要已纷纷逃往台湾，张国焘见状不妙，慌忙把《创进》停刊，携带全家逃到了台北。
回归未成
张国焘携家眷逃台后，举目无亲，他在台北租了一栋房子，私念还想继续为国民党效力。但一年过去了，国民党既没有给他安排“工作”，也没有过问他的生活，对于这位“中央委员”，似乎是遗忘了。不久，“行政院”批示其所居住的地区被辟作“东南行政长官公署”，他的房子居然被强行征收了。无奈，1949年冬天，张国焘携妻子和三个儿子离开台北，转往香港居住。
在花花世界香港，张国焘为生活所迫，开始做炒黄金的买卖。一时间他忘了“入市须谨慎”的教诲，反而自信早年在北大是读经济学的，但发财梦很快破灭。转眼间，朝鲜战争爆发，张国焘滞居香港，无所事事，每天看报度日，间或写点评论，寄给小报赚点零钱，而他实在是心有不甘的。恰好，政客们寻上门来了。
那是国共内战尘埃落定、国民党政府仓皇迁台的风雨飘摇之际，其时一些标榜“反蒋”和坚持“民主自由”的政治人物和知识分子，在美国和桂系的支持下云集香江，他们揭起反对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大政党的大纛，掀起了盛极一时的“第三势力”运动，其主要角色是一批下野的军人和政客、无所归依的知识分子和文人，首领则是张发奎、顾孟余、张君劢、左舜生等，张国焘也忝列其间。在这些人中，张国焘可谓“奇货可居”——前中共领导人、国民党大特务。他被人拥入“第三势力”运动，其实是不伦不类的。张发奎回忆：最终，“张国焘宣布退出……他不出门，保持安静。”
“他不出门，保持安静。”那是张国焘再次从事政党活动铩羽之后，开始了他的回忆录写作。
张国焘离开《中国之声》杂志，又因炒黄金蚀了本，妻子杨子烈又在买菜时摔坏了臀骨，经济拮据和高昂的治疗费用让张国焘一筹莫展。就在他艰难度日之际，美国人嗅到他的踪迹，特别是一些美国研究中国的机构，对这一传奇式人物产生了浓厚兴趣。1961年，美国堪萨斯大学“名人中心”的人员找到张国焘，表示希望张国焘为其撰写回忆录，作为报酬，可向张每月提供2000港元。张国焘当然答应了，于是他在江西同乡许鹏飞（此前是熊式辉的秘书长）和涂公遂（前国民党官员）的帮助下，开始动手收集中共建党初期等资料，酝酿回忆录的写作。5年后，张国焘的回忆录杀青。1966年，香港《明报月刊》购买了中文版权，这便是《我的回忆》。先是由香港《明报月刊》连载，至1971年分三册陆续出版（中文版）。据说《明报月刊》为此支付给张国焘夫妇一笔数额较大的稿费及版税，它也成了此后十余年张国焘一家的主要经济收入。
然而，张国焘真的“保持安静”，没有其他念想了吗？据说沧海桑田，张国焘在香港穷困潦倒之余，不免心思活泛，所谓心存侥幸，1953年，他动了回内地的念头。于是写了一封信，请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黄作梅呈北京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信中透露了他想回去的意思。三周之后，刘少奇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名义传话来：张国焘愿意回来是可以的，但他必须首先写一个报告给中央，深刻检讨自己在历史上坚持的错误路线，作出改过自新的保证。张国焘拒绝了。又有材料说：1956年，中共召开八大，张国焘闻讯捎信过来，表示想回来，但又不肯答复中共提出的他必须公开认错的先决条件，此事遂不谐。再后来的1958年，内地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张国焘有所鼓舞，又萌发了与中共建立联系的打算。这年10月，他托人向内地政府表示：自己愿为中国做点事，并要求给他以生活补助。张国焘的意思随即作为“内部情况简报”，以《关于张国焘最近情况简报》的形式，呈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阅后批示：应劝张国焘割断他同美国人的关系。如能做到这点，可考虑给以个人生活方面的补助。
显然，张国焘不仅没有接受毛泽东和中共的提议，此后再也不做返乡之梦矣。1994年，在张国焘去世15年之后，张妻杨子烈以92岁高龄故去，据悉夫妇二人合葬于加拿大多伦多的松山墓地五号区。
如果当年张国焘接受了中共的要求而回归，他此后的命运又会如何呢？这真是撩人胃口的疑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