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岁女孩遭同村老人性侵产子 两年内又怀孕2次
7月24日，深圳雨天。路面上的各种标示箭头，仿佛在为思思指引方向。今后该何去何从，她并没有想太清楚。
深圳一家宾馆内，思思（化名）站在电视机前，认真地看着动画片。
两年前，12岁的湖南女孩思思（化名）被同村74岁老人性侵并产子，这一消息曾引起媒体及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两年后，已是14岁的思思再度被曝怀孕，而在此期间，她还有过一次怀孕堕胎。
性侵、怀孕、产子、堕胎、再怀孕……这些本应与花季少女毫无关联的经历却接连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也让思思人生轨迹因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从湖南到北京，从北京到深圳，思思似乎陷入了一个怪圈，脱离不出。
是思思主动与人发生关系，还是被暴力侵害？导致她第二、三次怀孕的人是谁？真相难明。
唯一可确认的，这是一个在不幸家庭中长大的孩子，一个需要帮助的未成年妈妈。
“我要回北京”
7月23日，深圳。在失联4天后，李鼎律师中午12点接到了思思的电话。
“我手机没钱了。”思思带着2岁的女儿小果儿（化名），与母亲王小英一起在深圳市救助站呆了4天。
进救助站前，怀孕已7个多月的思思，在街头、桥洞下睡了3天。救助站为母女俩买了回湖南老家的火车票。当天下午3点半的火车。
“我不想回湖南，我要回北京。”思思说。李鼎为思思充了50元话费，马上联系了北京儿童希望救助基金会专职帮扶思思的社工李梓琨。基金会曾委托李鼎所在的深圳市龙岗区恒创未成年人公益服务中心帮忙照顾思思，这是一家由多个律师成立的公益组织。时间紧急，李梓琨委托正在深圳的京华时报记者将思思带回北京。
当天下午2点，深圳罗湖火车站，小雨。
思思站在车站入口处，身穿一件印有米老鼠的裙子，脚踏一双拖鞋。她脸色有点苍白，头发蓬乱。
思思的母亲王小英蹲在地上，怀里抱着正在熟睡的小果儿。
孩子醒了，王小英把她放下来，小果儿光着脚丫站在湿湿的水泥地上，带着些许戒意地瞅着记者。
思思的父亲李春生也随后赶到。
一家人经历诸多波折后见面，只是互相看了一眼，并不问些什么。
简单商议后，决定由李春生和王小英带着小果儿回湖南，思思跟随记者去北京。
分别时，父母二人都未对思思的北京之行有一句叮嘱。
网聊惹祸
没有行李，身无分文。思思没有想到有一天会这样回到北京。
2013年，她曾第一次到北京。那时，她有父母的陪伴，有很多好心人一路照顾，嘘寒问暖。
2013年5月，12岁的思思被性侵产子后，强奸思思的元凶——一名74岁的老人被判刑，镇里也同意给李家3个低保名额。这件事一度引起媒体广泛关注。
此后，思思被公益组织从湖南接到北京，由儿童希望救助基金会安置到一家私立学校上学。
思思在学校的所有费用全免。考虑到其家人生活问题，基金会为他们一家租了房子，学校还给李春生安排了门卫工作，王小英则专门在家照顾小果儿。
据儿童希望救助基金会介绍，生下小果儿之后，思思曾一度有过割手腕等自残行为。但进入学校后，经过学校老师无微不至地关照和开导，思思的状态逐渐稳定下来。至此，一切有如童话故事，历尽辛酸的灰姑娘似乎有了个好的结局。
直到2014年5月的一天，思思突然失踪了。
学校老师、基金会，父母到处找她。当大家焦急万分时，思思回来了。
“我们设想的最可怕的事情发生了。她说自己被一名男子绑架性侵。”李梓琨说，但基金会报警后，警方调取监控录像发现，是思思自愿和一名男子进了宾馆，出来时，手里还拎着一袋类似衣服的东西。这件事后来不了了之。
李春生大动肝火，动手打了思思。他承认自己脾气急，太暴躁，“但思思太不知道天高地厚。这么好的学校，这么好的机会不知道珍惜。她总是在网上、手机上找一些不认识的男的聊天。”
李春生告诉记者，有一次，一个陌生男子还来找思思，被他和学校老师拦住，最后才发现这个男的也是思思的网友。
“失踪”事件后，李春生与妻子王小英每天争吵不断，相互指责。
