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军上将评薛岳抗战谎报战绩：我军之无耻已到极点

　　核心提示：徐永昌获知这一情形，大为感慨：“由谎报一点看我国军人无耻，可谓达于极点。”然而，第三次长沙会战时，薛岳故技重演。

　　本文摘自《新京报》2014年3月22日B11版  作者：王奇生  原题为：《抗战时，蒋介石扩大敌方伤亡数10倍》

　　抗战史研究是国内学界的薄弱环节。原因在于，抗战时期国军将领虚构战情、虚报战绩、虚领军饷等情形十分严重，给后来的战史研究带来极大困扰。最近，学者王奇生接连阅读了三部国军高层人士的抗战日记。三人分别是军令部长徐永昌，军法执行总监何成濬，陆军第四十一师师长/第二十六军军长丁治磐。三人在抗战时期的职务，分别代表了国军最高作战指挥部、最高军法执行机构和战争前线的高级将领。三部日记中，两部是手稿影印本，字迹极其潦草难以辨认，显示作者下笔时未曾顾及他者和后来人的阅读。与其他“局外”史料不同的是，三部日记可视作国军高层内部的自我审视与剖析，透露了不少外界不甚知悉或不大清晰的军界内情与详情。

　　日军撤退，国军报捷

　　张发奎说，“我感觉敌人能攻占任何他们想要的目标；倘若他们没有占领某地，那是因为他们不想要。在整个抗战期间我一贯思路都是这样。”

　　张发奎晚年回忆录中，对抗日战争有过这样一段总结性的表述：

　　我参加了三个重要战役：淞沪会战、武汉会战、桂柳会战。可以说，在战略上这三次会战都是成功的，我们以空间换取了时间；但在战术上，我们失败了。说句真话，我从未取得过一次胜利，可是我延宕了敌人的前进，还多次重创了敌军。在整个抗战中，我们一直采取守势。

　　张发奎在回忆录中坦承：“为了宣传目的，敌人每撤退一次，我们便上报一次胜仗。中央对此十分了解，这些都是虚假的胜利”；所谓粤北大捷、收复南宁，其实都是日军自动撤退。他虽然声称自己无法评论其他战区的所谓大捷，但仍忍不住指出：“三次所谓长沙大捷（一九三九年秋，一九四一年、一九四一年十二月至一九四二年一月）同所谓粤北大捷相似。敌军志不在长沙，犹如它们志不在韶关，它们只不过是佯攻而已。我的观点是基于一个简单的理由：我感觉敌人能攻占任何他们想要的目标；倘若他们没有占领某地，那是因为他们不想要。在整个抗战期间我一贯思路都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