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密苏里"号上日本签订投降书
中国代表团在“密苏里”号上。右一为徐永昌，右二是杨宣诚，右三为朱世明，右四是王之。(本文均为资料照片。)
“密苏里”号上签字仪式现场。
2月27日，全国人大将9月3日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专家认为，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但是并没有履行法律上的投降程序，因此，当年9月2日，日本向同盟国家签订投降书，才算履行完毕投降的所有法律手续，也才是战争结束的标志。
新中国成立后，政务院和国务院分别在1951年和1999年明确了9月3日为中国抗战胜利纪念日。而这一次，“以国家立法的形式正式确定抗战胜利纪念日”，“在法理层面上更加明确，更加权威，更加制度化”。
这让人想起69年前的“9·2”。
1 6个人，代表团“半壁江山”
1945年，中国政府派出代表团，出席停泊于日本东京湾的美军“密苏里”号战舰上举行的、日本向所有交战国正式投降的签字仪式。这个代表团由6名军官组成。
他们是：徐永昌，军令部长、上将；杨宣诚，海军中将，军委会高等顾问；朱世明，少将，国府参军；王之，中国驻西南太平洋盟军总部首席联络参谋；李树正，少将；王丕承，少将，军令部情报处处长。
这当中，有三个湖南人：杨宣诚是长沙县板仓人；朱世明，双峰县蛇形山镇人；王之，长沙县龙喜乡人。有人说，湖南人占了中国代表团的“半壁江山”。
当时，国民政府还没有还都，代表团成员是8月17日由重庆乘机经菲律宾马尼拉，与各盟国代表团员会合后，才来到“密苏里”号上的。
2 那时刻，高兴的中国人
这是当年中国报纸对签字仪式的报道：(9月2日)“8时30分，乐声大起……顷刻间，从(“密苏里”号)主甲板大炮后走出一列衣着殊异的人。第一个是中国代表徐永昌将军，他穿着一身洁净的哔叽军服，左胸上两行勋绶，向在场迎接的美国军官举手还礼后，拾级登梯走至上层甲板上……8时50分……联合国代表团在签字桌靠里的一面列队静立。以徐永昌将军为首的50位海军将领和50位陆军将领，也分别排列在预先安排好的位置上……不久，一位美国军官领先，日本人随后，陆续从出入口来到主甲板……日本代表团外相重光葵在前，臂上挂着手杖，一条真腿一条假腿，走起路来一瘸一拐……梅津美治郎随后，一身军服，重步而行……重光一腿失于淞沪战后，一次在上海虹口阅兵时，被一位朝鲜志士尹奉吉投掷一枚炸弹炸断。梅津是前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著名的《何梅协定》日方签订人。他们都是中国人民的熟人，当年在我们的国土上不可一世，曾几何时，现在在这里重逢了……”
3 杨宣诚，代表中国海军
杨宣诚在这次仪式上，代表中国海军。
其实，他离开海军多年了，抗战中的战绩主要是情报方面的。因此有人如此评价他：“唯相较于当时的闽系中央海军而言，杨宣诚可算是一个异数，他是清末官费留日海军学生，毕业后一度在清末民初的长江——第二舰队任‘楚泰’舰枪炮大副，后脱离海军，上个世纪30年代重返军界后任驻日海军武官、军令部第二厅厅长。”
这个二厅，也就是军事情报厅。他执掌这个厅，不仅让国民党军队满意，也获得同盟国的高度赞扬。因为，1941年，正当人们为日军战略是北上(对苏)还是南下(对美)争执不休时，他综合各种情报分析得出了日军将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结论；珍珠港事件发生前，二厅和军统都破译了日军将发动偷袭的密码电报；在开罗会议期间，他在盟军军事会议上推翻了英军陆军总长反攻缅甸作战计划。至于对军事行动胜负的预判，更令同行钦佩不已。他那个关于澎湖列岛的提醒，至今使得那里“风平浪静”。
正因为这样，杨宣诚获得了一大堆勋章，不仅有国民政府云麾、宝鼎等，还有美、英、苏、法政府的。美国政府在授勋文件中称：“这是为了中国海军中将杨宣诚在中国以军事情报首脑身份，所做出的优越功勋而授予的司令级功勋勋章……”
选杨宣诚出席签字仪式，可谓适得其人。
4 朱世明，“内臣”和外交官
朱世明出身于仕宦世家。祖父朱宗程出身湘军，官至知府，封通奉大夫。外祖杨昌濬，也出身湘军，官至闽浙总督、陕甘总督。其父朱继绎，江苏候补知县，因率孤军参加1884年保卫台湾、抗击法军的战事而获好名声。
