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昌硕评传

　　吴昌硕的晚年，尤其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对慈善赈灾事业，书画社团的活动、展事，西泠印社的文化建设及对弟子门生的培养等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与精力。尽管他随着年事的不断增高，各种疾病不断困扰，但他依然以顽强的意志坚守在海上艺坛。应当讲他是践行了大师的责任和领袖的担当。

　　1921年的二月，西子湖上的春风还带有一些寒意，孤山脚下的晚梅还在绽放，缶翁应叶品三、丁辅之、王福厂等社友的邀请赴杭州相会，亦算是雅集，同时也是商谈一些印社事务。他行走在西泠印社绿木扶苏的曲径山道间，柏堂上的“西泠印社”隶书额，是他1915年时所题。观乐楼题联则是“天帱地载，山高水长”。经过这些年社友们的共同努力，印社已是颇具规模，景色旖旎，楼阁雅致，风光明媚。此次，缶翁又带来了一尊自己的半身铜铸塑像，那是日本友人、雕塑大家朝仓文夫为他所作。为此，印社建龛安放，并以石雕下半身与铜铸上半身合而为一，可谓是“金石一体”、“金石一身”。缶翁跏趺而坐，头微昂而神态安详地凝视远方。缶龛建于锦带桥后、闲泉上方的石壁上，后王一亭捐钱建亭于龛上，并自书“缶亭”，两侧亦有王一亭手书“楹联”：“金仙阅世，石室遁形。”缶龛下刻有诸宗元撰、朱孝臧书的《缶庐造像记》，旁有石刻《缶翁像赞》，乃沈曾植书撰。

　　缶龛造好后，因一般游人并不认识缶翁，误认为里面是佛像，因而对龛烧香叩头。就在此年底，缶翁再度来到西泠，亲眼看到有人又在龛前叩拜，他就自嘲道怪不得我老是头昏脑涨，原来是有人把我当佛拜，我如何担当得起。从中可见缶翁的自谦与清醒。他仅是凡人而已，是不能当神拜的，当神拜他可消受不起。在孤山之巅岩石奇崛嶙峋、花木明丽秀媚的题襟馆一侧，建有一座重檐攒尖顶，外形仿吴越宝箧印经塔的“汉三老石室”。正是此年秋天，由吴昌硕、丁辅之、王一亭等人义卖书画筹集8000银元从日商手中赎回了汉三老石碑，接着，他们又募集资金，于第二年建造了此座古朴端庄的石室以供存这块国宝之碑，吴昌硕为此亲撰《汉三老石室记》。缶翁以印社为家，为其建设筚路蓝缕，终其一生。

　　生命的过程、人的老去是无法抗拒的规律。这些年吴昌硕的那些挚友及学生也开始相继离去。1920年是李瑞清（54岁）、1921年是高邕（72岁）、1922年是沈曾植（71岁）、还有日本友人日下部鸣鹤（84岁）、1923年是缶翁的弟子、年仅48岁的陈师曾病殁。这使缶翁老泪纵横，悲痛不已。他拿出爱徒当年送他的画册，用凝重苍莽的笔触写下了“朽者不朽”（陈师曾号“朽者”），以寄无尽的哀思与高度的评价。

　　1921年，在“扶桑正是秋光好，枫叶如丹照嫩寒”的时节，日本大阪江户崛的高岛屋美术部内，笔墨遒劲酣畅，色彩雍容瑰丽的丹青，线条雄浑豪放、气势郁勃强劲的书法，刀法刚健奇崛、高古质朴的篆刻令人目不暇接、赞叹不已。从而使前来参观者充分领略了来自书画篆刻母国——中国书画家精湛深厚的造诣、鲜明独特的风格和高迈超拔的境界。这个展览即是《吴昌硕书画篆刻展》，高岛屋还为此专门出版了印刷精美、装帧考究的《缶翁墨戏》。此年吴昌硕已七十又八，一位古稀之年的中国艺术大师，能展示出如此勃发而激昂的创作活力，的确令日本的艺术家相当惊讶而仰慕。从此声名大振，誉满东瀛。

　　1926年，又一个“霜叶红于二月花”的美丽时节，大阪高岛屋又推出了第二次《吴昌硕书画篆刻展》，此时吴昌硕已年届八十又三，并再次出版了《缶庐墨戏》。从当初的《缶翁墨戏》到当今的《缶庐墨戏》，尽管这一字之改，但却是对吴昌硕从大师本人到一个流派的确认。此次展览的反响比以前更加热烈，由此奠定了吴昌硕日后在日本成为影响最大、地位最高、效者最多的中国艺术大师。值得一提的是，此次高岛屋也是缶翁暮年生命中最后一次辉煌的艺术展示，其后他再也没有在海内外办过展览，第二年即归道山，而高岛屋并没有忘记这位海派艺术的领袖人物，在缶翁逝世后，还连续为其办过几次展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