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学生春游事故引发思考：是否应为安全禁出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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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光只在画中瞧 李法明 画

草长莺飞，春和景明，眼下正是人们踏青赏春、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大好时节。然而，春游对于中小学生来说，却成为一个渐行渐远的背影。安全之忧与春游之乐的较量中，“忧”占了上峰。

尤其是近日，海南省发生一起学生春游翻车致人伤亡的事故——澄迈县老城镇欣才学校8名学生当场死亡，3人重伤，29人轻微伤，包括校长在内的多名责任人被刑拘。春游之乐变春游之殇，一时间，“春游”这个孩子们苦苦期盼、学校左右为难的活动再次强烈刺激了全社会的敏感神经。

事故一出，教育部以及多地政府有关部门要求加强对中小学外出集体活动管理的通知立即“应声而出”。这种“条件反射”显然没有很好地解决学生春游安全的问题，反倒让校长们缩手缩脚，把孩子们拦在春光之外，人们担心春游这个词将在校园里渐渐消失。

其实，不仅是春游，学校组织的譬如参观访问、体育锻炼、对抗性比赛等活动，“安全”二字都犹如一把刀悬在教师头上，由于害怕学生“伤筋动骨”后的“兴师问罪”，学校在组织这些活动方面缩手缩脚，不愿为了让孩子撒欢嬉戏，亲近自然，增进对外部世界的兴趣，培养孩子勇敢、奋发和挑战精神等而冒风险，宁愿将孩子“圈养”，要乖顺听话的“小绵羊”。安全，束缚了孩子快乐奔跑的脚步。

春游快乐给安全隐忧让位

“春天是什么样子的，光靠坐在课堂里读着书本的文字想象、看着多媒体上的图像望梅止渴吗？”苏梅是海淀区一所初中的初二学生，他们学校刚刚组织了一次到科技馆的参观活动。“排着队听讲解，回学校还得写作文，这样‘变味’的春游无聊透顶。”苏梅对记者讲到。

如今，在大部分学校，春游沦为一场停留在口头、纸面上的论战，面对安全困扰，要向教育部门备案的压力，大部分校长们都选择了关紧学校的大门，或者像苏梅所在学校一样，组织一次省心省力的参观“春游”。

“小学、初中时候都在学校做了什么，记忆有些模糊了，但是，每次春游、秋游前兴奋得睡不着觉，一大早就爬起来看外面天下不下雨的那种心情，一辈子都忘不掉。”苏梅的爸爸说起当年春游的情景，一洗下班后的疲惫之态，眼睛都泛着光彩，他深有感触地说，“自家游”再好也不如“学校游”，孩子参与春游的快乐，只有在与同龄伙伴的交往中，在共同的体验、经历中，才会感悟深刻，这是“自家游”所不能给予的。

在北方交大附中做过多年班主任的语文教师苗老师认为，像春游这类集体活动，不仅可以让学生亲密接触自然，通过户外运动锻炼身体，还能在活动中感受快乐，培养团队精神，陶冶情操，对学生的成长大有裨益。自古以来，讲究“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游是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停留在书本上、缩在校园里的教育不是完整的教育。

一直以来，在要不要组织学生春游问题上，地方政府和学校都相当纠结。新课程标准规定： “要引导学生利用广泛存在于学校、家庭、社会和各种媒体中的多种资源进行科学学习，将学生的学习置于广阔的背景中，帮助他们不断扩展视野，并丰富他们的学习经历。”然而，很多地方都或明或暗对学校组织春游发出了各种限令，在海南发生春游事故后，一些地方更是要求学校组织学生集体外出旅游强制报批。

在一片“严格审批”声中，珠海教育部门可谓“特立独行”，“作为学生素质教育的一部分，学生出游有其特殊作用”，“支持学生参加春游活动，不能因为海南学生春游发生了事故，就‘因噎废食’”。可惜这样的胆识与勇气，在其他地方，应声寥寥。

“在‘谁组织谁负责’的重压之下，有几个校长敢顶风而行呢？”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校长这样反问道。

