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文宗龙袍三洗示节俭 柳公权斥其为细枝末节

　　《资治通鉴》中有这么段故事：公元837年某天，唐文宗李昂召见柳公权等六学士，当他谈到汉文帝的节俭时，随即抬起衣袖，说：“此衣已三浣矣（洗了三次）！”几人同声赞扬，唯柳公权不语。文宗问他何以沉默，答曰：“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当进贤退不肖，纳谏诤，明赏罚……服浣濯之衣，乃末节耳”。这位大书法家的意思非常明确：作为皇帝，您的工作重心应是治国理政，实现政通人和，天下太平。省了几件褂子乃细枝末节，不足挂齿。话说得真不客气，把一旁的学士周墀吓得两腿直打哆嗦。

　　说起节俭，文宗确实艰苦朴素，登基后，规定各地禁献奇技淫巧之物，不准生产华丽布帛，要求皇宫上下过紧日子。有天驸马头顶贵重的夹罗巾，被他狠狠训斥了一顿。节俭当然没错，更何况我国一向有“以吏为师”的传统，而皇帝是天下最大的“吏”。文宗节俭戒奢，必然对官风、民风产生影响，这种带头难能可贵。

　　那么，柳公权的逆耳之言是不是错了？也得多说几句。唐文宗在位的那几年，大唐的形势可谓漏船载酒泛中流。外有藩镇割据，内有宦官盘踞；朝廷内外交困，江山风雨飘摇。此时，文宗的任务绝不是什么自夸省了两件龙袍，而是应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先迅速使大唐止血，再以非凡的胆识和谋略，内铲恶宦，外削军阀；修明政治，重拾人心，尽快恢复国家的版图和元气。不求像他祖祖爷爷唐太宗那样创造“贞观之治”，起码应接近他爷爷唐宪宗的“元和中兴”。若如此，即使他多穿几件龙袍，又有什么关系呢？因此，柳公权说的没有错。

　　那谁错了呢？这就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文宗作为“国家元首”，担负着振兴社稷的重责和天职。一方面，他的工作太重要了，稍一疏忽和懒惰，稍一儿戏和失责，都会给国家和百姓带来重大损失，是多少件龙袍都换不回的。另一方面，这也是他的本职工作，是不能推诿也推诿不了的，就像农民种地织女织布一样，是必须完成和做好的。然而，恰恰在本职工作上，文宗干得一塌糊涂。由于缺才华少谋略优柔寡断，不要说挽狂澜于既倒了，连自己也搭了进去。宦官反败为胜的甘露之变发生后，他的命运完全被阉竖掌握，整日只有借酒浇愁唏嘘长叹以泪洗面，最后32岁便郁郁而终了。他在位的14年，是唐朝走向没落的转型期。把国家弄到这步田地，身着代表所谓美德的“三浣”之衣，又有什么意义呢？虽然不能把那14年衰败的账全记在他头上，但这位大唐“法人”显然要负第一责任。从这个“具体情况”上看，柳公权真是目光如炬见识过人。不过，假如文宗治国有方，政绩卓著，而仍保持着“衣已三浣”的传统，那就应另当别论，可以说他堪与“完人”比肩了。可惜，李昂捡了芝麻，丢掉的是泰山。

　　这个故事启示人们，作为一名领导干部，尤其是关乎一方安危的领导干部，兢兢业业做好本职工作，不尚空谈、实干苦干，应是立官之本，万不可把政绩和形象建立在花里胡哨的作秀上。李昂“捡了芝麻”尚遭历史如此“具体分析”，而那些刻意演戏的人，百姓会怎么去评判也就可想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