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甫祥：“史上最严控烟”尚需锲而不舍

　　6月1日起，被称为“史上最严控烟令”的《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正式实施。北京市包括写字楼、餐厅在内的所有室内公共场所、工作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内禁止吸烟，彻底叫停所有烟草促销活动。按照规定，个人在禁止吸烟场所违规吸烟的，最高将被罚款200元。（5月31日人民网）

　　此前，国家刚刚再次上调了烟草税，烟草零售价格亦同时水涨船高。显然，国家希望通过“税价联动”的手段促进控烟。那么，加上这次北京市的“最严控烟令”，这两大手段的双管齐下，能否以北京带动全国，从而赢得控烟的史上最佳效果呢？

　　不妨先看看上调烟草税对控烟的影响：其实，此前从1994年至2009年间，国家尽管屡此上调烟草税，但其成本均由烟草企业内部消化，并未触及烟草的批发及零售价格，因而对控烟的影响似乎可以忽略不计。今年则实现了烟草调税与调价的同步推进。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数据显示，烟草价格每增长10%，放弃吸烟的成年烟民增加3.7%，放弃吸烟的青少年烟民增加9.3%。应该说，对于控烟还是产生了一定的推力。不过，相比起超过3亿烟民的“烟瘾”来说，每包烟尤其是中低档烟增加1元上下的价格，其影响还是微乎其微的。

　　因此，北京市这次出台的“史上最严控烟令”，可以看作是配合烟草税上调的一次联动。如果能确保得到严格实施，则全市所有的室内公共场所、工作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内，都将不会再现“腾云驾雾”的景观，而这对仅仅止于控烟而不是禁烟层面这个角度来说，无疑是一个好的结果。

　　不过，要把愿望转化为现实，则绝非易事。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尽管吸烟的危害尽人皆知，控烟宣传及力度亦是一浪盖过一浪，无奈数亿烟民数百年来的吸烟传统可谓根深蒂固，难以在短时间扭转。另一方面，国人基于传统习俗形成的对吸烟者的宽容心态，亦是另一个“拦路虎”。最近，中新网生活频道的一个调查结果显示：近六成受访者在是否会对违规吸烟者进行劝阻这一问题的回答中，有63.8%的受访者表示会选择“离开”或者“忍耐”；而选择劝阻的人则不到四成，似乎从侧面印证了控烟的难度。当然，有关部门可以在短时间内集中大量人力查处，甚至加大处罚力度，但须明白，如果缺少公众的主动参与，纵然再行之有效的行动，都是无法持久的。

　　控烟之所以难，还在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只能“控”而无法“禁”：既不可能强行关闭烟厂，更不可能将吸烟行为视为违法犯罪，而只能通过经济手段或行政手段，更多的采用“劝”或“限”的方式进行。正因如此，控烟工作中的“持久战”显然就在所难免了。

　　难度是显而易见的，但并非就意味着无所作为，毕竟多年的控烟宣传已初见成效。无论是吸烟对身体的影响，还是二手烟对他人的危害，都已经广为人知，对控烟持认同态度的人数越来越多。据北京市卫计委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从1997年到2011年，北京市男性吸烟率从56.7%下降到42.8%，女性吸烟率从8.8%下降到3.8%，综合吸烟率由34.5%下降到23.4%。因此，只要在经济手段及行政手段两方面持续发力，长期保持高压态势，控烟工作的前景应该是乐观的。

　　笔者认为，在此次“史上最严控烟”行动中，应在宣传的热度、执行的强度、持续的力度及经济杠杆调节的适度上做足文章，以达到最佳的控烟效果。

　　首先，继续通过各种媒介、平台，强化宣传攻势，如烟盒上让人警醒的骷髅警示标志；更加深入人心的吸烟有害健康的宣传等，使控烟行动得到人们更多的理解及支持。

　　其次，要在起始阶段或其它必要时期，适当集中精兵强将，让控烟令落地有声，落到实处，并确保不留死角，不走过场。

　　在第一阶段初见成效的情况下，应把工作重心转向保持常态化的持续高压。除定期或不定期的督促检查外，应把明确及完善公共场所责任单位的监管责任作为重中之重。譬如，此后凡是通过群众举报或检查发现的违规吸烟，同时对该场所责任单位与吸烟者实行顶格处罚。如此，才能倒逼所有公共场所的责任单位不敢松懈，以保证控烟工作不致出现“虎头蛇尾”或“昙花一现”的尴尬局面。

　　所谓经济杠杆调节的适度，指通过上调烟草税或烟草限产、减产措施借以实现对控烟的调控上，既需力度，亦要适度。即经济杠杆的运用，既要达到足够的调控力度，又要与控烟工作的现状相适应。力度不够，难以发挥调控作用；而适度拿捏不准，则会事倍功半。试想，在社会吸烟人数居高不下的情况下，一厢情愿的过度调控，不但很可能于事无补，反而会让走私烟、地下黑烟大行其道，从而造成新的社会问题。正确的途径是，通过锲而不舍的控烟，使烟民的人数逐年减少，其结果必然导致烟草市场的逐步萎缩，这才是控烟最希望达到的效果。

　　控烟有难度，难在持久。但吸烟有害健康，控烟势在必行。期待北京市的“史上最严控烟”，不仅令出必行，更要锲而不舍，从而带动全国，开拓控烟工作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