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尔滨亚麻厂爆炸事故幸存者：昆山受害者更惨
1987年，哈尔滨亚麻厂发生爆炸，车间的挂钟永久地停留在2时39分。
医生在抢治哈尔滨亚麻厂烧伤伤员。
安抚楼里的人在院子里打麻将。麻将是他们生活里重要的一部分。
两栋安抚楼是哈尔滨亚麻厂烧伤工人赖以生存的地方。
爆炸后，哈尔滨亚麻厂车间一片废墟。
越来越少的痕迹可以证明，这里曾有一座闻名中外的纺织工厂。
取而代之的是象征财富的高档住宅小区。耸立的楼房还在一层层地添加钢筋和混凝土，将工地围起来的广告牌上描述着一种奢华而惬意的当代生活。
关于往事，记忆正在一点点褪去。从老哈尔滨人嘴里可以打听到，这里原本有座亚洲最大的亚麻厂——哈尔滨亚麻厂。令他们唏嘘感叹的是，工厂在1987年春天发生了一起特大麻尘爆炸事故。
那曾是中国人员伤亡最大的工业粉尘爆炸事故，造成58人死亡，185人受伤。
这个令人悲戚的“纪录”保持到2014年8月2日。
这一天，与哈尔滨相距遥远的江苏昆山，一座工厂的车间里发出巨响。
躺在苏式红砖楼外观的医院里，一位当年亚麻厂的烧伤女工在电视上看到昆山大爆炸的新闻。报道里说，这次镁铝粉尘爆炸事故已致75人死亡，185人受伤。
这个伤亡程度，超过当年哈尔滨。
这位昔日纺织工人没有想到，27年过去，另外一群人会和她有着相似的命运——即使从爆炸中抢回一条命来，生活再也无法回到原来的样子。青春戛然而止，美好的容颜不复存在，伤疤和疾病会伴随到老。
那晚，看到爆炸的惨烈画面后，这位女工一宿没睡好觉。她同情地说：“他们还不及我呢。南方热，烧伤该多遭罪。”尽管她伤痕累累，活到现在一直被视为奇迹。
被大火吞噬
自从因烧伤住进医院，这位女工再未走出过那栋红色的建筑物——漫长的20多年里，这里已发生变化，从过去的亚麻厂职工医院变为居民社区医院。
她叫赵亚丽，是哈尔滨亚麻厂大爆炸幸存者中伤情最严重的人。
这是一个被大火重新塑造过的女人，全身95%的面积被烧伤，浑身上下只有下腹部、后脑和嘴的周围还有一点完好的皮肤。做皮肤移植时，她身上几乎没有可用的好皮肤，后背只能移植猪皮。
她失去了双手，两只胳膊肘以下都被截去。胸部进行过焦痴纵行切开手术——当年胸部的环形焦痴像盔甲一样压迫着她，差点要了命。双腿至今还备受折磨，即便夏天大腿也得裹着毛线裤，两截小腿像被啃噬过的树桩一样千疮百孔，或者用她的玩笑话说，“像煮开锅的玉米粥”。
事实上，她的腿几近残疾，可以短暂地站立一会儿，也走动不了几步。她不能接触病房外的空气，因为脆弱的皮肤很容易被细菌感染。
虽然被隔绝在医院里，她还是关心外面的世界。电视里，昆山工厂爆炸的场面对于她并不陌生——乌黑的浓烟，被炸成废墟的车间，烧得焦黑的工人被抬进医院。
赵亚丽经历的那场爆炸，发生在1987年3月15日凌晨2时39分。随着一阵闷雷似的“轰隆隆”巨响，一个蘑菇云状的巨大火球从亚麻厂腾空升起。梳麻、前纺、准备三个车间的13000平方米厂房,顷刻间变成一片被浓烟烈火包围的废墟。火球在车间里翻腾、滚动，使得正在上夜班的433名工人陷入火海之中。
后来，有位姓曹的女工回忆，“就是一句话的工夫”，她被猛烈的气浪打翻在地。等她的意识恢复过来，车间里已是黑压压一片，耳边响起凄惨的呼叫声。她爬起来拼命往外跑，直到看见车间的铁皮门槛，“心里一下子亮堂起来”。
