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连特殊解放区：1.5万余普通警员参加解放战争
1946年，旅大中苏友好协会、青联总会办公楼。
1946年，旅大职工总会办公楼。
1945年8月22日，苏联红军进驻旅大，并对旅大地区实行军事管制，根据中苏《关于旅顺协定附件》中划定的范围，自辽东半岛西岸猴山岛湾以南之地点起，向东经过石河驿至邹家嘴子该半岛东岸，东西向划为一线，此线以南为苏军海军根据地陆路之界限。至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历史时期，旅大地区被称为“特殊解放区”。
旅大特殊解放区是在抗战胜利之初，国际国内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军事斗争及外交斗争条件下的产物，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及作用。
昨日，专家从历史沿革、国际环境、地理区位、党组织建设、民主政权建立几个方面呈现了大连特殊解放区的面貌，今日，将继续全面展现大连特殊解放区的历史。
军警一体的人民警察队伍
大连市政府与各县区政府建立以后，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保卫新生政权与维护社会稳定。按当时《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规定，除苏军外，别的部队都不能进入旅大地区。因此，通过以维护社会治安的名义建立公安机关、建设警察队伍，从而将枪杆子牢牢掌握在人民手中，是当时最正确的选择。
在大连人民警察队伍的建设中，东北抗日联军工作组发挥了重要作用。1945年8月9日，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在苏联经过改编和休整的抗联部分官兵分4批从苏联抵达东北。以董崇彬为首的7人工作组以苏联红军第88国际旅军官的身份进驻大连。董崇彬被任命为沙河口区苏军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刘玉泉任甘井子区苏军警备司令部副司令，抗联工作组的王福、李绍刚、于庆兰、董金山分别在各司令部担任副官。1945年9月28日，刘玉泉经与大连抗盟会四连和三连指导员邴玉田、李继先联络，派抗盟会干部战士共28人进驻甘井子警察署并进行改编，李继先任警察局长兼治安大队长。至此，甘井子警察局成为大连第一个由中共领导的警局。董崇彬、季喜林等人到任后，在沙河口和西岗解除各类非法武装，招收青年工人组成治安大队，并陆续将抗联和辽东军区派来的干部安排进警署。抗联工作组虽然仅在大连工作了2个月时间，但却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1945年10月下旬，八路军山东滨海三分区司令员赵杰受党组织委派来大连工作。为了不暴露原来的身份，赵杰改名为赵东斌，到任后即开始了市警察总局的组建工作。当时，除甘井子区建立了新型人民警察队伍外，其他原警察局的2000余名治安队或保安队，已由苏军当局发放了武器。这些人员成分十分复杂，有国民党分子、汉奸、特务等，多数县区警察局掌握在这些人手中。在赵东斌领导下，采取向警局派党员干部“掺沙子、分化瓦解、打击少数、逐个解决”等办法，改变警局的性质。1945年11月7日大连警察总局正式成立，同月25日改称大连市公安总局。还先后建立了大连市消防局、大连港务公安分局、电业警察大队、总局铁路警察大队。
1946年至1949年，大连公安总局为解放区和人民解放军输送干部2000余名。1947年5月以前，大连地区的普通警员共有1.5万余人分3批调往前线，参加解放战争。
群团组织的组建与发展
——职工、妇女、知识青年在行动
日本宣布投降后，由于其统治机关并没有立即解体，关东州长官今吉敏雄召开紧急会议，开始实施所谓“终战处理”。关东州厅、大连中央放送局（广播电台）、各警察署从8月16日开始焚烧档案。大连工人阶级行动起来，开始组织工会、恢复社会秩序、恢复生产，迎接大连解放。
1945年9月2日，由52个大型厂矿职工代表参加的大会召开，正式成立大连市总工会筹备会，唐韵超当选为筹备会委员长。1945年11月10日，市总工会更名为“大连职工总会”，各区相继成立职工总会分会，至1945年末，市职工总会拥有会员达到17万人，占当时全市职工总数的80%。职工总会通过各分会选拔、挑选政治觉悟高、思想作风好的工人推荐充实到人民警察队伍中，总数达到6600人，使警察队伍发生了质的变化。
1946年3月8日，大连市各界妇女建国联合会正式成立。国民党军对旅大实行经济封锁期间，全市城乡共有4.5万名妇女参加开荒生产活动。在解放战争支前工作中，仅市内和大连县的妇女就制作军鞋236.5万双。
1945年9月27日，“中苏友好委员会”成立；同年11月中旬，改称“中苏友好协会”。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苏友协在全市先后建立了831个分支会，1300多个中心小组，发展会员22.4万余人，占旅大总人口的1/4。中苏友协在促进旅大地区中苏两国人民的友好团结、两国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
大连社会科学研究会是大连解放后，中共大连市委尚未建立之前，由进步知识青年白全武发起组建的。公开地旗帜鲜明地宣传科学社会主义，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
探索特殊的经济模式
——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
就在形势刚刚有所好转时，1946年秋，国民党军对旅大地区实行经济封锁。全市有324家工厂停产，失业人数达到7.16万人，城市人口中有3.5万人处于饥饿和半饥饿状态。
在中共大连市委和市政府的领导下，加快了对工厂企业的接管和恢复生产的步伐。由于旅大处在苏军的军事管制之下，接管工作十分复杂。当时旅大地区的企业大体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由地方政府接管的工业企业；二是中苏合营企业；三是军事工业。
由地方政府接管的工业企业，先后有65家，交由关东实业公司管理。接管当时，除有十余家开工或半开工外，其余均处在停工、托管状态。关东实业公司遵照地委指示，重点抓已开工或部分开工工厂的生产，以便用产品交换材料和必需的物资，形成良性循环。纺织厂、煤矿、皮鞋厂、被服厂、酿造厂、火柴厂、窑厂等企业的生产不断提高。
