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张学良本可从软禁脱身 因亲信彻底断送

02.04.2014  13:37

  核心提示:2月8日,中央军占领西安。“三剑客”的冲动毁掉了“三位一体”,毁掉了作为集团的东北军,断送了张学良复出的可能。当张学良再度恢复自由时,已经是1990年了。

  本文摘自:《凤凰周刊》2014年第8期,作者:王戡,原题:《东北军“三剑客”的曲折人生》

  1937年2月2日,距离西安事变不到两个月,古城内又响起枪声。东北军少壮派为推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遗留问题的决定,枪杀了主和的元老派领袖王以哲。消息传开,在前线与中央军对峙的东北军将领纷纷倒戈。6天后,中央军入主西安,继而东北军东调、杨虎城出洋,在“联合抗日”旗帜下形成的东北军、陕军、红军“三位一体”同盟土崩瓦解。

  这场动荡史称“二·二事件”,主事者是东北军少壮派领袖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他们是张学良的亲信、激进的抗日分子,素以“三剑客”自诩,在西安事变前后曾为张学良鞍前马后、立下功劳。然而,枪杀王以哲的过激行为却彻底断送了张学良从软禁中脱身的希望,也让他们走上难以预料的人生道路。

  少帅马前卒

  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的身上有很多相同之处。他们都是辽宁人,出生在清朝末年,成长于张作霖统治时期,在政治上认同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的地方领袖地位。他们都曾留学海外,见识过工业化国家的面貌,研究过时髦的政治理论,脑海中混杂着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思想,对“九一八事变”后家乡的沦陷痛心疾首,希望能有所作为。

  1934年初,因热河沦陷下野的张学良自海外归来,出任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总司令由蒋介石兼任),驻节武昌,重新执掌军权。下野期间,张学良洗心革面,戒除毒瘾,下定决心引进新鲜血液改革暮气沉沉的东北军,“三剑客”因此相继来到他的身边。

  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孙铭九原在天津市公安局工作,经留日同学、张作霖次子张学铭推荐,于1934年4月来到武昌。天津市公安局长宁向南原是张学良的秘书,向张盛赞孙“一是正派纯洁,二是忠诚勇敢,三是抗日坚决,四是踏实肯干”。于是,孙铭九被张学良留在身边担任随从参谋,几个月后进入新成立的“随从参谋秘书室”,负责东北军军官的人事档案管理和调查考评。

  稍后,应德田被召到武昌。他是东北大学第一届毕业生,曾以第一名成绩在毕业典礼上代表学生致辞,接受张学良亲手颁发的毕业证书,公派赴美国深造。回国后在北平创办念一中学,收容教育东北流亡学生。面见张学良时,应德田明确提出联合共产党抗日的主张,被安排到随从参秘室担任科员。

  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的苗剑秋,也经张学良的财务主管荆有岩推荐,进入随从参秘室担任额外秘书。他是日本社会主义者河上肇的信徒,性格倔犟冲动、为人锋芒毕露,有“苗疯子”的绰号,曾痛批张学良的决策,气得张质问“到底你是副司令,还是我是副司令?”虽然如此,张学良认为苗剑秋不失为“诤友”,一直留在身边。

  三个年轻人很快走到一起。应德田回忆,“那时候,许多老同学和早日熟人遇到一起,不一定能谈得投机,而与苗剑秋、孙铭九一见即能倾心吐胆,原因我想没有别的,就是共同的激昂的抗日思想”。

  1935年11月,张学良改任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总司令仍由蒋介石兼任),率东北军移驻陕西、甘肃围剿红军。交战中,东北军屡战屡败、损失惨重,使张学良一方面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愈发怀疑,开始与中共方面积极接触,并联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陕军领袖杨虎城共同行动;另一方面对东北军更加失望,开始下大力气整顿部队、更新人事,放手使用青年干部以振奋士气人心。

  “三剑客”很快脱颖而出。1936年7月,张学良仿效蒋介石的“复兴社”成立秘密核心组织“抗日同志会”,以东北军青年军官和部分中共地下党员70余人为成员,由应德田任书记、孙铭九任行动部长、苗剑秋任理论部长,承担组织秘密抗日活动、联系中共、考评调配青年军官代替老旧军官等工作。东北军少壮派便是以抗日同志会为基础形成,还吸引了一批陕军青年军官的参与,“三剑客”作为其中的领袖人物风头一时无二,被元老宿将们视为“小型的党政军”。

  苗剑秋概括三人的特点,“我有主张。应德田有头脑,他制定计划。孙铭九是个实干的人”。年纪最长的应德田是“三剑客”的谋主,在孙铭九调任张学良卫队第2营营长后接管随从参秘室,掌握人事考评大权,开办《文化》周刊、撰写《抗日的理论与实践》小册子,营造团结抗战的舆论氛围。

  苗剑秋除了出主意、提思路,还协助应德田写文章、做演讲,并在家中办起政治沙龙宣传理念。他最擅长的则是“突击性的宣传鼓动工作”。蒋介石抵达西安后,对东北军官训练团讲话时强调“攘外必先安内”,称不积极剿共的人不忠不孝,应予制裁,引起张学良的不满。第二天,一度因不顾局势乱讲话被软禁的苗剑秋被派去训练团演讲,称“昨天有人在这里说,日寇是外敌,共产党是内患,内患之害甚于外敌……是放屁!”,号召东北军官“就不该让他站着走出去”,以起到“消毒”的作用。事后蒋方追究下来,张学良便将苗剑秋送往北平躲避。

  三人当中,孙铭九公认最得张学良信任,他也对此十分自负,曾对同僚说“假如你们大家认为我得到副司令的信托而来和我交朋友,企图从中得到某些好处,这是十分卑鄙的。假如你们认为我孙铭九人格伟大而来和我做朋友,这是十分高尚的也是我十分欢迎的”。

  孙铭九为张学良执行了许多秘密行动,如处决向蒋介石方面泄露东北军与中共联络情况的被俘团长董道源、前往南京秘密活动中央军校的东北籍学生毕业后返回东北军任职等。张学良为了培养基层政工干部,通过中共组织招收大中学生组成的学兵队,也交给孙铭九管理、训练。

  1936年12月12日,当张学良下定决心对蒋介石实施“兵谏”的时候,从未打过仗的孙铭九还被派去带兵抓捕蒋介石。“三剑客”之后的半生荣辱,也由此发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