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离奇”惨败：六万国军半天之内被全歼

　　1947年国共莱芜战役，国民党“离奇”惨败，其司令官王耀武气得直骂：“就算六万头猪，也不会半天全被捉去。”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种状况?其中有何内幕?本文将为我们一一揭晓。作者殷颖先生当时是国民党四十六军(原桂系王牌军)一八八师政工队员，在这场战役中死里逃生。本文为其亲历纪实。 —编者

　　六万大军魂断“口袋阵”

　　1947 年2 月23 日正午，莱芜战场上响起了第一枪。

　　国民党陆军第四十六军与陆军第七十三军并行在平整的大汶河( 古称汶水，是黄河在山东境内的唯一支流) 河谷中，四周毫无遮蔽的掩体。战争突然爆发，大家一时措手不及。两个不同番号的军队，原本有各自的作战指挥体系，但在慌乱中一搅和便全乱了套，连长找不到自己的兵，重机枪的枪身也找不到它的机架。军队都在茫然地奔逃流窜，却不知道往哪一个方向突围。炽烈的炮火却加强了，机枪和迫击炮如炒豆子一般在四面八方响起，子弹嗤嗤地在身旁密集穿梭，前后左右的战友们，一个一个中弹倒地……

　　头顶上，两架国军飞机在低空盘旋。飞机似乎已经分不清敌我的阵地，只能盲目地用机枪扫射，而眼前中弹倒下的，却是国民党士兵。

　　我盲目地随着军队向前奔跑。一会儿瞥见我所在的一八八师的海师长骑在一匹白马上，身后跟了几个卫士，海师长惶恐地问他的左右：“有没有情报，有没有情报?”急得像一只没头的苍蝇，但不久，他的人马便消逝在喊杀声与硝烟中了。我随着一批散军来到一条干涸的小沟中，发现有一簇国民党士兵正坐在那里，大家都把枪械丢在一旁，根本没有打仗，似乎已经投降了。这时冒出了几名解放军，上来向俘虏收缴武器、手表和钢笔。这是他们最喜爱的战利品。有一个人看了我的符号，说：“这是一个政工队特工。”(注：广西部队初入山东时，对当地的风俗民情十分陌生，便在青岛招考了一批青年政工队员，协助文宣工作，我就是其中一个)但也没有盘问。因为他们主要是来收战利品的，收取完毕，他们便急急忙忙地走了。留下这些不战自降的国民党士兵，茫然地坐在那里，口中喃喃地用广西话咒骂着。 我那时年仅十七岁，年轻气盛，不甘心就这样成为俘虏，便独自一人逃离了这条干沟。正跑着，突然感到右膝受到重重的一击，右腿便一下子跌跪在地。眼前落在地上的，是一颗未爆炸的木柄手榴弹。幸亏手榴弹未爆炸，让我保住了一条小命。但已经难以再行动了。腿疼得厉害，根本不能弯曲。右膝盖上满是鲜血，我以为是被手榴弹撞伤的，把棉军裤拉上来后，才看到右膝盖上有一个弹孔，血流如注。旁边有几个解放军跑来察看，有人说：“这个小孩挂了花，腿保不住了。”另一个人递给我一卷绷带，让我把膝盖缠裹起来。

　　这时已是下午五、六点钟，吐丝口的战争也已接近尾声，只剩下零星的枪声。战场上笼罩着浓到处散落着弹壳和被撕毁的证件，满地都是关金票(民国二十六年即1937 年发行的国币)。我在附近找了一根断树枝做拐杖，勉强站起来，想去找一个地方栖身。不远处有一间小庙，我便走了进去，但那里已经躺满了重伤号，呻吟哀号此起彼伏。一夜无眠。

　　我挨到天稍亮，便拖着伤腿走了出来，却遇到了政工队的其他战友，他们都没有受伤，但是被俘禁闭在屋里。原来，战争进行时，他们都卧在地上一动不动，也没有受到奔波之苦，天亮后，都被押解到解放区去了。我当时是重伤号，被遗弃在战场上，等待死亡。

　　死里逃生，博山情暖

　　我不甘心等死，便拄着树枝，跛着腿前进。当时只有一个希望，就是能走回博山去，也许可以在那里求得一些帮助—博山是鲁西的一个小县城，我所属的四十六军曾驻扎在博山城外大柳行河畔，在河对面一户卖早点的郭姓人家借灶煮饭。为了避免遇到解放军，我决定白天休息，夜里赶路。这样昼伏夜行地走了几天，终于回到了博山。

　　本以为解放军攻占博山后，这里的居民会闭门不出，冷冷清清，不料街上的景象却让我惊呆了：街巷中挤满了人，竟都是出来慰问我军伤兵的。当初四十六军进入博山时，一反国民党驻军的常态，对当地百姓秋毫无犯，礼让有加，让他们十分意外，也极为好感，认为四十六军是军风军纪最好的部队。所以现在军队溃败，散兵游勇们逃回博山城，几乎每一家都开门迎接慰问。我同样也被人拉到家中，嘘寒问暖，关怀备至。他们叹息着我们的不幸，好像久别的家人。

