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强推解禁集体自卫权 中国威胁论成借口
7月1日，日本东京，示威者手持标语和旗帜在首相官邸前抗议。当日，日本政府召开临时内阁会议，通过了修改宪法解释、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内阁决议案，这意味着日本战后以专守防卫为主的安保政策将发生重大变化。摄/新华社记者 马平
7月1日下午，日本政府召开临时内阁会议，通过了修改宪法解释、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内阁决议案。安倍何以强推解禁集体自卫权？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所长李薇在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专访时表示，首先，安倍希望充分利用自民党目前一党独大的机会，以及“安倍经济学”尚未出现明显负面情况的这段时间。其次，安倍希望利用“美日同盟关系的需要”、利用“中国威胁论”，以所谓保护日本安全名义，给强推解禁集体自卫权以“正当性”。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系教授、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王义桅则表示，日本强推集体自卫权实际上是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的合力。他对北青报记者表示，在国际范围内看，美国认为自身所处国际环境已经很不同，在军费有限的背景下，美国把霸权部分地外包给日本。“这是美国对日本的需要，”王义桅认为，“日本正在弥补美国的缺失，比如，卖给菲律宾、越南等国武器，做着以前的美国所做的事情。”
王义桅认为，另一方面，日本也担心美国是否有足够实力继续维护日本的利益，尤其是在中国崛起速度这么快的背景下。所以，日本对美国能否维护自己很有顾虑。解除战后束缚便成为它的选项。此外，日本已经持续失落了一二十年，需要振兴经济和提高自豪感。日本已经很多年没有出现强有力的领导人，安倍政权希望通过此举达到这样的目的。
最后，在看待安倍政权时，不能抛开安倍这个人来分析。李薇认为，“安倍继承了其外祖父岸信介的政治理念，即右倾价值观，否定侵略战争性质、否定东京审判、否定和平宪法，为了自己的理念，不惜牺牲政治生命，安倍也会豁出去干。”
影响
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
增加新的不安全因素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所长李薇在接受北青报记者采访时说，日本政府解禁集体自卫权，意味着日本右倾价值理念的具体实施，亚太军事格局将发生重大变化，日本军力成为地区新的不安全因素。
防务手段具进攻性
中日关系势必紧张
日本“立宪民主之会”共同代表、法政大学教授山口二郎近日表示，安倍政府解禁集体自卫权会导致以下结果：一是让日本更不安全；二是一旦发动便没有刹车可言；三是与邻国关系片面突出对抗，加剧亚太地区紧张局势；最后，日本不再配作为民主与法治的国家。
李薇说，日本为了实现“正常国家”目标，走的是一条推动修宪、摆脱战后体制的道路，其安全防务理念和手段具进攻性特点。具体表现为，利用日美军事同盟、利用“中国威胁”论推进强军政策。
“从理论上讲，不能说一个军事强大的日本、甚至是军事完全独立的日本必然是一个发动战争的日本，但是，也不能说必然不是。”李薇说，“由于日本在历史认识上反复无常，做不到从道德高度认识靖国神社问题、慰安妇问题，中国等东北亚国家也绝对不能相信日本不会再次犯同样的错误，也不可能对日本的强军路线若无其事。”因此，日本的政治安全走向会造成中日关系紧张，也会加重地区安全的不稳定性。
同盟与独立难兼得
日美关系或失调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系教授王义桅认为，“美国正将霸权部分地外包给日本。在西方国家纷纷削减军费和对外义务之际，难得日本作为西方的好学生如此积极，于是默许乃至鼓励日本军事、外交走出去。”
然而，美日之间的关系远非“同盟”一词可以概括。李薇认为，日本在最大限度利用美国战略、政策因素的同时，毫不掩盖其强烈的战略主体意识，安倍强调“自己的国家自己保卫”，其强军战略是以自主防卫力量为基础。在她看来，日美关系的工具性与日本追求的独立性之间会出现日美之间的不协调。
此外，“日本的战略设计是以‘中美抗衡’为前提的，只注重中美抗衡的一面，忽略了‘中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即中美协调的一面，”李薇继续说道，“因此，与美国的对华政策的整体性不协调，存在对日美关系制造副作用的可能性。”
对于日本国内来讲，王义桅说，日本国民要承担巨大的风险，即日本准备好经受为美国当炮灰的风险了吗？
随之而来的，日本的现行军事体制和观念要改变，现在是义务兵制度，之后要启用雇佣兵制度，要让国民去海外冒风险。
日本为实现“正常国家”目标所采取的道路即正常国家化的路径存在内在的矛盾。首先，否认或美化侵略战争史和修宪，必然加剧日本国内政治对立，激化与国际社会的矛盾。
日本或误判形势
亚太增不安定因素
日本处在战后国家发展的一个转折时期，自身定位如果出现问题，将给亚太带来不安定。在国家发展面临重大选择时，正确认知世界发展潮流，才能把握正确自身定位。然而日本在自身定位上有过教训，这也加大了人们对日本的不信任。
