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挺流亡海外未忘忧国 卖首饰解决新四军军需
叶挺（1896—1946年），字希夷，广东惠阳人。1988年，被中央军委确定为共和国36位军事家之一。1924年赴苏联东方劳动大学与军事学校学习。1925年回国。在1926年北伐战争中，他率领独立团在湖北击溃军阀吴佩孚主力，荣膺“北伐名将”的殊荣，他的独立团被称为“铁军”。1927年8月1日,他参与指挥南昌起义并出任前敌总指挥，成为人民军队的缔造者之一。1927年12月参加广州起义，任起义军工农红军总指挥。在抗日战争中，他临危受命，出任新四军的首任军长，为新四军的组建、成长、壮大，为新四军的敌后抗日，做出了卓越贡献。毛泽东非常器重叶挺，曾当着叶挺的面说，你是“共产党的第一任总司令，人民军队的战史要从你写起”。作为一代名将，叶挺的军事生涯和丰功伟绩，为世人所称颂，而他的清廉人生和高风亮节，同样为后人所景仰。
流亡海外，生活艰难，但未曾忘忧国
1927年12月11日爆发的广州起义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在广州掀起白色恐怖，到处搜捕共产党人。作为起义领导人之一的叶挺机智地化装成盲人，逃亡到香港。当时，广州起义的消息已震惊全世界，许多香港报刊也发表文章，颂扬这次起义，这让叶挺由衷地欣慰。但他没想到，在党内他却遭到严厉指责，并受到留党察看半年的处分。这让叶挺怎么也想不通。
1928年春，叶挺接到党的通知，要他去苏联休养，同时讨论广州起义的问题。这个消息自然给苦闷中的叶挺带来了新的希望。他假道日本，前往苏联。是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会议虽充分肯定了广州起义的伟大意义，却没有给叶挺正名、平反。与此同时，共产国际东方部的领导人米夫听信了王明的谗言，对叶挺产生了偏见。叶挺是个有血气的军人，眼见国内有冤难伸，共产国际投诉无门，一气之下离开了莫斯科，出走西欧，从此与党失去了联系。对于此事，周恩来后来作了客观的评价：“广州起义失败后，叶挺到了莫斯科，共产国际代表还说他政治动摇。共产国际没有人理他，东方大学请他作报告，共产国际也不允许他去。这样，他就离开党跑到德国去了。这件事我们应该给叶挺伸冤。”
1928年秋，叶挺到了德国首都柏林。不久，夫人李秀文从澳门来柏林团聚。在那里，叶挺靠帮人打工和自己做小生意赚到的一点钱维持生计。
1929年，叶挺先是移居奥地利维也纳，以卖绿豆芽和豆腐维持生计。后又移居法国巴黎，在秋天瓜果成熟的季节，到农村帮农场主摘收水果，运回巴黎街头，摆摊叫卖，生活过得紧紧巴巴。迫于无奈，叶挺有时甚至只能到市场捡拾别人抛弃的蔬菜，拿回家腌咸菜吃。
叶挺刚到德国时，心灰意冷，加之身在异国他乡，没有生活来源，更感到前途迷茫。于是，他产生了一个念头：从事德文著作的翻译和著述，以此作为谋生的手段，同时为国家做些贡献。叶挺的德文基础比较好，他从黄埔陆军小学到河北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一直选修德文，准备将来到德国深造。于是，叶挺用国内亲友资助的钱，买来书刊，闭门谢客，潜心阅读研究，所学内容涉及哲学、历史、军事、文学。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他的思想也发生了变化，把精力放到研究军事上。叶挺潜心钻研大量的德国军事书籍，希冀回国后能派上用场。同时，鉴于广州起义失败的教训，叶挺还重点研究了军事工程学和军事化学。他冒着危险，经常在自己家里做炸药和地雷爆破试验。叶挺对军事的刻苦钻研受到了德国友人的敬佩，一位德国军事家送给他一根特殊手杖留作纪念，这根手杖可以当作长剑和手枪使用，深得叶挺喜爱。
九一八事变后，叶挺每天翻阅大量报刊，密切注意国内局势。但由于远居海外，消息毕竟太少，来得也慢。1932年秋天，叶挺满怀抗日救国的激情，偕夫人李秀文和1岁多的二儿子正明，离开了德国，回到澳门，结束了5年的流亡生涯。