2014年6月7日清晨，李春生开煤气罐做饭时，因煤气爆燃，全身68%的面积烧伤。
在大家都把心思用于照顾李春生时，思思和母亲带着小果儿去了深圳。
两度怀孕
她们去深圳要找的人是夏某。夏某自称某电视台员工，深圳一家幼儿园的园长，年近50岁。
记者向该电视台核实夏某的身份，证实他与该电视台一个栏目组在深圳确有业务合作。
思思一家与夏某相识于2013年。思思遭性侵产子的事情被媒体报道后，夏某专程去过她湖南的老家。
夏某后来向京华时报记者表示，他去找思思，主要是因为他开有幼儿园，思思可以跟着他学英语，也可以到园里帮忙，小果儿还能在幼儿园上学。但彼时李家对其并不信任，夏某留下电话后离开。
据夏某说，此后思思的母亲偶尔会打来电话，说思思的情况，并寻求一些帮助。2014年，双方联系渐密。
去年6月至8月，王小英带着思思和小果儿，往返深圳数次。此时李春生还躺在病床上。所幸思思学校的一个爱心家长，主动承担了照顾李春生的责任。
7月底，儿童希望救助基金会、李春生与来北京出差的夏某见过一次面。“我们要求他务必把思思送回北京。”基金会主任张雯说，自称是想帮助思思的夏某无法让基金会信任，甚至不能不有所警惕，“因为在基金会的调查中，大多数受到性侵或虐待的孩子都是被熟人伤害的。”
8月，思思回京。而思思在深圳的情况，李春生和基金会很久以后才得知：思思在深圳期间堕过胎，带她去的人正是夏某。
对此，夏某对记者称，思思来深圳时就已经怀孕。“她妈妈联系我说不想在北京闹得大家都知道，所以想让思思来深圳堕胎。”夏某说，他同意了，陪她们一起去了深圳龙华人民医院，并付了堕胎费用1000多元。
堕胎的时间，据说是8月初。思思到底什么时候怀的孕？思思和她母亲王小英都对记者表示，“记不清了。”打掉的孩子是谁的？思思始终没有提起过。
2015年1月初，思思再次发现怀孕。
1月30日，思思拖着皮箱，带着小果儿，和母亲王小英执意要离开北京，前往深圳投奔夏某。
李春生在村口拦住她们，三人再次大吵。李春生希望思思能回到学校继续上学，“但她妈妈就想带思思去深圳，她说在北京脸都丢光了。”
最终，李春生未能阻止思思的深圳之行。
双方反目
重回深圳，思思很喜欢，她认为这里的生活比北京好。她也不愿意回北京，觉得自己没脸回原来的学校。
思思三人被夏某安置在幼儿园放玩具的屋子里居住。平时思思会在幼儿园帮忙。王小英在家照顾小果儿，夏某定期给他们生活费。
在思思母女俩到深圳后的第10天，李春生乘坐火车赶往深圳。李春生说：“我想了解夏某的家庭情况，看看他的脾气怎样，也想看看思思能不能长期呆下来。”
但夏家让李春生有些失望。“他家里什么都没有。我打地铺睡。”李春生提出想到外面找活儿干，夏某为他先后找了保安、厨房帮工的工作。
思思在幼儿园的工作也并不顺心。
3月5日和3月23日，思思在微信朋友圈都提起她给幼儿园的孩子补习的事。她抱怨说，“她们的公（功）课好难啊，我都快教不下去了。”
5月底，李春生因为身体原因，决定回湖南老家。思思决定跟父亲一起回去。
但在家里呆了仅仅10多天，6月16日，思思和妈妈带着小果儿，再次回到深圳。
其间，李梓琨曾专门赶到湖南，询问思思是否愿意去北京生孩子，基金会已经为她联系好了医院。
“她先是答应我去，临了她又说不去了，要去深圳。”李梓琨说，李春生赶到后，三人在镇上大吵。
李春生报警，希望警方拦住思思母女，但警方以家庭事务为由没有干涉。
7月中旬，李春生接到思思电话，说她在派出所里，把夏某告了。
事情的起因，是因为夏某的姐姐怀疑思思拿了自己60元钱。思思一气之下踢翻了幼儿园的垃圾桶，和对方大吵一架后，搬出了夏家。
“我搬到朋友小赵那儿了。”思思所说的小赵，就在夏某家对面楼，两人通过qq聊天认识。
思思搬走的时候，拿走了一名老师的身份证。夏某找到她要求归还，双方再次发生争执。
“小赵说了威胁他的话。”思思说，夏某就报警了，“他说我和妈妈花了她四五万。”
夏某事后对记者称，小赵说要砍死他。经警方调解，双方在派出所签字和解。
思思说，哪知第二天夏某又找到小赵的房东，“说不能让我们再住下去。”
思思一气之下报警，称夏某性侵过她，肚子里的孩子是夏某的。
性侵谜团
对于此次女儿主动报警，李春生并不吃惊，“我从来不觉得夏某是个心善的人。”