李薇举例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时代已接近尾声，世界进入民族觉醒新时代，而日本却执意追赶帝国主义末班车，为夺取殖民地发动侵略战争，没有认识到世界潮流走向。当时的日本还有另外一个认识上的错误，就是把自己在一个时期的工业化误以为是永恒的文明，以种族优越自居。日本在战略上的误判和在战术上的精细总是形成鲜明对照。现在，走上强军路线、要“摆脱战后体制”的日本，只有顺应和平发展的潮流、找准自身定位、勇于正视历史，才能不被曾经遭受它侵害的东亚国家看作不安全因素。
日本立教大学教授西谷修近日指出，安倍口口声声要保护国民的生命和安全，却对眼前重大的福岛核事故善后问题视若无睹，企图通过制造“外敌”来转移视线，逃避政府真正应该承担的责任。他说，安倍一心制造紧张，不愿做出任何对话努力，这会让日本的国际环境恶化。
本版文/本报记者 岳菲菲
资料
什么是集体自卫权
李薇在解释集体自卫权的实质时用简单的一句话概括，即“日本可以在海外打仗了”。她说，首先，此举违背“不行使武力”的宪法第九条的初衷，意味着对和平宪法的实质性改变；其次，意味着日美关系发生重大变化，即日本可以和美国一同在海外行使武力了。
所谓集体自卫权，是指与本国关系密切的国家遭受他国武力攻击时，无论自身是否受到攻击，都有使用武力进行干预和阻止的权利。也就是说，一个联盟的所有成员在其中一个成员遭受攻击时，即便自己没有受到直接攻击，也可以进行相互间的武装援助。这种为联盟其他成员行使武力的举动，就是行使“集体自卫权”。
根据1945年制定的《联合国宪章》第51条规定，主权国家拥有“单独或集体自卫的固有权利”。然而，“武力攻击”的界定是怎样的呢？《联合国宪章》并没有给出具体解释，这被称为是国际法学界的争论焦点，迄今未有定论。
冷战结束后，“集体自卫权”这个概念在日本国内更多体现在日本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中，尤其是“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美国屡次要求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但是根据日本现行宪法规定，日本实行放弃战争、不维持武力、不拥有宣战权的和平主义，明确禁止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
背景
以民主与法治为代价重拾自卫权
安倍外祖父曾为修宪“做铺垫”
1950年，出于对付苏联的需要，美国要求日本重新武装。1952年，日本政府在警察预备队基础上成立保安队。1954年7月，保安队进一步被改编成拥有陆海空三军的自卫队，实际上是打着自卫队旗号的正规军队。
在一片违宪的谴责声浪中，第五届吉田内阁对宪法再次做出了解释，即：第九条承认日本拥有国家自卫权，但禁止自卫队保持战争力量。不过，到1957年，安倍的外祖父——甲级战犯岸信介就任首相后，日本政府对宪法第九条的解释就变为仅仅一句“拥有自卫所需要的最低限度的力量不违反宪法”。
李薇告诉北青报记者，进入21世纪的日本，在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上现出明显的差异，如小泽、鸠山倾向于走协调与中国等东亚国家关系的道路，野田、安倍走以右倾价值观为核心理念的“摆脱战后体制”的道路。即在实现“正常国家”目标上，战后日本政治一直有这条主线，但是，在道路选择上政界也一直存在明显的差异。
安倍为重拾自卫权“招兵买马”
安倍在2006年已经为修宪做了第一步准备：制定了《国民投票法》。在其前后的多任日本政府都在此问题上蠢蠢欲动，意欲突破宪法限制，给日本可以公开行使武力寻找突破口。
2013年2月15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出席自民党宪法修正推进总部会议时将修宪定位为“需解决的重大课题”，表现出其在第二任期内实现修宪的强烈意愿。
在修宪愿望目前难以获得国民普遍赞同的情况下，安倍决定以修改宪法解释的方式解禁集体自卫权，于是更换了内阁法制局长。
此后，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开始研究行使集体自卫权问题。报道称，根据首相安倍晋三的指示，具体讨论工作将由自民党的外交与防卫部会实施，并寻求在2013年年内得出研究报告。
2013年11月4日，日本内阁官方参与谷内正太郎在东京召开的座谈会上，向来宾解释安倍政权将延期解禁集体自卫权，主要因为还需要向更多的日本国民进行说明，加之联合执政的公明党态度慎重，而且舆论调查结果也不尽如人意。
2014年2月20日，安倍只能出面表示，如果日本自卫队获准行使集体自卫权，也将受到宪法第九条的制约，将行使集体自卫权限定在“必要最小限度”。
民众疾呼民主与法治大倒退
自焚的男子用极端方式表达了对安倍无视民声、重拾“集体自卫权”的方式的不满。即使是对解禁持支持立场的日本国民也对安倍的“暗箱操作”和忽略国民感受的做法表示了不满，认为这是日本民主与法治历史的倒退，更有示威者以“独裁者”称呼安倍。
日本共同社6月30日报道称，由宪法学者等组成的“国民安保法制恳谈会”发表声明表示：“这是抛弃和平主义的重大事件。允许某一届政府恣意修改宪法解释是对立宪主义的否定。强烈要求放弃内阁决定。”
该会成员、律师伊藤真在东京都举行记者会，呼吁“使国家形态发生巨大改变的事情不能由执政党的密室协商来决定，不允许不经认真讨论就把国民的生命置于危险的境地”。
安保法制恳谈会随着第二次安倍政府上台于去年2月重启。在今年5月15日提交建议解禁的报告之前，恳谈会进行了7次正式会议，安倍全部参加，非正式会议也多次举行。参与者佐濑指出：“第一次（安倍政府）时能够充分讨论，但这回每次会议一名委员发言时间最长也就5分钟，时间很紧。”
首相官邸发放的数据不允许带回，于会议结束时回收。报告最终方案于递交前一天通过快递送达家中。佐濑回忆称“官邸工作人员当时唯恐泄露信息非常紧张”。该报告错误记载日本于“1956年9月”加入联合国，佐濑表示遗憾称“十分丢脸”，并称自己像道具。
(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