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不甘做“花瓶” 用魅力征服世界

　　在民国时期，蒋介石总是把她当“花瓶”作装饰，她却怕蒋借用了自己的招牌和玷污孙中山的名誉。可在毛泽东领导的共和国，每逢国庆日，她都同毛泽东等领导人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游行队伍。这不完全是礼仪性的，因为在这种时候，领导人们有更多的时间在一起，可以非正式地交换意见。她还参与接待许多来访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虽然她并不喜欢这种礼仪场面，但她仍然为此感到高兴，因为这显示出新中国在世界上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同过去一世纪内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是强烈的对照。当她在新的条件下同一些过去就认识的外国领导人重逢时，热情格外地高涨。如印度的尼赫鲁、越南的胡志明，过去都是作为备受迫害的革命志士同宋庆龄结识的，现在他们成了各自国家的领导人到中国来访问，这显示中国变了，亚洲也变了。

　　每逢接待外宾，出席公共场所，她都要竭力打扮一番，包括穿什么衣服，戴什么服饰，都有自己的安排，她竭力把最美的一面留给人们。应该说所有受她接待过的外宾，都对她有一种好感。用庆龄的话讲，这种好感不是仅仅对她个人而言的，而是对这个国家的。爱这个国家胜过爱自己。

　　在公共场所，她从不提自己的病(她的神经性荨麻疹发作得越来越厉害，发病时很痛苦——这是宋家人的遗传病)。她的面部有风疹块时，她就不见人。除此以外，不论她怎样觉得不舒服，她总让自己显得平静和愉快。她的脸上从没有皱纹，直到她80多岁，看上去倒像60岁的人。她很注意保养。

　　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对一些措施和政策，她公开发表过文章，热忱支持，尤其是对共和国出兵抗美援朝，她是举双手支持的。

　　在那些年里，她虽然严厉谴责美国政府采取敌视新中国的政策，但她认为这不应该由美国人民来负责任。她始终尊敬和热爱美国人民，因为那里曾是她大学留学的第二故乡。

　　在朝鲜战争中，她对华盛顿的政策极为气愤。美国假借当时在它控制下的联合国的旗帜，不但大规模出兵，并且想倒转中国革命的胜利车轮。它一面向鸭绿江推进，一面派第七舰队驻守台湾海峡。结果是中国也卷入了这场冲突中。

　　在整个抗美援朝斗争中，宋庆龄的立场十分鲜明。1952年9月，她的第一部选集《为新中国奋斗》正式出版。她在扉页上题词：“献给朝鲜人民军、中国人民志愿军——人民事业的英勇保卫者。”

　　她还将全部稿费捐赠给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

　　稍早一些时候，在她新创办的刊物《中国建设》英文版1952年第三期(5-6月号)上，她亲自写下了一篇《致读者》，谴责美国在朝鲜进行细菌战的试验：

　　“现在美国政府和它的武装力量，在联合国旗帜的掩护下，正企图进行一件可怕的事情，它的发生将会使无数善良无辜的人民感到恐惧，即：想使用疾病和饥饿来杀害成千上万的中朝人民……医务卫生专家、生物学家和昆虫学家经过科学的试验，证明了美国空军在中朝领土上曾散布鼠疫、伤寒、霍乱、牛羊疫菌及其他致命的病菌……

　　“当细菌学家和昆虫学家不将科学用于正途——即对毁灭性病菌进行不懈的斗争，而培养它们来毁灭人类生命时，世界上任何地方、任何人就毫无安全可谈了。”

　　同时，她极力赞扬周恩来1954年提出来的和平共处的五项基本原则。

　　她在1955年的一篇文章中论述了这一对国际关系的新贡献。她说，五项原则“在全亚洲受到特别欢迎”，得到“具有各种不同目的和信仰的社会人物和组织的广泛赞成”，“表达了亚洲一切国家人民的最珍视的愿望”。

　　在这篇文章中，她还讲到台湾问题，严正表明：“决不能容忍对我们内政的干涉”，中国人民“决不接受使台湾和台湾海峡‘中立化’或‘置于监督下’的任何建议”，认为这都是“违反五项原则的”。