他推测，思思肯定和夏某发生过关系。他说，夏某曾对他说过，想让思思和他一起生活。但他认为，思思现在怀的孩子不是夏某的。
因为今年1月，当李春生发现思思第三次怀孕时，第一时间报过警。据思思称，是住地附近一个手机店老板强奸了她。
“我记不清手机是坏了还是锁屏了，就去手机店修。”思思说，修完后，她让老板帮忙下载一些鬼片，没想到老板给她下了很多黄色电影，“然后他就把我强奸了。”
当时，李梓琨也赶到派出所，协助李春生说明情况。在派出所，她见到了手机店老板的妻子，“她说她老公不会干这种事的。”之后，由于证据不足，手机店老板被释放。警察要求思思去派出所抽取羊水做DNA鉴定，但思思离京去深圳，一直未去派出所。
思思在深圳报警后，李鼎律师整理了多份谈话记录等材料递交警方。接到这些材料后，深圳警方当即抓人，但最终因证据不足，夏某被释放。
深圳龙华区龙城派出所办案民警介绍，警方为思思前后做了两份口供，但差别很大。警方也对思思母亲王小英做了笔录，但双方在关键事实上口供不一致。
思思对警方称，她从今年1月到7月每天都跟夏某发生关系，孩子确认是夏某的。但王小英却称，思思肚里的孩子是北京一家手机店老板的。
唯一的证据是验DNA。
思思怀孕初期曾做过孕检，被告知预产期在今年10月初。考虑到思思怀孕月份已大，抽取羊水可能会有危险，警方尊重思思的选择，等孩子生下后再做鉴定。警方表示，他们已经采集了夏某的血样，等思思把孩子生下来后，只需要带着孩子来派出所抽血就可以进行DNA比对。
夏某坚决否认自己与思思有过关系，他对自己的定位，是一个诚心想帮助思思的好心人。
夏某承认自己确实说过想让思思和他生活的话，但这为了帮助思思。他说，本来是希望思思过来后，在学习的同时，也帮忙辅导一下孩子们。但思思到了这里，每天睡到12点多才起来，不然就是玩游戏看电视，在网上和人聊天。
“她们太折腾人了。”夏某说，思思太让他失望了，这次让思思走也实在是没有能力再帮她，“她都告我强奸了，我还怎么帮她？”
夏某甚至认为坏就坏在她妈妈身上。“思思在我这里乱交网友，看黄色录像，她妈妈也都知道。”夏某说，他也不止一次对思思妈妈说过，对孩子的教育很重要，光要钱解决不了问题，但这些劝说没起到任何作用。
7月31日，夏某又给记者打来电话，再三表示自己没有与思思发生关系，更没动过要和她在一起的念头。
他发誓般地说，“我要跟她在一起就只有死！”
但思思仍认为她肚子里的孩子就是夏某的。得知夏某已经被警方释放，思思有点不相信。她对记者说，“我希望他被判刑。”
“我恨爸爸”
几乎每个与思思接触过的人，都会提及思思的反复、多变，以及说谎。
李春生对此表示认同，“思思一反一覆，总是说谎话说得多。”他认为思思变成现在这样，最大的原因就在她妈身上。“孩子每天都跟你在一起，你应该管，为什么不管？整天打牌。”
他也承认自己在孩子出事前陪她的时间很少，但从2012年到现在为思思付出很多。李春生感觉思思没有悔改之心，“她每天就好像是在想那些不好的事情。”思思对母亲言听计从，但和父亲说不上两句就开始吵。
“我妈说是我爸毁了我一辈子。”思思说，“我也这样觉得。”
思思怪爸爸让她把孩子生下来。她突然语出惊人，“我恨我爸，他毁了我一次，又毁了我第二次。”
2012年，11岁的思思被人性侵，由于无法确定施害人是谁，李春生坚持让她把孩子生下来做证据。
思思第三次怀孕时，也曾想过要把孩子打掉，“可我爸不同意。”
李春生担心思思以后可能生不出小孩。而且，这个孩子也是证据。
尽管李春生一再表示自己是为了女儿好，但李鼎律师告诉记者，李春生曾流露出只要夏某买房子，就可以让他和思思在一起的想法。
今年2月11日，思思曾在朋友圈发出一条消息，“现在我爸爸要我嫁给一个老头，还是一个老师。他叫××，但我一点都不喜欢他。”
提及父亲，思思语调激动地说，“他想钱想疯了。他说让夏某给6万，再买个房子，就可以娶我。”
李梓琨说，思思一家人有较强的依赖性。尤其是思思的父亲，在和基金会、律师、学校、媒体、警方等各方面交流的时候，几乎每次都会提到家庭经济困难，需要经济帮助的问题。
这一点，记者在与李春生的交流中也有所体会，他多次提及手头没有钱，没有地方住等。8月2日，李春生在电话中还委托记者帮忙解决小果儿生活费的问题。