中苏合营企业（中方占51%股份，苏方占49%股份）主要有大连造船公司、远东电业公司、中苏盐业公司三大骨干企业，这些公司生产的原材料由苏联供应，生产正常，其中中苏盐业公司下属企业有：大连碱厂、玻璃厂、罐头食品厂、电瓷厂、电机厂、金属制品厂、灯泡厂、火柴厂、自来水公司等30多家工厂企业。这些企业接管后均有不同的发展。
军事工业主要是以市委名义接管的大连裕华铁厂、宏昌铁工厂、大连化学工厂、大连钢铁工厂、大连机械工厂、大连制罐工厂等企业组成的“建新公司”，主要进行炮弹、引信、雷管、迫击炮、冲锋枪、弹体钢等军工生产，支援全国解放战争。在解放战争时期共生产炮弹54.6万发、无烟药450余吨、药筒26万个，引信81万个、底火61万个、雷管24万个、迫击炮1430门、冲锋枪563支、炮弹体钢3000余吨。粟裕大将曾经说过，淮海战役的胜利离不开山东民工的“小推车”和大连生产的“大炮弹”。此外，由苏军代管的企业如海港、铁路等，也开始正常运行。上述工业企业的先后开工，使数以万计的工人重新返回工厂，工人生活有了保障，特别是中苏合营企业与军工企业的发展，带动了旅大地区工业经济的复苏，市场贸易和经济形势随之活跃起来。
1947年至1948年，全市经济建设工作纳入了计划轨道。1947年，关东公署成立了经济计划委员会，旅大地区实施了《关东地区一九四八年经济建设大纲》。这是民主政府建立以后的第一个比较成熟的国民经济计划纲要，制定了发展工业、农业、渔业、盐业及加强贸易工作，保障粮食与工业原料输入和成品的输出，节省开支，保证经济建设等方面的规划和措施。经过全市人民两年的艰苦努力，旅大地区形成了社会主义性质、苏营和中苏合营企业、合作经济、个体经济、私人资本经济五种经济成分的经济形式。
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从1945年10月到1949年9月，旅大地区直接调出兵员57135人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大连汽车学校和关东电气工程专门学校为部队培养了近千名装甲兵骨干和230名无线电机务工程人员。
中共大连地委于1946年7月作出《关于开展大连住宅调整运动的决定》。通过三次轰轰烈烈的住房调整，全市有16838户居民住上了好房子，并颁发了房契。搬家运动使获得解放的工人和城市贫民享受到胜利的果实。
在国民党军封锁旅大期间，中共旅大地委指出“开展生产运动的第一个方向是增加农业生产”，开展形式多样的生产自救。与此同时，市政府于1946年10月至1947年7月间，先后组织100多只采粮队伍，从胶东、北海、辽西等地购进粮食13万余吨，加之苏军拨给的粮食，全市2/3的人口得到配卖的低价粮，稳定了群众的情绪。
城市接管的成功典范
——特殊性决定了复杂性
接管旅大期间，中共大连市委（地委）以有利于促进地方经济恢复、社会安定和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提高为宗旨，对苏军当局既依靠又自主，既团结又斗争。在组织上采取不公开挂牌的斗争策略；在政权建设中接受苏军关于让大商人迟子祥担任市长的安排；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斗争中，不采取给地主戴高帽或游街示众的做法，斗争会改在室内举行；对日伪反动势力则发挥公安司法专政机关的作用，用法律的形式将其绳之以法；在新闻广播、报纸等宣传工作中，以地方自治的名义并经苏军所设的新闻检察官检查后发布，避免矛盾的产生；党领导和持有的军工企业及“党产”，均以民间公司、商行的形式经营；警察与干部着装也以“灰色”基调出现。
依靠工人阶级接收管理城市，并不惜人力、物力和财力，创办了旅大建国学院、关东电气工程专门学校、关东医学院、关东文法专门学校、关东俄语专门学校、大连大学等7所高校，还从宁、沪、杭、粤及香港招聘一批留学生和大学教授。对这些中高级知识分子，在政治上予以信任、在工作上予以支持、在生活上予以关怀，使旅大地区形成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科学的浓厚文化氛围。旅大地委还清醒认识到，“我们党是具有领导战争经验与具有相当建设农村根据地经验的党，但在基本上还缺乏管理城市的经验，特别是缺乏组织城市生产的经验与技术水准，因此，必须争取教育团结中国企业家以及中日特别是日本专家与技术人才，并认真向他们学习”。旅大党组织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由于制定与实施上述特殊的政策，使旅大地区虽然由苏军管制，但实际权力掌握在中国共产党的手中，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得以利用旅大地区近代化工业基础和便利的交通运输条件，建立一块稳定的后方基地，将辽东半岛南端牢牢控制，国民党军既不能由旅大运兵抢占东北，也堵住了其败兵的溃逃之路，为东北解放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特殊解放区时期，在苏军主持下，市委、市政府还成功地对20余万日本侨民实施遣返。
大连特殊解放区最大的特殊性是在苏联红军实行军事管制的条件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尚未成立，中国共产党尚未夺取全国政权的形势下，在一个局部地区的滨海城市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并实施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这块面积不大的解放区既有现代化的城市，也有传统生产方式的农村，成功接管这座遭受近半个世纪殖民统治、在日本投降后处于无政府状态的“死城”，建设由人民当家作主的新城市，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社会生活等错综复杂、千头万绪的事务。这种特殊性，决定了处理与解决问题的复杂性。在中共中央东北局领导下成功接管并建设这座城市，使之成为党领导下的特殊解放区，为解放战争胜利后全国其他城市的接管改造、工业企业的生产管理、城区行政机构的设置及城市公共设施的建设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