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靖国：拒绝“红包协议”何谈医风医德？

　　国家卫生计生委规定，医患双方必须签署不收和不送红包协议书。记者探访武汉地区8家三级甲等医院，无一家开始签此协议。记者调查发现，对于这一在本地尚未普遍落地的新规定，医生反对声音众多，而患者在欢迎之余对其效果表示怀疑。（5月9日长江网）

　　国家卫计委明确规定签署“红包协议”，当然不会是“空穴来风”，而是在这一“大量事实”的基础上，广受病垢的医风问题上审时而为。虽然“红包协议”是制度上的设计，但落实到医患关系中，其实就是一个开明、互信、坦诚的约定。医生用羞辱了医德的借口抵制，显然在理解上歪曲了这一制度的良苦用心。而患者喜忧掺半的态度，则折射了能否根治“红包”的担忧。

　　不妨承认一个事实，“红包协议”却是委屈了部分不收红包的医生，甚至“羞辱”了这一层次的医德医风。但更要看清一个事实，任何一个制度的设计都是具有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约束效应，并非一棒子打死。比如打老虎苍蝇，并不是说官员都是老虎苍蝇。而签“红包协议”，当然就不能这样曲解，部分医生拒签“红包协议”的委屈只能是过分的牵强。

　　“红包医疗”已经不是简单的医风医德问题，而是一种世风的落寞。有的医生是不愿意收红包的，但如果拒绝患者会以为“心意”太少，或者背后说医生“架子大”；而患者如果不送红包，“别人都送自己不送”的那份心里阴影是如何也难以抹去。所以我们牵强的说“红包协议”羞辱了医德，不妨直接的说是我们自己绑架了医德。

　　“医疗红包”屡禁不止，“红包协议”出现在制度中的些许尴尬，医生在心理情绪上应该多一点胸襟。“医疗红包”抹黑了医生的形象。这层你情我愿的医患关系，看似情理上的简单答谢，实则也助长了某种熏心利益，凸显的不是救死扶伤的仁心，而是道德流失下的公益冷漠和人性冷漠。如何拯救医风医德？并不是简单的拒绝“红包协议”就光明磊落的。小偷不会告诉你说“我是小偷”，贪腐官员不会主动承认贪腐，那么，“红包协议”是对医德羞辱的矫情，只能沦为公众舆论的另一种大快朵颐。

　　和患者面对面签下“红包协议”，是医疗行为的进步，既是制度上的，也是医患双方的美好契约。患者本来就担心“红包协议”会不会流于形式，能不能起到遏制“医疗红包”的效果，而医生连签下协议的勇气都没有，着实有情以何堪的汗颜。本质看，这是一份道德的契约，当我们的人性里拒绝不了那种丑陋，我们坦诚的签下这一纸合约并无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