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贝娜报道惹争议：好新闻应该有情怀和温度

1月16日，歌手姚贝娜因乳腺癌复发病逝。次日凌晨，其经纪人博宁连发微博，斥责《深圳晚报》：“你们有没有做人的底线！你们干的那些龌龊的事！你们对得起姚贝娜捐献眼角膜吗？”据透露，该报记者曾乔装医务人员潜入太平间拍照。消息传出，舆论哗然，直斥《深圳晚报》缺乏新闻伦理。

从马航370失联事件到复旦投毒案，从上海踩踏事故到此次姚贝娜病逝……舆论场上接连发生数起有关新闻伦理的论战，每每有人“挑”起道德冲突，各自拥趸便自觉站队并对骂。站队，未必就站得对。如果只是声讨，而不理性探讨，或者把对抗当成对话，把表态当成表演，不仅无法实现和解，还会深陷鸡同鸭讲的悲剧境界，拉低公共讨论的质量，而且类似争议以后势必频繁发生。

新闻伦理可谓言人人殊，但它不只是理论，一定既有伦又有理，既有底线又有情怀。比如，记者在病房外焦急等待，这难道有错吗？记者不是在路上就是在现场，如果记者不出现在现场，岂不更让人不可思议？但是，在现场，不等于就可以为所欲为——如果不顾姚家家人反对，粗暴采访甚至化装进入太平间拍摄姚贝娜遗体，就的确不妥。正如周克华被击毙后，当其老母亲“始终用一把扇子遮着自己的面部”时，记者就不该再打扰了；当“复旦投毒案”二审宣判，驳回林森浩的上诉，林父痛不欲生并“就地蹲下，双手抱头”时，记者何必穷追不舍？

当采访对象处于险境甚至灾难之中，记者何为？美国全国新闻摄影师协会前会长威廉·桑德斯说：“你首先是人类的一分子，其次才是新闻工作者。”美国大牌电视记者迈克·华莱士却说：“当然要继续报道，你是个记者！”不同的答案，源于不同的立场；不同的选择，却未必没有相同的职业信仰。当职业与职责碰撞、履职与人性冲突时，记者究竟该怎么办？这两端不是水火不容，报道姚贝娜病逝毫无问题，有问题的只是具体的报道手段。

据悉，美国新闻摄影界已普遍认可这样一种观点：当摄影记者拍下他人照片时，也拍下了他人匿名的权利。《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兼政治记者大卫·波罗特认为：“当你选择记者为职业时, 就得接受那些由于服务公众的责任所必要的对自身言行自由的限制”。早在1984年，美国新闻摄影记者协会(NPPA)就特设了“人道奖”(Humility Award)，以奖励摄影记者在新闻现场所表现出的人道主义精神。

有个细节值得注意，报道姚贝娜病逝的《深圳晚报》3名记者中，领衔的正是摄影记者，也是该报社编委。作为资深摄影工作者，如果当事人确实冲进了太平间，他被谴责并不冤枉。但从该报当时呈现的报道、展示的图片来看，似并无太平间情境，更未涉及姚贝娜遗体，无论照片还是内容，都在节制中让人感受到惋惜和温情。

多理性探讨才可能达成共识。讨论不是为了打倒谁，而是通过交流达成共识。讨论本身也是共识，如果没有关心姚贝娜这一共识，也就不会起争执；讨论之前，也有共识，无论记者还是青年学生，包括姚贝娜的家人、经纪人，都对姚贝娜的病逝表达哀痛，被讨伐的记者文字，同样有温度，而不是轻佻。因此，接下来的讨论，更应达成共识，即如何通过专业化报道减少或避免伦理伤害。在这起论战中，笔者希望更多专业人士加入进来，讨论乃至博弈，以形成业界通用规则。

记者是这个斑驳世界不可或缺的群体。有的人讨厌记者，但当他维权不畅时，也许最先想到的还是记者。记者需要自律，也需要他律，在指责记者不专业的同时，别试图限制记者报道公共事物的努力与责任，那些谴责记者披露复旦学子隐私的人，也该想想，如果没有记者报道，那些被踩死的年轻人的家属能更好地维护权益吗？如果不是媒体深入挖掘，谁会想到踩踏悲剧发生时，居然有当地官员在安然吃天价自助餐？这个世界并不全然那么美好，但其原因绝不在记者；记者须恪守底线，但他们对真相的渴望以及为之作出的努力，都应受到尊重。好新闻应该有情怀和温度，这种情怀也体现在采访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