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长现象”的核心仍是滥用权力

　　在4月15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说：“部长们参加的国务院常务会已经讨论通过的一些政策，现在却还‘卡’在那儿，让几个处长来‘把关’，这不在程序上完全颠倒了吗？”这引发了人们对“处长现象”的关注。4月21日《中国青年报》的一篇文章援引了一个旧例，说某省一个富豪在接受采访时直言无忌：老板再大，一个处长都能把你搞死。

　　部长们开会时没意见，开完会回去却要处长来“把关”，这种奇怪的现象似乎与权力无关，而只与程序有关。不过，人们对“处长现象”的议论由来已久，有的称之为“处长专政”、“处长治国”，这当然不无夸张，只是极而言之地表达了对处长们的恶感。

　　在古代中国，一个县太爷掌握生杀予夺大权，所谓“灭门的知县”。如今，一个处长有没有把一个老板“搞死”的能量呢？如果处长的权力很大，并且不受制约，并且“搞死”不意味着对生命权的剥夺，那么是有可能的。岂止处长可能，更低级别的官员也可能，更高级别的官员就更可能。但事情不能做抽象的讨论，是非曲直还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处长虽然官不大不小，位置不上不下，其在工作中的作用和地位却是不容忽视的。权力系统有层级分工，司局长要处长“把关”，这意味着处长有权力，也意味着处长有责任。如果处长不用动脑筋、不用承担任何责任，上级怎样说就怎样办，上级不说就不动，那他也就没有任何权力可言。但这样一来，权力高度集中到处长们的上级，同样会发生相似的问题，甚至可能导致更严重的问题。

　　处长在权力运行中承上启下，他们的才干与品德会对行政效率、社会效率构成直接影响。如果一个项目被一个处长否决，这可能是项目本身有问题，也可能是这个处长在滥用权力。无论是出于何种原因，都应该让当事人有申诉救济的渠道。处长身为中间层级，不可能一手遮天，但如果处长所做的决定不能被重新审视，那么就会形成一种事实上的绝对权力，他可能用之来为民办事，也可能以之来实施刁难甚至寻租。

　　在一定意义上，“处长现象”可以看做是机关治理中亟待解决的一个“内部事务”，只是因为它有广泛的外部效应，才为社会公众所瞩目。但给处长贴上各种标签是容易的，却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并且使复杂的问题不恰当地简单化。“处长现象”不会孤立地产生。有理由相信，当一个权力系统中的处长能够经常滥用职权，这个系统的治理已经存在问题。倘若一个省长到部委去办事，接待的处长连眼皮都不抬一下，这是什么问题？如果处长的上级做“甩手掌柜”，不亲理“庶政”，那么权力向处长发生转移是必然的，但与此同时责任也会发生转移，这就使处长在有些时候会充当系统工作不力而被诿责的“替罪羊”。相反，假如系统权责明晰，制度健全，则处长就不会有不受监督制约的自由裁量权。

　　如果处长不成为一个“现象”，解决起来当然很简单；问题是，当人们观察“处长现象”把原因归结于处长这一层级本身，甚至归因个人品行，则很可能偏离了正确的治理之道。在一定的行政环境中，把处长张三换成李四，并不会使“处长现象”得到真正解决。处长成为人们诟病的一个“现象”，其实再一次提示了改革的着力点，那就是一方面要加快简政放权，另一方面要对一切权力实施有效监督和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