　　博山街上不断走动着解放军，但人们似乎毫无顾忌。解放军仁义之师的风范使博山人除去了戒心，而放心大胆地接待国民党伤俘。到晚上，解放军的纠察队来了，将我们这些伤俘们集中起来，送到一处学校去暂时收容。我仔细想了想，博山人虽热情好客，乐于助人，但毕竟我不认识他们，唯一认识的，是住在博山城外大柳行的郭家，便决定去看一看，能不能得到帮助。

　　天亮之后，我扶着木杖从城里走出来，找到了大柳行那条河堤，试着去找郭家的小店。但我却失望了，这一带的民居都门户深闭，郭家这间小店房门也用砖砌起来封死了。我唯一的希望破灭了，当时拄着木杖站在那里，不知何去何从。

　　正当我失魂落魄时，奇迹出现了，我认识的那位郭老太太忽然现身，她一把将我拉过去，跨入一个大杂院中。原来他家的小女儿正在河边洗菜，远远地认出了我，便立刻丢下菜，跑回家中，告诉她母亲，郭老太太便出来将我拉进去。

　　我一进院子，马上被全院的人包围。我当初只认识郭老先生一家，但他们都说见过我;国民党部队在吐丝口被击溃后，他们都非常挂念我，不知道我怎样了。特别是郭家，看到我活着回来，就像见了亲人似的喜出望外。大家找出一套旧棉衣，让我将染血的军服换下。前院的朱家提供了一间客房，让我暂时住在那里疗伤。我就这样被送进房中，躺上了一张木床。我自从在战场上负伤后，都是睡在山沟里，卧在带雪的冰地上，现在一下子躺到木床上，如同一步登天。这是我生平睡过的最舒适的一张床。桌子上立刻摆上了煎饼和热粥，大家东一句西一句，充满了温暖的关怀与爱意。我完全被爱淹没了，激动得什么话也说不出，一口饭也吃不下，一股热流涌上胸膛，泪水在眼里滚动，只想大哭一场。大院里住着一位宋老太太，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她不知从哪里找来一位曾经在医院中作过看护兵的人，来为我取腿上的子弹。这人用刮脸的刀片当手术刀，既没有消毒，也没有麻醉，要我咬牙忍一忍，一刀划下，那颗子弹便流出来。他所有的医药只有双氧水与红药水，便用这两种药水在伤口上胡乱涂抹了一些，然后就包扎起来。在这个过程中，宋老太太一直在旁边流着眼泪为我祷告。她的祈祷为我带来了平安与好运，我这条伤腿竟然就这样奇迹般地痊愈了。

　　在全院浓浓的爱与关怀中，慢慢地，我便能跛着腿走路了。在郭老的一再坚持下，我从朱家转移到郭家去住。但当我住进去，才发现郭老的家中，只有一间非常简陋的卧室，也只有一个土炕，是他们夫妇和女儿共住的。我来之后，这个土炕便让给了我和郭老睡，他的妻子女儿只好临时到邻居家去打游击借宿。而我一住下来，却是长达两个月之久。这期间，郭家都将我奉若上宾，每次吃饭都由郭老陪我先用，我们吃完后，郭老太太和女儿才可以吃。我心里非常不安，多次提出异议，但是郭老家风如此，不容更改。

　　我在郭家疗养了两个月，伤处已经渐渐收口。郭家便计划让我到济南去。他们找了一帮在博山与济南之间贩卖焦炭的脚夫，付给他们带路费，要他们护送我到济南。临行前，郭老全家大哭，郭老太太紧紧抱着我不忍心分离。这两个月下来，我已经成为他们家中的一个重要成员了。

　　就在那年早春的四月，我跟着拉煤车，踏上了去济南的路途。

　　重返故地，酬谢恩人

　　后来又历经辗转。1949 年，我随部队撤退到了台湾。

　　1984 年初，大陆开放海外通信，阻隔了四十年的亲情才能以书信沟通。我立即写信给郭家，不久便得到了回音。郭老已经谢世，郭老太太和她的女儿还在。我马上托香港友人汇了一些钱过去。但郭家却回信严肃地拒绝了，表示生活能过得去，不需要资助，只盼着在有生之年能见一面。但我仍然按时寄款过去，作为奉养，一直到郭老太太逝世。

　　1987 年，我第一次返回大陆，主要目的便是到博山探望救命恩人。那时两岸初通，要去博山这种小地方，还有相当的难度。记得“中旅”还特派了一个人跟随我的全程。

　　来到博山，见到郭老太太后，中旅经理交代了任务：“你们这位客人，是从海外冒了生命危险来看你们的。你们谈一谈，中午在一起吃个饭。我在下午两点接他回去。”老太太请求我多住几天再走，中旅表示绝对不行，他是执行上级的命令。我清楚地记得，那天刚好是中秋节，我是特地提前告别了青岛的家人，来郭老太太家里过节的。