朱世明18岁即进入清华大学，成为该校年龄最小的高材生之一。毕业后被选拔留学美国，先在麻省理工学院攻理科，继入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学习，又入哥伦比亚大学，获博士学位。1926年从美国留学归国后，做过蒋介石的副官、军委会交通技术学校教育长、浙江省保安处处长、参谋本部处长、国防部二厅厅长等职。1936年，担任驻苏联大使馆武官，被授少将军衔，后来又任驻美国大使馆武官。此时，他的身份是国民政府参军处参军。如此，朱世明既是蒋介石的“内臣”，也是通晓多国语言、才华横溢、资历不浅的军事外交官，出席签字仪式也是“业务”之内的事。
5 王之，陪徐永昌签字
三位湖南将军中，王之在“密苏里”号上比起其他两位多了一个程序：陪团长徐永昌在受降书上签字。
当时的报道如此说：当主持人喊“中华民国代表现在签字”后，徐永昌步至桌前，由王之陪同签字。
王之，12岁考入清华学校，8年内完成了初中、高中以及大学二年级课程，颇受当时任教清华的西点军校毕业生曹霖生的影响。1926年8月赴美，转了两个学校后，1928年奉令转入西点学习军事。开始，校方认为他视力不好，准备予以淘汰，但看到他在其他学校学业优秀，便让其入学。1932年6月，王之以全年级262名学生中第十二名的成绩毕业。
学历如此之高，做官起点却低。1932年10月回国后，做过财政部税警总团工兵连长、营长，还做过地方(湖南)色彩浓厚的第四路军参谋。1938年，王之重回税警团(易名为缉私总队)，任总队教练所教育长。1941年王之以军事观察员身份赴菲律宾，随美军考察西太平洋战事，这是王之的军事外交生涯之始。接着，随麦克阿瑟转战南太平洋，担任中国驻西南太平洋盟军总部首席联络参谋。
如此，与朱世明一样，他出席签字仪式也是“业务”之内的事。
6 杨朱王，人生最后结局
遗憾的是，三位将军最后都去了台湾。
杨宣诚去台湾是属于“已去难归”。抗战后，杨宣诚在官场倾轧中落败，也就心灰意冷。1947年，杨宣诚应邀到台湾，出任省政府顾问兼农林公司董事长。程潜出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后，电邀他回湘任省府秘书长。杨应允之后，“故旧甚众、竞相宴请，致滞行程”。正在此时，他接到程潜的电报：“久候不至，谅不愿屈就，已另物色人物。”后来，台湾海峡成了两岸鸿沟，杨宣诚也就老死台湾了。
朱世明虽然曾有机会投向新政权，却因“迟迟下不了决心”，最后被蒋介石抛弃。不过，据他的秘书说，“他同情共产党”。他曾直言不讳称自己有“湖南脾气”，而且自豪地引为美德；公开说毛泽东是军事天才，还默许自己的下属追求进步。抗战胜利后不久，朱世明出任中国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在这期间，他说服盟军驻日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开放被查封的日本内阁与陆军省档案，使得中国检察官从中发现了战犯们的第一手罪证。1946年上半年，日本进行了战后首次民主选举，战后力主日本建立自主宪法、自主军备和自主外交的鸠山一郎参加首相竞选。这个老鸠山也就是上任日本首相鸠山由纪夫的祖父。当时，老鸠山所在的自由党崛起为日本第一大党，他以为首相之位唾手可得。驻日中国代表团明确反对老鸠山组阁，及时向麦克阿瑟书面表达。结果，老鸠山这个军国主义分子遭到盟军“整肃”而被 “剥夺公职”，首相梦破灭。不过，后来朱世明又得罪了蒋介石。特别是蒋介石和陈洁如的女婿陆久之，到日本策反朱世明所率的驻日代表团，“陆、朱二人多次秘议起义之事”，却议而不决。事情泄露后，朱也就被免除了代表团团长的职务，其军职也同时被解除。1965年，他逝世于日本，葬于横滨。
王之呢？到台湾后做过“总统府”秘书长兼研发室主任，“总统府”参军。看来，他无法摆脱那个体制的惯性。不过，后来并不得意，以教书为业了，做东吴大学外语系主任、教务长，也做过美国密歇根大学的教授。他1976年退休，定居美国。尽管如此，他还是难忘故土，1993年曾在《长沙文史》上刊发过回忆父亲王达——湖南中路师范学堂(一师前身)监督(校长)的文章，字里行间，湘情洋溢。记者 文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