陈诚、陈济棠等国民党高级将领获悉叶挺回到澳门的消息后，纷纷写信或派人前去邀他协力共事，并许以高官厚禄。但叶挺心中明白，陈诚、陈济棠这两个人邀他“协力共事”，无非就是拥蒋“剿共”，这无论如何有悖于自己的志向和信仰，所以断然予以回绝。过了一些时候，陈济棠又写了一封信，并备了一份礼物，派了一名副官专程到澳门拜望叶挺。这一回，叶挺请那位副官把带来的礼物，原封不动地带回去，并请他带话给陈济棠，说叶挺忧国心切，是为了抗日救亡而回国的，而不是为了谋官职混饭吃。只要陈济棠坚持他的反共政策，他们之间就谈不上什么合作。除非是真正的抗日的爱国军队，否则，他是不会出来任职的，任何老关系老交情，也碍难从命。从这以后，陈济棠再也没有找过叶挺。叶挺意志坚定，宁愿过清苦的生活，也不愿为国民党做事，同时还教育亲属洁身自好，不要为国民党的官僚做事。他的儿子叶正大还隐约记得，一次父亲曾勃然大怒，批评他的侄子叶钦在国民党里混饭吃的做法，认为就是回家种地，也比去国民党那里干净。
在澳门居住期间，叶挺心系国家和民族的兴衰，十分关心抗战，多次返内地和香港，他在焦急寻觅抗日报国机会的同时，也关注着中共和红军的最新动向，并希望尽快与中共党组织取得联系。1933年春，叶挺打听到当年南昌起义的老战友、在上海做中共秘密工作的阳翰笙的住址，便立即写信给阳，希望阳翰笙能来澳门会面，他有很多心里话想向党倾诉。由于当时的斗争形势十分紧张，阳翰笙一时无法抽身前往澳门，党组织决定另外派人设法与叶挺联系。1935年秋，组织上派张云逸前往澳门，与叶挺取得了联系，并要他做好准备，等待党的召唤。抗日战争爆发后，叶挺接受周恩来的建议，主动通过陈诚向蒋介石请求，由他出面将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组建成新四军。
变卖首饰，自筹资金，解决新四军军需
新四军组建初期，蒋介石在军需供应上对新四军进行克扣。国民党军事当局基本不供给新四军武器装备，只配给少量弹药。结果新四军所使用的武器大部分都是3年游击战争期间带过来的，还有少数是与日军交战中缴获的战利品。枪械数量不够，导致新四军在岩寺训练场上练兵时，常常不得不两三个人共用一件武器，轮换着练习瞄准。上操下操时，一些战士也只好带着从根据地带来的梭镖、大刀。
为了解决新四军缺枪少弹的问题，叶挺一面呈文顾祝同，断续要来一些枪支，一面按照红军根据地自力更生修造武器的经验，指示主持军需处工作的叶辅平，从当地招来一些铁匠师傅，买来一些工具材料，在岩寺上渡桥江家祠堂，建起一个简陋的修械所，自己修理枪支。修械所在搬迁到泾县云岭后逐步发展起来，能够制造铁雷、石雷和简单枪械。叶挺又指示各个支队在驻地重视建设小兵工厂，以弥补敌后武器弹药之不足。
为了解决军队经费问题，叶挺又与夫人李秀文商议，想方设法筹款。为此，李秀文不辞劳苦，往返于皖南和澳门之间，为新四军筹集经费。她毅然变卖了自己的金银首饰，并动员经商的父母拿出多年积蓄。叶挺和李秀文用筹集来的这笔钱款，从海外购得新式手枪3600支、子弹20余箱，新型军用远程望远镜200架及一批步枪、大刀等，无偿资助新四军。
从海外购得的这批枪械入境后，李秀文雇用3辆货运大卡车，将这批军用物资伪装成民用货物，亲自押运，千里迢迢由广东经江西运往皖南新四军军部。未曾想在路经江西上饶时，为三战区长官顾祝同部强行扣押。李秀文当即向叶挺发了一份急电：“希夷：所购械弹运经上饶悉数为战区长官部扣押，十万火急。秀文。”
叶挺一见电报，非常恼火，不容分说，即吩咐副官备马，带上警卫员从新四军军部驻地云岭出发，由山道翻越龙门岭，到达麻村新四军兵站，再由麻村换乘汽车经青屯公路至屯溪转赴江西上饶。抵达后，叶挺径直走进顾祝同的办公室，义正辞严地责问：“顾长官长期拖欠敝军粮晌、补给，敝军数万之众尚抵不上贵军一个丙等师的待遇。这次内子说服岳母，掏出私人积蓄购得一批枪械，以解前线燃眉之急。想不到竟在辖区之内为顾长官所扣，难道你要我们新四军战士赤手空拳去跟日本鬼子拼命吗？”顾祝同理屈词穷，瞠目结舌，只好同意把扣押的军火悉数交还给新四军。凌晨5时半，叶挺驱车来到新四军上饶联络处，找到夫人李秀文及随行人员，军长夫妇亲自押运，浩浩荡荡将3车军火安全运抵云岭，新四军全军排以上干部每人配发手枪一支、子弹300发，每个营部配望远镜一架。新四军装备大为改善，全军将士欢呼雀跃，斗志倍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