　　1979年国庆前夕，她在一篇文章中深情地写道：“在举国欢庆祖国伟大节日的时刻，我不能不想念台湾骨肉同胞。30年了，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的大业还没有完成，哪一个中国人不应感到身有责任呢？”她十分真诚地呼吁：今天，不论是国内形势还是国际形势，都有利于我们完成这项伟大事业。

　　据她身边工作过的爱泼斯坦介绍，在文化领域上，她完全赞同毛主席1957年提出的“双百”方针。

　　只有对稍后的反右派运动——或者说，对这个运动那种扩大化的做法——她表示很大的不安。据一位她的亲近同事说，周恩来曾亲自来对她作了解释(在发生重大的政策变化时，周常这样做)，她接受了。但当运动的发展超越了原来规定的范围时，她说，她对于正在发生的事情无法理解。

　　1957年—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像对许多人一样，在开始时也使她很受激励。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这是毛泽东发出的号召，而历史证明他在中国革命许多关键问题上的决策都是正确的。她当时那种激动的情绪从她的文章中可以看到，也可以从她在北京寓所后院进行“土法炼钢”这一事实中看到。

　　但在1959年的“反左倾”运动中，她无法理解对彭德怀元帅的处理。彭从红军时代起就是一位出色的指挥员，而且还率领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鲜作战，取得胜利。但现在他不但被撤销了领导职务，还在政治上挨整。他惟一的“罪状”就是要求党的领导(通过严格的党组织渠道)注意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的消极面，造成许多人筋疲力尽、更加贫困。

　　概括说来，她完全赞同巩固革命胜利的成果以及在1956年前为使中国的经济和社会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而采取的各项步骤。但以后那些以老革命者和老盟友为目标的不分青红皂白的极左的运动，使她深感忧虑。

　　但这丝毫也不意味着她的信念有任何动摇，这一信念就是：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中国是正确的和必要的，而要完成这一任务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才有可能。

　　宋庆龄喜欢在自己的家里招待客人，有时自己掌勺，做上两个菜，既表示对客人尊重，又显示自己的手艺。客人中有贵宾，也有私交；有高级人物，也有普通人；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在中国人这方面，这样的家庭式聚会使她同别人的交往——官方的或非官方的——变得温暖和活跃。在同外国人交往中，这样的聚会为她在人民外交中的作用增添了一种特殊的活动空间。

　　她在家中招待过的中国客人中有毛泽东和党和国家的其他领导人。如果情况许可，她会同时请一批人来。如1963年保卫中国同盟(她所钟爱的中国福利会的前身)成立25周年时，她就同时邀请了周恩来和夫人邓颖超、朱德和夫人康克清、董必武(同她一样，是国家副主度)、陈毅和聂荣臻元帅，还有中国红军最早的军医之一傅连璋大夫。她请这些人并不只是考虑到他们的地位。他们有的同保盟有关系、有的接受过保盟在战时的援助(通过辖区内的国际和平医院)。

　　曾赴宋庆龄家宴的外国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有胡志明(越南)、伏罗希洛夫元帅(苏联)、尼赫鲁(印度)、苏加诺(印度尼西亚)和恩克鲁玛(加纳)。

　　其他在历史上和社会上声望卓著的贵宾中有墨西哥前总统卡德纳斯和思想进步的比利时皇太后伊丽莎白。

　　在非官方的来访者中有一些美国人，他们用不同的办法(包括改变国籍)绕过了中美建交前美国政府关于禁止来华旅行的规定。在这些人中有几位是美国黑人——年逾九旬的杰出学者和民权运动领袖杜波依斯博士(他为了抗议美国的政策已移居非洲)和他的夫人雪莉·格雷厄姆；曾为美国共产党全国委员会成员、后在英国以非洲及加勒比事务专家著称的克劳迪娅·琼斯；黑人斗士罗伯特·威廉斯和他的妻子梅帆贝尔。宋庆龄在会见这些客人时感到特别亲切，因为她对美国南部(在南部黑人很多)很熟悉，也有很深的感受。她多次对未能会晤伟大的美国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他的护照被没收了)表示遗憾。她对他是非常敬重的。1940年，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罗伯逊曾在纽约一个露天音乐厅里用汉语演唱了《义勇军进行曲》，次年又灌制了包括这首歌曲在内的一套中国爱国歌曲唱片，总题为《起来》，宋庆龄为这套唱片集写了序言。

