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青报：国安委 和平发展的顶层机制和安全阀

11月12日闭幕的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诸多重要决议，其中，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举措引人瞩目，引发广泛热议。多数国际学者和媒体正面看待中国“国安委”即将诞生，个别国家的部分媒体却聒噪曲解，紧张不安。其实，国安委是中国和平发展水到渠成的顶层新机制，也是确保地区与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保险阀。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关于国安委的表述是：“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策略，确保国家安全。”国安委的出台不是孤立的，是与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相伴而生的，是中国整体改革与发展的需要和组成部分，而且是对既有安全体制和安全战略的完善与提升，根本使命首先是确保自身国家安全和人民福祉，而非针对特定外来威胁或特定地区与国家。国安委是既有机制的与时俱进，是机制构建的国际接轨，体现了中国安全观、利益观和治理观的调整和变化。

从机制上说，国安委是国家安全职能与责任体系的3.0版。以2000年为界，此前的国家安全维护机制可谓初级版或1.0版，集中于军队、警察、安全、情报和外交等少数部门。2000年成立的国家安全工作领导小组为中级版或2.0版，参与角色略有扩大，吸纳了经济、贸易等部门领导，体现经贸富国强国的时代使命，但是，该机构没有例行会议，也较少公开活动。国安委的横空出世，意味着这一机构的隆重升级，实现较为完整和全面的顶层设计，达到国际前沿水平，与中国的综合国力及国际地位完全匹配。

美国早在1947年就设立了国安委；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于1992年也重组设立类似机构，而以色列一直就有高于政府的“安全内阁”，其他不少国家也先后建立类似机构，统筹国家安全内政外交大事的核心咨询、议事和决策。其实，任何政府的决策和权力运行都不是铁板一块，基于对国家安全理解的角度不同、职责不同甚至行政逻辑的差异，以及垂直授权和上下负责的机制，必然削弱国家利益认知与维护的横向关联，进而形成条块分割、顾此失彼或相互扯皮，导致总体决策存在漏洞和风险。中国新设国安委，旨在吸纳更多相关部门参与国家安全事务，形成视角交叉、分工互补、权力制衡和利益权衡，并实现决策的充分与完整，超越部门局限、行业狭隘和局部算计，进而确保国家安全利益的最大化。

就中国自身而言，经过几十年的大发展，战略安全环境已发生根本性重大变化，安全观也必须调整。过去，核心国家安全诉求是确保主权和领土完整，用力方向为加强国防，防止外敌入侵，遏制敌对势力渗透、破坏和颠覆，避免国土分裂。现在，安全利益在此基础上已被赋予更多新内涵，如防范恐怖主义，维护社会稳定，防止大规模自然灾害和疫情，减缓环境污染，确保能源和食品供应，保障海外产品市场、投资和人员安全，参与国际维和行动，承担集体自卫责任等等。这都需要超越传统安全思维、兼顾国际和国内两个大局，建立全新的安全利害评估、趋利避害的完美路径设计和令行禁止的权威决策、发布和问责体系。

此外，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中国的利益需求也不同以往，呈现更加多元和复杂。过去，中国的利益更多地集中于本土或家门口，如今，利益边界已很难用简单的国境线来标识。过去，中国注重对硬实力的建设与维护，如今，追求软实力和维护良好周边与国际形象，成为中国和平崛起的重要课题和目标。过去，中国限于国力，参与国际事务的力度和贡献相对有限，如今，越来越多的呼声要求中国承担与利益及实力相当的国际责任。这一切也需要既高瞻远瞩又统揽全局，既胸怀祖国又放眼世界的顶层安全决策机构。

回到敏感的周边安全问题上，国安委的出现，将提高和收紧战争与和平选项的权限，为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的处理加装了体现中国国家意志而非部门立场的安全阀，进而，使以往容易擦枪走火的摩擦和对峙态势减少概率，降低风险。以钓鱼岛为例，外交示和、军方示强、海事执法、舆论把控、经贸交流和人文互动，都将不再是单向思维决策和单打独斗的格局，而将纳入中国和平发展的大框架内统筹安排。这对地区和平和世界稳定显然是好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