无处不在的紧箍咒

事实上，安全问题不仅是学校组织学生春游的紧箍咒，还是体育运动、对抗比赛、课间活动、校外实践以及众多方面的紧箍咒，以致在多方面直接阻碍了学生的正常成长发展。

尹力是一名五年级学生的家长，前不久被班主任老师叫到了办公室，要求监督儿子写好检查，配合老师做好教育工作，问起儿子惹了什么祸，班主任情绪激动地讲到，尹力儿子在课间活动时和小伙伴在操场边拿矿泉水瓶当球踢着玩，“带着一群孩子疯闹，万一踢伤谁，我怎么向孩子家长交待？”面对班主任的批评，尹力深感教育方面的困惑，

她打心眼里不认同班主任的这种观点，认为孩子这个年纪就该活泼、好动，况且孩子选择这种游戏的场所、游戏方式并无不妥，但是又不能直接告诉孩子自己内心的想法，要维护班主任的权威。尹力对记者说，她左右为难，面对惴惴不安的孩子，尽管监督孩子写好检查，却没有批评一句话，这件事情引来的教育理念冲突，却在心中盘桓不去。

一位学者谈到自己参观一所学校时心里那种诧异感，他在一所学校的操场看到，单杠旁边醒目地挂着“不许玩”的警示牌。老师解释道，之所以“不许玩”是因为单双杠、跳箱和“山羊”等被贴上了“高危”的标签，而不安全则是这些“高危”项目的“罪行”，而像对抗性的篮球和足球比赛，在这所学校难得一见。他感慨道，“安全”犹如“一把刀”。

在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看来，学校在这些方面的诸多限制“在多方面直接阻碍了学生的正常成长发展”。储朝晖对媒体讲过一个故事，他曾经去北京一所示范幼儿园调研，让他吃惊的是，一间教室里的80名孩子没有跑动、追逐，甚至欢笑，小课堂上听讲都是背着小手端端正正坐好，老师讲到，“不敢让孩子自由活动，因为动就可能有安全问题”。储朝晖撰文写道：“问题是这个紧箍咒能否真正保障学生的安全。就以出游为例，由于担心安全就长期把孩子关在室内，孩子的活动能力和技巧变差，反而大大降低了学生的自我保护能力，增加了此后一辈子参加各种活动的危险性。”

安全的重担不能只压在学校身上

“一个班级，几十个学生的生命安全，小小的班主任怎能独自担当？大家都走进了安全的误区，也是不得已的事情。”苗老师这样对记者谈起难以组织集体活动的苦衷。

什么因素导致这些年安全紧箍咒越念越紧呢？储朝晖分析道，在政府包揽办教育的体制下，政府与学校之间未能明确责权边界，学校和政府都成为无限责任的承担者，现有的法律法规对春游中学生、学校、家长等各方的安全责任缺少明晰的划分和界定，一旦出事，对安全事故的责任认定和评价机制、程序、规则也都不成熟，学校几乎要负全责，校长承受不了，教师也担当不起。很多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出于规避安全事故风险，就把这个咒越念越紧。

在以往多起事故中，人们看到，社会体系中的风险分担机制，在学校出现学生人身安全事故的时候却成为冷漠的旁观者，安全重担只压在校长和学校老师的身上。谁来为学校分忧呢？不少有识之士呼吁，解困的关键是摒弃“鸵鸟”思维，建立环环相扣的责任链，引入正常的风险分担模式。

有学者指出，地方政府和教育部门必须杜绝“因噎废食”式懒政，政府部门应该想办法为学校的春游等活动去保驾护航，给他们创造一个安全的环境，而不是把这个责任全推给学校。

与此同时，要尽快完善校内外的安全责任法律法规，细化明确学生、学校、家长等各方的安全责任边界，建立科学、规范、透明的安全事故的责任认定和评价机制、程序、规则。此外，建立保险机制为学生做意外伤害的保险，为学校合理分压。

“只有在理性和宽容的环境里，才能期望老师更加费心，为孩子的健康快乐成长付出更多，如果动辄全盘否定，老师选择的恐怕都是明哲保身，当鸵鸟了。”苗老师如是说。本报记者 于忠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