她逃出车间，继续往医院跑，衣服和血肉粘连在一起，脚后跟儿的皮烧掉了，血糊糊地拖在地上。她还以为是“袜子掉了”，根本顾不上管。等她终于跑进医院，一坐下来，“人彻底无法动弹了”。
那天，从工厂到职工医院的路上，满是碎玻璃片、血脚印和破烂衣服。从火海里逃出来的人，有的赤身裸体、浑身血污，有的指甲盖烧脱落了，手臂皮肉连着骨头向下垂落着。
爆炸发生后，《哈尔滨日报》记者贾宏图赶到了事故现场。站在大爆炸的废墟边上，这个年轻男记者痛哭起来。展现在他眼前的是“难以想象的悲惨场景”。东倒西歪的机器残骸上挂着冰棱，上面还飘拂着没烧尽的麻丝。断裂的水管“哗哗”地淌水，厂门外的家属撕心裂肺地哭喊着。
贾宏图在一篇题为《大爆炸》的报告文学里描述道：“一尺厚的水泥盖被击碎、拱起，手指般粗的钢筋和水泥浇铸的墙壁被炸得变形倒塌，十几吨重的机器被抛向空中，强大的气浪把锯齿型房盖的玻璃冲成碎渣，连同窗框飞到百米之外。”
那些遇难的工人，有些来不及哼一声就被落在身上的重物砸扁，有些被火焰迅速吞噬，烧成黑乎乎的一小团。还有5名工人在极度恐慌中找不到出口，相互紧抱，被活活烧结在一起。
亚麻厂退休老工人、哈尔滨市劳动模范杨培玉17岁的小儿子，在3月12日那天接了母亲的班，14日领到绿皮的工作证，高兴得买了半书兜子糖，说给大伙儿吃。晚上11点半，他背着书包连蹦带跳地走了，从此再也没回来。
活下来的人住进两栋明黄色小楼里，这被称为“安抚楼”，亚麻厂专门建来安置烧伤工人。
从哈尔滨到昆山
安抚楼离赵亚丽住的医院只有十几米远。关于这两栋楼，还有个说法是“鬼楼”。
8月的哈尔滨，一场大雨过后，楼里的人陆陆续续地走出来。院子里，一张支着红色太阳伞的铁皮桌，成为他们聚集的中心。
如今已没有明显的悲伤显露在人们脸上，只有疤痕依旧清晰可见。“哗啦哗啦”搓洗麻将的声音响起来，代表生活还在日复一日地进行。
四双留着网格状疤痕的手，熟稔地抓牌、搓摸着牌面、听和胡、亮牌。麻将桌上，有人提起在手机上看到的大新闻——昆山大爆炸。
“他们那边很热吧，这可比我们还要惨。现在这天气，我就受不住。”
“你说，我们那会儿是春天，干燥得很。他们是夏天，应该很潮湿，怎么还会引起粉尘爆炸呢？”
他们一边搓着麻将，一边聊着别人的事情，似乎显得自己还是幸运的。有人说，如果不是遇到当年那场倒霉的爆炸，“一切都还是挺好的”。
这群牌友，也是昔日的工友，当年通过“顶班”或者招工进亚麻厂。对那辈哈尔滨城市年轻人来说，进亚麻厂上班，算得上一件体面的事情。
那时，亚麻厂是“哈尔滨人的骄傲”。它始建于1950年，是中苏合作的产物。斯大林派出第一流的专家要“为中国设计建设第一流的工厂”。这座占地68万平方米的国营亚麻厂成为仅次于苏联工厂的世界第二大亚麻厂，在亚洲首屈一指，被视为中国纺织工业的明珠。
那时，工人们是时代的先锋，是工厂的主人翁。车间里的梳麻机、细纱机和纺织机高速地运转着，永不停歇。工人们四班三倒，白天黑夜地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辛勤劳动。一个女工在3台机器间穿梭，双手在机车前灵活地翻动。有人打比方说，“她们一天在车间走动的距离相当于哈尔滨到沈阳那么远”。