　　四十年过去了，郭老先生已过世，昔日大院中的那些人也都星散或去世了。郭家也迁到了另外的地址。由于时间的匆促，我们几乎什么话也没有多说，午餐时，我特别要求再尝尝久别了四十年的煎饼的滋味。四十年的别离，却只有四小时的重聚，想起来还是很悲哀的。 我第二次去博山，是1992 年，那次在郭家住了两天。郭老太太已是86 岁高龄了，看起来身体还不错，但年过半百的郭女却患了心脏病。这是我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博山的恩人郭老太太。几个月后，接到来信，郭老太太已经溘然长逝，她的女儿也在一个月后病故。从此，当初救助我的三位恩人，便都作古了。

　　莱芜战役是我少年时的噩梦，也让我经历到了人情的醇厚与真挚，这让我永生难忘。他们多半是没读过书的人，却有一腔古道热肠，让众多知识分子，甚至圣人们，都要感到惭愧。

　　全歼幕后：军长竟是“共党”

　　当年那场莫名其妙的、突如其来的奇袭战，说来实在让人纳闷：两个美式配备的大军，六万人之众，竟在半天之内，糊里糊涂地灰飞烟灭了，简直不可置信。在这场血战中，国民党一名师长(七十三军七十七师师长田君健)阵亡，李仙洲(时任第2 绥靖区副司令长官)司令官以下，有19 名将领被俘。

　　共方竟能在半天之内，轻轻松松地在莱芜吐丝口战场上，预先布好了一个大口袋，将配备精良的两个军装进这个口袋一举歼灭，获得了解放战争中的大丰收。这个哑谜在若干年后才被揭开，原来，莱芜血战中的关键人物，国民党陆军第四十六军军长韩炼成，竟是“共党”。

　　韩炼成出身西北军，在1938 年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的中原大战中，救了蒋介石的驾，获得了蒋的激赏与信任，并经蒋特许，列入黄埔军校三期学籍，后来又打进桂系，做了桂系四十六军的军长。而同时，他又通过左翼文人夏衍引荐，联系上了周恩来，转而投向了共产党。

　　1947 年春，四十六军奉命调往鲁西剿共。部队开拔行军时，却遇上一连数日的阴雨，乡间的土路遇雨便成泥泞，一时之间，人仰马翻。辎重、大炮都陷进泥里，寸步难行。人和马在泥沼中挣扎了两天，全军都成了泥人，钢军(韩炼成曾在训话时说：张发奎的第七军号称铁军，他的四十六军则为“钢军”，还亲自撰写了“钢军歌”，调用法兰西的马赛曲—编者注)变成了泥军。老广的兵士们一路上大骂：“丢那妈，什么钢军?豆腐军啦!”不幸一语成谶。

　　说起来很奇怪，我们的大军从博山出发，进攻中共的根据地莱芜县城，沿途却没有遇到一点抵抗，一路“势如破竹”进了莱芜城。中共在莱芜实施“坚壁清野”的政策，当地物资大都被转移走了，主要男丁也都离开了，只剩下一些老弱妇孺。路上不是安置了地雷，就是左右间隔挖陷了一段路基，以延缓部队的前进。士兵一路大骂：“丢那妈，八路，扒烙。”

　　一八八师到达莱芜后，继续往新泰进发。有一件非常让人不解的事：我军从莱芜到达新泰后，刚歇下脚，就接到命令，要放弃新泰，撤回莱芜。但返回莱芜之后，立刻又要再回新泰。这样翻来覆去地一连折腾了一个多星期，搞得部队疲惫不堪，怨声载道，行军时到处都是士兵的咒骂声。但为什么指挥中枢会下达这样的命令?没有人知道。也许这就是韩炼成设计的一种策略，尽量让全军疲劳困顿，将战斗意志消磨殆尽，然后一举成擒。

　　还有一个困惑，最后接到第二绥靖区王耀武司令官的命令，要两个军全部撤回，保卫济南。为什么不安排两军一前一后撤退，而偏要两个军并排行军，一同挤在一条河谷里，导致23 日突然爆发激战时，两个军一搅和，混在一起，各自失去了指挥的功能，变成了一团乱军，不战自溃?莫非这也是韩炼成的妙计安排?

　　再一疑惑是，国军从新泰、莱芜撤兵时，还有一大批“难民”夹杂在中间，一起撤退，更加混乱无章。但新泰、莱芜两县根本就是中共统治多年的红区，怎么会有这么多“难民”?这些人中究竟有多少是真正的难民，多少是隐藏的共产党?实在是一个问题。

　　莱芜战役惨败后，王耀武司令官急得直跺脚。据说他见到突围回济南的三十六师师长曹振铎时，曾拍案大骂：“即使你们是六万头猪，也不会在半天中全被捉去!”而事实上，这六万大军是在共产党的精心策划下，一步步地走进预先设计好的口袋的。国民党如果能虚心检讨，应该败得心服口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