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学者解读国家监察体制改革①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不仅对反腐败制度体系建设产生深远影响，而且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最重要的就是在治国理政方面形成一套完备的、成熟的、定型的制度，通过有效运转的制度体系，实现对国家和社会的治理，说到底就是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制度化、法治化。改革国家监察体制，形成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国家监察体系，有利于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改革国家监察体制，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是一项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改革。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之下，监察机关不再是政府的组成部门。各级监察委员会将由各级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接受人大监督。这既是对现有政治体制的重大改革，也关系到一系列法律制度的变革，必将对我国政治和法律制度产生深远的影响。
有利于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制度建设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早在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深刻指出，“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紧紧围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积极推进制度建设和改革，不断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当前，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不敢腐的目标初步实现，不能腐的制度日益完善，不想腐的堤坝正在构筑，党内政治生活呈现新的气象。构建不能腐的制度体系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着眼于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从政治体制改革的战略高度加以推进。国家监察委员会的设立，从制度上解决了国家监察权的定位问题，为国家监察机关更好地履行反腐败职能，实现监察对象全覆盖提供了制度依据。随着制度建设不断深化，其他相关的反腐败制度建设也会陆续跟进，最终构建起一套严密的反腐败制度体系，为最终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奠定制度基础。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不仅对反腐败制度体系建设产生深远影响，而且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最重要的就是在治国理政方面形成一套完备的、成熟的、定型的制度，通过有效运转的制度体系，实现对国家和社会的治理，说到底就是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制度化、法治化。改革国家监察体制，形成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国家监察体系，有利于提升国家治理能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有利于协调推进党内监督与人民监督
党内监督是永葆党的肌体健康的有力武器。我们党长期执政的制度优势已经充分显现，但也面临风险和挑战，最大挑战就是对权力的有效监督。随着党内监督的加强，已经实现了监督全覆盖，覆盖了所有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及企事业单位的党员；而行政监察机关作为政府的组成部门，只负责监察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以及政府任命的工作人员，不可能覆盖到政府以外的机构和人员，由此便形成了“衣服小、身子大”的不协调的监察体制。
为此，“要完善监督制度，做好监督体系顶层设计，既加强党的自我监督，又加强对国家机器的监督”，“要健全国家监察组织架构，形成全面覆盖国家机关及其公务员的国家监察体系”。改革后的监察委员会与纪委合署办公，确保监督力量覆盖延伸到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使监督体制和监督机制更加制度化、规范化。
人民监督是反腐败的重要力量，也是形成不能腐制度的关键。1945年7月，毛泽东在与黄炎培“窑洞对”，讨论如何跳出历史周期律时讲：“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驰而不息反腐败，健全反腐败制度体系，要重视人民的检举举报等作用，从民众最在意最痛恨的领域和现象抓起，倾听人民呼声，让人民参与，最终形成发现问题、纠正偏差的有效机制，实现党内监督和人民群众监督的有机结合。
有利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就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而言，改革国家监察体制，需要加大力度推进立法、修法工作，用法律形式将重大改革成果固定下来，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重要改革成果及时转化为法律。就国家法治监督体系而言，虽然政府内部有行政监察和审计监督，政府外部有人大监督、司法监督、舆论监督等监督形式，检察院还有专门的反贪污、反渎职、预防职务犯罪等力量，但这些反腐败资源力量过于分散，很难形成合力。推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可以整合反腐败资源力量，形成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反腐败体制，有利于构建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实现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目标。（马怀德）
作者简介
马怀德，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行政法学研究会会长、中国监察学会副会长，监察部特邀监察员。出版学术专著、合著二十余部，发表论文百余篇。参与《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等法律的起草工作。系“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获“中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奖”，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