亚麻厂工人勤劳的双手创造了丰厚的价值，为共和国作出过巨大贡献。他们的工厂从1952年投产以来，创汇总额达14.5亿美元，为国家上缴利税3亿元。这颗纺织明珠对哈尔滨地方经济更是举足轻重，上缴的利税占全市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出口创汇占30%还多。
当哈尔滨亚麻厂的机器运转到1987年的时候，赶上了一个开始改革和开放的年代。工人制造的亚麻服装在全世界走俏。有人这样描述，“所有前来订货的内商和外商无不满脸堆笑”。
那是他们人生中最有光亮的时刻。如今，当这群身体残缺、疤痕累累的烧伤工人回首当年，一种淡淡的骄傲神情浮现在他们变形的脸上。
后来发生的事情让他们开始感到陌生。过去辉煌的亚麻厂日渐衰落，亚麻市场份额从东北转移到东南一带。而衰败的不仅是亚麻厂，也不单是哈尔滨的纺织工业以及轻工业。
作为共和国的老工业基地，东北地区曾是建国后最早诞生工业和产业工人的地方。但在上世纪90年代，东北老工业基地出现危机，国企改制遇到困境，工人大量下岗。
而地图上的另一端——东南沿海地区，改革和开放的气息越来越浓厚，市场经济十分活跃，民营、中外合资企业像雨后春笋一样生长出来。
越来越多的人离开村庄，或者逃离县城，去南方打工。他们像原子一样涌入市场的大潮中，成为工业园区里的工人。
安抚楼里不少伤员，是因为刚刚发生的这场爆炸才知道南方有一个叫昆山的地方。这是江苏东南部一个县级市，在上世纪80年代时还是一个农业县，工业寥寥。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昆山敞开大门，吸引来一大批外资企业进驻，聚集起纺织、食品、轻工、化工、机械、电子等劳动密集型产业。
从此，昆山不再是过去那个默默无闻的农业小县，而是中国一个标志性的工业城镇。飞速增长的经济总量，让它名列“福布斯中国大陆最佳县级城市”之首 。
工业化的伴生品便是一个新型的移民城市。这个本地只有74万人口的县级市，暂住着120多万外地人。这里吸纳着大量试图通过劳动改变生活的务工者。他们来自中国各地，有南方的小镇，也有北方的农村。
有一个昆山的外来工人，在黑龙江《农村报》上发表了《在昆山的打工体会》。他说，从齐齐哈尔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到达昆山，在一个老乡那儿落脚，第二天就出去找工作。4年里，他做过油漆工、建筑工、打磨工、洗车工，还被街头的招工广告骗过。
尽管打工不容易，但这个黑龙江工人极为确信的是：“我们是在靠劳动、汗水和智慧走出困境，我们要昂头挺胸踏踏实实向前走。”
粉尘，还是粉尘
对于那些老去的亚麻厂工人来说，亚麻曾在他们身上留下很难去除的痕迹。飘散在车间的亚麻粉尘纤维，落在人的鼻孔、脸和脖子上，厚厚的棉口罩也挡不住。
他们在大浴室热腾腾的喷头下冲洗身体，爱干净的姑娘还会擦上清香的雪花膏。但当他们坐在公交车上，身上的气味就能让人轻松地识别出，“你是亚麻厂的吧？”
那时，他们并不知道，细小的亚麻粉尘会有多厉害。就连技术出身、时任哈尔滨纺织管理局局长的沈克俭也对此一无所知。1987年初春，这位41岁的局长正踌躇满志地规划亚麻卫星城的宏伟蓝图，满怀信心地要把哈尔滨纺织业发展成为特色经济。