“思思一家人非常没有安全感，而他们理解的帮助就只是物质、经济的给予。”李梓琨说，他们也非常需要电话中的安慰、劝勉，需要人不断告诉他们正确的是非判断标准，改变那些错误的、混淆的观念。
希望和等待
对于思思再次怀孕，儿童希望救助基金会主任张雯很早就预料到。
“以众多被性侵女孩的经历来看，这个行为也是她不能自主也控制不了的。”张雯说，思思被性侵时刚刚11岁，这是她价值观形成的一个阶段，而遭遇性侵会造成孩子对自己有一个直接的否定。
“被性侵的孩子，有两个极端。一个是像思思这样，被性侵时可能得到了一点承诺，一点夸奖，或者一点钱、一颗糖，她以为就是这样的，慢慢成为一种习惯，总是去接近男性，希望得到一些关爱或是一些物质的东西。还有一种是从此自我封闭。”张雯说，不管哪种情况，社会不能因此认为是孩子活该，矛头也不应该指着孩子。
“思思变成这样，很大程度上是外界加给她的。”张雯说，尽管思思也有问题，但问题是出在造成她这样的人或环境上，首先就是她父母的失责，也与那些跟她发生关系的成年人，以及当前的社会环境都有关系。同时，现有法律在对未成年人保护方面尚有很多空白需要弥补。
作为一个儿童救护领域的专家，张雯认为，要想真正救思思，就得让她觉得自己是个好孩子，有价值，“但她的父母可能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的关爱，她家里还有经济困难，所有的这些外因都非常不利，不利于她改变。”
在持续援助思思的两年时间里，基金会一直努力向思思传递这样的信息：“你是一个孩子，所有发生的事情都不怪你，你是有希望的，也有很多好的地方，我们爱你。”
张雯讲起一个案例。基金会的志愿者曾去救助一个被亲生父亲性侵的小女孩，小女孩一直觉得自己很脏，不愿与任何人接触，“志愿者第一句话就告诉她，孩子，你是宝贝，你是公主，我爱你。‘孩子的眼泪哗的一下就下来了。”她说，“思思是一样的。”
张雯说，这样的孩子改变是非常难的，必须要有人不离不弃地守在她身边。
要想真正改好，在张雯看来，即使是最乐观的估计，也可能要十年八年。基金会也做好长期帮助思思的准备。
真正改好是什么样子？“恢复到正常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以后有家庭有未来，对自己有很好的一个认同，能接受爱也能给出爱。这样就行了。”
张雯说，一旦能够改变，她会有很正面的影响力，也会帮助大量的人，“在我们的志愿者中就有这样的女性。”
她希望社会给这些孩子一些时间来改变。在需要的时候，给她们接纳和关怀，“然后要做的，就是希望和等待。”
□记者手记
7月25日，深圳晴。北京晴。
雷雨天气不断的夏日，这是个好兆头。
中午一点左右，航班顺利起飞。飞机上的思思一路沉默无语。
14岁，本该烂漫的年纪，她却承受太多。
她还只是个孩子。在深圳雨后湿漉漉的街头，她会突然驻足，为一只爬上栏杆的蜗牛欢欣一笑。一只流浪狗虚弱地趴在地上，她忧郁地望着，突然说，“它快要饿死了。”
她又是一个怀孕7个多月的妈妈。
她说救助站的饭不好吃。她想吃葡萄、苹果。为了想吃到绿葡萄，她走了好几个水果摊。
在机场，因为天气等各种原因，原定7月24日晚六点飞北京的航班未能成行。直到凌晨2点半，大家才被机场安排到酒店休息。她挺着大肚子等候，到第二天早上才告诉记者，“我脚疼。”
问起以后有什么打算，思思很茫然，“不知道，看梓琨姐那边怎么安排吧。”
梓琨在首都机场迎接她。在车上，梓琨告诉她，她会被送往一个寄养家庭，在那里生活着六七个和她一样的未成年妈妈。
“我每周都会去看你。”梓琨说。
但思思对此似乎漠不关心。她并不追问这个家庭的主人是谁，她将在这里生活多久？她只是说要给妈妈打电话，告诉她已经到了北京。
24日晚上，思思曾接到妈妈的电话。挂断电话后，她告诉记者，爸妈一回到湖南老家就打了一架，“我爸说我成这样是我妈的责任，还赶我妈走。”说这话时，她的眼圈红了。
送思思到她要去的寄养家庭时，正是黄昏。
夕阳映照着思思的背影。她回身冲我们招了招手，一步一步走上楼梯，进入那未知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