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大字报固定格式：语录开篇 任意口诛笔伐
核心提示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大字报几乎有一个固定的格式，先是以语录开篇（当然是择其所需），接着写一通形势大好，然后笔锋一转，抓住被征讨者的只言片语，或断章取义，或张冠李戴，或无中生有，或牵强附会，再佐以“砸烂”、“横扫”等“革命”语言，随意上纲上线，任意口诛笔伐，欲置被征讨者于死地而后快。
本文摘自：《神州》2004年11期，作者：罗平汉，原题为：《大字报在中国的兴衰》
当年流行一句颇为自我安慰的话，叫做“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前半句很快实现，后半句却成了空中楼阁。
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初这20余年的时间里，中华大地上共贴出了多少张大字报，恐怕是永远无法统计出来了。遥想当年，稍微能识文断字的人，没写过大字报者，或许不会很多；没看过大字报者，更是寥若晨星。大字报成了这些年间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大字报产生于何时？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农村推广大字报的好处后说：“中国自子产时就产生了大字报。”子产是春秋时期郑国人，如果这样的话，大字报的历史可谓久矣。从其形式上讲，古代的揭帖与大字报颇为相似。揭帖者，就是张贴的启事。要追根溯源，大字报真是源远流长、历史悠久。
大字报的盛行，始于1957年那场后来被称为“严重扩大化”的反右派运动。
最早出现大字报的高校是北京大学。
5月19日清晨，第一张大字报出现在北大大饭厅灰色的墙壁上，内容是质问北大团委出席共青团三大的北大代表是如何产生的。可惜，这张大字报在当时的报刊书籍中都没有登录下来，使我们今天无法知晓它的全文。
随之，一张一张的大字报相继贴了出来。这一天，后来被北大的学子们称为“五一九运动”。
大字报不仅颜色是五颜六色，有红的、绿的，也有用旧报纸写的；形式也五花八门，短文、杂文、口号、对联、漫画，不一而足。
在1957年那个炽热的夏天里，有人因写大字报而成了“右派”，也有人因别人大字报的揭发、批判而成“右派”。大字报作为一种武器，实际上既不利于资产阶级，也不利于无产阶级。表面上看来，利用大字报加上别的武器，取得了反右派斗争的胜利。但是，这个“胜利”付出的代价却是十分惨重的。不要说那50余万被错划为“右派”的人的悲惨遭遇，就对我们年轻的共和国而言，这些人中，不少是有才华的知识分子，他们被划为“右派”后遭到了各种各样的处分，使他们难以献出自己的宝贵才智。
在反右派斗争中，伴随大字报的广泛使用而产生的是大辩论；在大辩论中，大字报又常常被用来作为辩论的手段。加上在此之前出现的大鸣、大放，于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四大”，在高等学校和党政机关中被广泛使用。这样，人为地造成了全国性的政治紧张和不稳定状态。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有多方面的原因，而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在运动中的广泛使用，是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一个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