但大爆炸毫无防备地发生了。事后，有人称之为“神秘的爆炸”，还有人以为是“锅炉爆炸了”。省、市组成的3个调查组进行了4个多月的事故调查，但结论众说纷纭。当年7月，全国安全生产委员会组织专家彻查起爆原因。国家级的防爆专家来到现场，其中还包括核爆专家。历时22天，专家调查组揭开了谜底——这是由静电引爆亚麻纤维粉尘引起的爆炸。
沈克俭在调查报告上写道：“粉尘爆炸这种事故我没有经历过，书本上没有写过，老师也没有教过，所以，我不懂。”他还提到公安部编写的一本有关防爆的书里，“明确写着‘亚麻粉尘不会引起爆炸’”。这是沈克俭一生中最懊恼的认识盲区。
1987年的大爆炸之后，出版社专为此事赠送给哈尔滨亚麻厂一些技术书籍，其中有一本关于粉尘的小册子，是苏联人哈列佐夫等人写的，名为《纺织企业含尘空气的净化》。书中的第八章“除尘装置工作的防火安全问题及其解决办法”中有这样一段话：“……在工艺进程中散发的麻纤维尘和空气一起能形成有爆炸危险的混合物，当出现火源时，就会产生强大的爆炸……”
这本书是苏联1981年出版的，中国的纺织工业出版社1985年6月翻译出版，亚麻厂的技术人员在爆炸发生后才看到。
哈尔滨亚麻厂爆炸20周年时，沈克俭写出回忆录《烈火丹心》。从此，他不断地梳理和反思着这场世界纺织行业最大的、也是当时中国最大的粉尘爆炸事故。
如今，回忆往事仍然让这个退休老干部感到沉痛。在早市上看见烧伤的人，他还是会很难受，“可能是当年亚麻厂的工人”。
8月的一天上午，75岁的沈克俭红着眼圈，哽咽着说：“我是有责任的，我是有罪的。”话音落下，便是长长的叹息。
他总结那场爆炸惨剧发生的根源，除了对“亚麻粉尘爆炸的无知”，最大的祸因是“重视产量、质量和效益，却忽视了安全生产”。
大爆炸一个多月后，苏联专家看了炸毁的厂房和设备之后，流着眼泪说：“没想到中国工人阶级用这么落后的设备生产出这么好的产品。而在我们国家同期建设的同类工厂已经改造了8次，我们已经用上了第八代设备！”
发生事故前，创造辉煌的哈尔滨亚麻厂实际上已老态龙钟。除尘系统和厂房设计都是35年前的，而且由于当时苏联科研和认识水平有限，厂房设计根本没有防爆要求，采取了大面积联合厂房布置和连通贯穿的空调，一处爆炸，火烧连营。
苏联在1972年颁布纺织企业防火安全法令，用于改建、重建纺织企业。此时，中国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
或许，亚麻厂死伤工人的命运有机会被改变。时任哈尔滨亚麻厂厂长刘书伦，前一天刚指挥把西德的除尘设备搬进车间准备安装，3月15日凌晨就发生了爆炸。
从亚麻厂爆炸的血泪中，哈尔滨乃至整个国家获取了一个惨痛的教训。自此，国家设立粉尘爆炸科研项目，支持粉尘爆炸相关方面的研究，粉尘防爆研究火热一时。
2007年，距哈尔滨亚麻厂大爆炸恰好20年，国家安监总局发布了详尽的《粉尘防爆安全规程》。此时，粉尘已是工业领域里人们熟知的“隐形炸弹”。厨房里的面粉遇到火源可能爆炸，也已成为一个简单的常识。
8月2日，昆山中荣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的车间被炸出一个大窟窿后，调查组仅用两天时间就找到事故原因——粉尘浓度超标，遇到火源发生爆炸。