　　宋庆龄在家里再次接待了她的朋友埃德加·斯诺——他在1960年和1964年是作为作家经特许到中国来的，而不是作为记者，因为美国国务院当时仍然禁止美国记者前往“红色中国”，也不准中国记者去美国，尽管北京提出了交换记者的建议，华盛顿害怕做出可能被认为“承认”中国的任何暗示。所以当时两国外交的障碍并非到处谈论的所谓“竹幕”，而是美国的政策。

　　她在家里款待的客人中还有一些在地下活动期间就结识的朋友如陈赓将军。1953年陈赓从抗美援朝前线回国时，她不但宴请陈赓和他的家属，还亲自去采购食品。1955年陈患心脏病到上海治疗，她又一次这样做。

　　她家的常客是一些完全属于“民间”的人士，其中有保卫中国同盟和其他团体的老同事，还有外籍或外国血统的朋友，还有著名舞蹈家戴爱莲等等。她在家里放映电影时总要她身边的工作人员及她相识的人把大一点的孩子带来一同看，因为她喜欢同孩子们在一起。对小一点的孩子，她在复活节时请他们到家里来“找彩蛋”、在其他节日则请他们来玩别的游戏——这些小时玩过的。

　　在上海和北京的寓所，她在节日和重要的周年纪念日会邀请各种级别的同事们来聚一聚。当然，有时并非节日或周年纪念日，她只是借聚会加深与联络彼此之间的感情。有一次，她还请了周恩来总理，他轻车简从地来到，还同女士们跳了舞。

　　《中国建设》(1990年起改名《今日中国》)杂志是宋庆龄创办的，在她的指导下发展，多年来她亲自为它写了许多文章。它的创办是在周恩来的敦促下实现的，周总理认为人民共和国应该使宋庆龄的声音在国际上发挥特殊的作用，而且她在向国外读者卓有成效地宣传中国革命方面有丰富的经验。就英文出版物而言，她不仅在抗日战争期间出版过《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她就先后办过《中国评论》和《中国呼声》；更早一些时候，在1925～1927年大革命中在武汉办《人民论坛报》。至于她自己的写作，那就开始得更早了——可以追溯到她在美国威斯里安学院院刊上发表的欢呼辛亥革命胜利的那篇作品。

　　《中国建设》在1952年创刊时只有英文版的双月刊，编辑部只有六位工作人员(其中三人以前曾参加过宋庆龄领导下的出版及其他工作)，每期发行量不过几千册。到1966年“文革”开始前，它已发展成有五种文字版(英文、西班牙文、法文、阿拉伯文、俄文)的月刊，编辑部工作人员超过一百人，每期总发行量约20万册。杂志的风格从一开始就是很鲜明的：它有明确的宗旨并以慎重求实的态度报道新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进步，内容则以人民的生活为主。

　　建国初期，宋庆龄对外交倾入了极大的热情。1956年，宋庆龄访问了几个南亚和东南亚国家，受到隆重的礼遇和热情的欢迎。年初，她在结束对印度的访问后前往缅甸。在缅甸期间，她再次强调亚洲的团结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她在仰光大学的演讲，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在巴基斯坦，她强调指出，不但应该与不同制度的国家如中国建立和平的关系，与不同宗教信仰的国家——她显然是指印度——也应建立和平关系。

　　正是这些希望亚洲人捐弃前嫌、并肩屹立的号召极大地激怒了西方的某些人。美国《时代》杂志上的一篇唾沫飞溅的评论可做一例：

　　“现已六十一岁的孙夫人是一个胖胖的、冷眼看人的到处兜售红色中国的共产党路线的贩子……赤色分子的战略是煽惑巴基斯坦脱离西方阵营……”

　　在印度尼西亚，她强调了本国国内和泛亚团结的重要性。她说，中国的历史证明，只有把所有为民族自由和社会进步而奋斗的人结成统一战线，才能实现这样的目标。她是在鼓励苏加诺的民族主义者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之间刚露端倪的联合能发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