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晓虹谈梁启超“书生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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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晓虹，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梁启超研究近年来已成国内显学，但一般读者对梁启超的认知，多停留在其早年参与变法维新的阶段，对民国创立后梁启超在政坛的活动以及晚年的著书立说，则不甚了了。事实上，就像北大中文系夏晓虹教授新著《梁启超：在政治与学术之间》的书名所揭示的那样，终其一生，梁启超都徜徉于政治与学术之间。他的政治家身份，显著影响了他的学术研究；而他的文人情怀，又时时见于他的政治活动。所谓“书生从政”，在梁氏身上得到了最鲜明的体现。

梁启超一生的政治立场似乎一直在改变，这一点甚至连他自己都不讳言，戊戌变法时，他自然是改良派，变法失败之后，他一度似乎支持革命，但1903年《苏报》案后，又转而保皇，凡此种种，您怎么看待梁启超的这种“善变”？

夏晓虹：就外在的政治表现而言，梁启超确实一直在变化。并且，和一般人贬斥“多变”是首鼠两端的恶德不同，梁启超一直肯定甚至赞赏“善变”。其实早在1899年流亡日本之初，梁启超就写过《善变之豪杰》一则短文，强调变的只是“方法”，“其所以爱国者未尝变也”。而方法的改变有其必要性，或“随时与境而变，又随吾脑识之发达而变”。总之，“善变”是因应时势的需要以及个人思想的进步而发生。这也预言了梁启超此后的政治选择。

就你提到的戊戌变法以后的表现看，梁启超本来对维新运动抱有极高的期待，一旦落空，而且六君子、包括挚友谭嗣同人头落地，自己被迫流亡海外，不知归期，这些自然会让他情绪激愤，容易和革命派靠拢。也就是说，在慈禧等顽固派已经控制局面的情况下，梁启超认为改良的道路已走不通，因此必须采取激进的革命手段。这才有了他和孙中山谈合作之事。但1903年梁启超游历美国的观感，使他的思想又发生了转变。所谓“吾自美国来而梦俄罗斯”，似乎一下子又从他所向往的民主共和退回到专制独裁的体制。其实，除了身临其境，对美国的认识更深入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梁启超发现，尽管华人到了最先进的共和国家，各种不文明的积习依然存在。所以，问题仍然回到“新民”，即需要开通民智以改造国民性，使中国民众具备现代国民的资格，而单凭革命并不能达成这个目标。

以此为例，梁启超每次的转向或改变，都有其内在理路，需要具体的分析。不过，从大致的轨迹看，梁启超的“善变”还是显示出他能够并且愿意与时俱进。我觉得郑振铎的说法最精彩：“他如顽执不变，便早已落伍了，退化了，与一切的遗老遗少同科了；他如不变，则他对于中国的供献与劳绩也许要等于零了。他的最伟大处，最足以表示他的光明磊落的人格处便是他的‘善变’，他的‘屡变’。”（《梁任公先生》）

梁启超与其师康有为在政治上似乎也是冲突不断，您怎么看待两人的分歧与冲突？

夏晓虹：梁启超和他的老师康有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同上述梁启超的性格也有关系。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曾总结两人的区别为，“有为太有成见，启超太无成见”。因此，康有为的君主立宪保皇立场一以贯之，而梁启超则有动摇，直至放弃。就政治分歧看，最早的冲突正是梁启超赴日后的倾向革命。尽管这次的回头根本上还是内力的作用，即梁启超游美后的自我反省，但康有为此前的一再责难与警告，特别是发表在《新民丛报》上的《南海先生辨革命书》，对梁启超诸人的革命言论大加批驳，并以“大病危在旦夕”相要挟，也给梁启超造成了很大压力，不得不表示悔改。

当然，康、梁最严重的一次分裂是1917年张勋拥戴清废帝溥仪复辟，两人彻底站在了敌对阵营。而且，在梁启超反对复辟的通电中，斥责“此次首造逆谋之人，非贪黩无厌之武夫，即大言不惭之书生”，把老师康有为一并骂到。从个人道德说，康有为的执守不变有值得尊敬之处；不过，如果上升到国家前途的层面考量，梁启超的抉择无疑更应该肯定。

而我还想说的是，虽然有这么多冲突，但像章太炎那样的《谢本师》式决裂书还是不会在梁启超笔下出现。梁启超到底还有尊师的一面，在康有为七十岁生日时，师生已经和解，梁启超送上了亲笔书写的巨幅祝寿文《南海先生七十寿言》。并且，此后不到一月，康有为即遽尔去世，这对师生关系的结局总算圆满。

1904年之后，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和革命党在《民报》上大打笔仗，一时间俨然是保皇党的言论领袖，您怎么看待梁启超和革命党之间的这种意识形态冲突？

夏晓虹：梁启超1906到1907年与《民报》的论战，很长时间一直被看作是他的政治污点。1936年《饮冰室合集》出版时，还特意删除了论争中的两篇重要文章《杂答某报》和《中国不亡论》，应该有“为逝者讳”的意思。这个论战后来被简化为“保皇”与“革命”之争，其实并没有这么简单。而且，即使要概括，讲“立宪”与“革命”之争还更准确些。

从梁启超的思想脉络考虑，他在论争开始时提出的“开明专制论”，本是继续了游美归来的思考。既然国民程度不够，不能实行立宪，于是需要“开明专制”来开启民智，提升国民政治能力。可以明确的一点是，在梁启超这里，“开明专制”只是“立宪制”的预备阶段，并非终点。当然，论战一旦开始，涉及的问题越来越广泛，双方在辩论中都会有卓见与偏失。这些还需要学界仔细清理。不过，以前那种一面倒的对革命派论说的肯定已不复存在。起码，革命派主张的排满只是一时的策略，不足以成为长远的政治目标，已为事实所证明。而梁启超对于变专制为君主立宪的“政治革命”的坚持，则使他随后将讨论付诸行动，立宪运动也实实在在地由日本到国内铺展开来，并最终左右了时局的发展。

慈禧死后，梁启超在政治上相对活跃起来，在辛亥革命爆发后，梁启超作为保皇党人的态度和应对是怎样的？

夏晓虹：辛亥革命是由武昌起义引发，过去只看到它和革命派的关联，现在的研究已越来越明确了立宪派在后续阶段的作用。各省的纷起响应，大多是由于立宪党人对清廷的失望而转向革命，满清王朝才因此失去了天下。而从1906年6、7月间，梁启超为清政府派遣的出洋考察宪政大臣代拟奏折（事件的相关考证与代拟奏折见本人新著《梁启超：在政治与学术之间》）起，即深度介入朝野的立宪活动，和各省的不少立宪派领袖也结下很深交谊。辛亥革命后，他的立场和选择与国内的立宪人物一致，正不足为奇。而1912年10月梁启超的最终回国，也和这些人的招邀大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