调查组披露，这家涉事企业的问题和隐患长期没有解决，“这些非法、违法行为令人震惊”。
从业内角度来看，昆山这场爆炸的“病灶”，也没有太特别的地方——建筑设计不合理、防护装备不齐全、除尘措施不到位。
单位，哪还有单位
这些天来，安抚楼麻将桌上的话题，总是少不了昆山的爆炸。
作为过来人，几个牌友们对昆山烧伤者的未来略微感到有些担忧。
“会不会赔一笔钱就完事了？”
“以后谁来管？”
这么多年来，让他们稍感安慰的是，自己是有“单位”的人。
单位曾经给予他们慰藉和保障。悲剧发生后，亚麻厂在百天里迅速为他们建起两栋安置楼，还粉刷成明快的黄色，在周围一片老旧苏式红砖楼的映衬下，显现出一种特别的格调。
单位的安抚办专门解决他们的各种诉求。每年，他们还会在安抚办的组织下外出疗养，去过北戴河、三亚，还有哈尔滨郊区的黑天鹅度假村。
他们的活动室不久前发生一次小火灾，室内墙壁烧得漆黑，安抚办找工人为他们重新装修。他们嚷嚷着夏天热，于是活动室装上了中央空调。有人解释说，对烧伤的人来说，夏天最难熬，因为他们烧毁的皮肤没有汗腺，不能排出汗和毒素。
如果没有遇到那场灾难，这些工人的生活可能会走上另一条轨道——目睹国营工厂从辉煌走向衰落，经历国企改制，工龄被一笔钱买断，下岗或者提前退休，然后像楼前卖布鞋的老同事一样抱怨“退休金今年咋还不涨”。
“单位”在改制中被卖掉后，他们中的一些人至今还怀念着它——尽管它给他们带来那么伤痛的记忆以及难以消除的疤痕。
亚麻厂改制后，他们赖以生存的国营单位在事实上已不存在，但是体制仍然为他们“兜底”。改制时，在解决工厂职工这个“大包袱”时，历史遗留下的烧伤工人被单独对待。新的亚麻厂不想再负担他们，但当地政府财政继续为他们付“工资”。一直陪伴他们的安抚办也保留至今。
但体制不能抚慰的还是有很多。对于这群已经失去青春、容颜和劳动力的人来说，他们花好几年时间接受了烧伤这个残酷的事实，但疾病随之而来。烧伤后遗症日渐在他们身上浮现，心脑血管出现病变，肝、肾等器官有了衰竭的征兆。他们中的不少人在当初输血时感染上丙肝和乙肝，病毒潜伏了20多年后开始活跃。
一位男家属心酸地说，他不敢和妻子盖一床被子。因为夜里妻子烧伤的手臂会不由自主地抽搐，“打到我身上，吓得我心脏咚咚跳，心里落下病了”。
他们中很多人感叹，婚姻在凑合中“糊里糊涂”地过了20多年。当初，他们的婚姻带着更多现实的色彩。女工在烧伤时大多20岁左右，大部分还未婚。为了帮这些女工组建家庭，工厂开出了在当时看来很优厚的条件——凡是跟烧伤女职工结婚的，可以解决城市户口，并且在厂里安排工作。这在当时成就了较高的结婚率。
即使有人过得不如意，但不太敢想离婚的事。一位女伤员说：“孩子已经够可怜了，有个烧伤的妈就挺自卑的。如果又活在单亲家庭里，不是更可怜。不能让孩子再受到伤害了。”
在她的叙述中，别人的生活还不如自己：“有家属不想过了，拿着工资卡跑了。也有人跑了几年又回来了，日子还是照常过。你说，又能咋样呢？”
如今，伤员们人过中年，陆陆续续进入更年期。在一个长年关注这群人的医生看来，这是令人担心的阶段：“这么多年过去，他们的心情看上去平复了。等他们到了更年期，没完全排解的情绪可能会再次爆发，引起精神问题。”
有人的挎包里终日装着治疗抑郁症的药片，还有的男家属不得不忍耐妻子突然爆发的脾气。
安抚楼里有个女病友，几乎从不下楼。当年，她只有17岁，长得很漂亮，身材修长。她在上班头一天就遇到了爆炸，工龄只有几个小时。当手术后解开纱布，她只照了一眼镜子，从此就精神失常。她在哈尔滨精神病院待过，后来住进安抚楼，70多岁的父母照顾着她。
一位患有抑郁症的男伤员说：“幸亏有这个群体，可以相互安慰。如果自己在外边住，说不定我哪天就自杀了。”
工人，命运
对这群烧伤工人来说，两栋外人眼中阴森森的“鬼楼”，是他们不可或缺的人生堡垒。
有段时间，一部分伤员从安抚楼里搬了出去，又有生面孔搬了进来。这并非因为他们有了更好的住处。几年前，安抚楼附近建了一所重点中学，从此房价和租金开始上涨。他们心里拨打着小算盘，想着搬出明黄色小楼，再在附近租更便宜的房子，“赚个差价”。
等到“孩子长大花销少了”，很多人又陆陆续续地搬了回来。虽然明黄色小楼已经变得很陈旧，外墙已经斑斑驳驳，屋顶又漏起了雨，甚至有人说老楼偶尔还“发颤”，但他们还是想回归集体。
在这两栋楼围起来的“孤岛”上，他们觉得自己活得有个“人模样”。他们看惯了彼此疤痕累累的脸，不会碰到“像刀子一样”异样的目光。他们没有顾忌地聊天打诨，不像跟外人说话那样“说半句还得留半句”，生怕说错了被人嘲笑“跟社会脱了节”。
即使只是短暂出席一下牌局，精心打扮对女人们来说必不可少。人到中年的她们似乎不太担心皱纹疯长，对于早已缺乏活力的皮肤来说，这反倒是件很奢侈的事情。
她们瞄过黑眼线，画着红或蓝色的眼影，使得双目看起来更有神采。她们穿着雪纺连衣裙、宽松的印花短袖，遮盖略微发福的身材。脚趾上五彩缤纷的指甲油，在麻将桌底下交相辉映。
当她们还是小曹、小庄或者小徐的时候，个个生得水灵灵的，像刚开放的水仙花。长发飘逸、裙裾飞扬的纺织姑娘们走出工厂大门的画面，是那个时代产业工人留下的典型记忆。
她们手拉着手走进工厂文化宫，在月光下娇羞地等待着男友——这是亚麻厂的小伙子最爱谈论的场景。他们虎背熊腰、血气方刚，穿着脏乎乎的工作服，两三百斤的重物一悠就上了肩。他们在颤巍巍的跳板上歪着脑袋争论哪个漂亮姑娘是“厂花”。
对这群身心被大火摧残过的人而言，回忆青春还是有些残酷。有人说，“我的青春在那次爆炸时就彻底结束了”。当他们终于有勇气从镜子中看到自己的脸时，发现自己已经“老了”。
作为当年全国只有十几例的严重烧伤幸存者之一，赵亚丽在一间十几平方米的病房里耗完年龄意义上的最后几年青春。
如今，封闭在医院的日子里，她的生活已经少有波澜。几天前的一个晚上，昆山的坏消息扰乱了她的睡眠。
那是一个普通工作日的早晨，2014年8月2日上午7点，昆山中荣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的工人们开过早班会，点好名后，陆续开始工作。有人为了多挣几份计件工资，提前干起了活。他们有的很年轻，刚刚20岁出头，有的是孩子的母亲。他们来自河南商丘、四川德阳和湖北蕲春等地。半个多小时过后，车间里发出一声巨响，十米高的烟柱冲向空中。
27年前的3月15日凌晨，赵亚丽的最后一班干得比往日都利索。忽然一声巨响，她和机器被一起震倒。她觉得天地翻了个个儿，一个火球从她身上滚过。从此，命运就发生了巨大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