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城乡一体化
■编者按：为提高党员干部的理论素养和服务振兴发展能力，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学习型机关建设，8月22日，赣州市直机关大讲堂正式开讲。本报为此开设“大讲堂”专题，刊发专家学者的讲课内容。现刊发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当日主讲的“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城乡一体化”报告内容，以飨读者。
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城乡一体化
主讲人：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 胡鞍钢
怎么来看待宏观经济形势呢?从党中央做出决策的视角来看，可以认为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做出很重要的决策，就是进一步加强党中央对经济工作的指导和决策。
今年的第二次中央政治局专题会议是7月29日召开的，专题讨论今年上半年的数据和今年下半年的形势。在此之前中央主要领导同志都做了大量的调研。我本人参加了7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的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也召集企业界、经济界专家召开了经济专家座谈会。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了重要的基本判断和决策。下面我将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和分析，也结合赣州的情况做一点介绍和比较。
把握稳中求进的总基调
7月29日召开的会议由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对于当前经济形势，他认为，今年以来，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国内改革发展任务十分繁重，在党中央、国务院正确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保持宏观经济连续性、稳定性。对此，我们可以看到党中央，特别是去年的经济工作会议，从经济政策的角度来看，进入到了新的阶段。我们可以认为，前三十多年大体上是“快”字当头，加快经济发展;前几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开始转变为“好”字当头;从去年，或者说再前面一些，特别是本届中央政治局就进一步提出了“稳”字当头。因此，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稳”字当头不只是就当年或者下一年提出的稳定，它包括了总基调稳中求进，总的宏观政策的稳定性，以及目标是保持经济社会总体平和、平稳和和谐稳定。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这和我们的发展阶段有关系。从1978年以后，我们保持了9.8%的经济增长率，不同的年份大体围绕9.8%上下波动。从专业的角度计算，实际上增长潜力在9.5%，因此它大体上是在经济增长潜力的上下波动，形成了9.8%的经济增长率，这和我们发展阶段有关系。算下来，大体上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和21世纪初期，中国开始从低收入阶段进入到下中等收入阶段。现在我们进入到上中等收入阶段。
从中国来看，下一步实际上是朝向高收入发展阶段迈进。高收入发展阶段的门槛，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计算，大体上人均GDP在1.22万美元到1.4万美元，而且每年也会作出调整。因此，从全国的角度来看，既考虑我们的经济增长率在7%以上，又考虑到GDP评点指数的变动，还要考虑到美元汇率的变动，我们保守地估计到2020年人均GDP至少翻一倍，大致达到1.3万美元，甚至更高。实际上，中国从低收入阶段到下中等收入阶段再到上中等收入阶段是一个加速的过程，但是经济增长率则在下降，这是两个不同的坐标系。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就是我们从“快”字当头到“好”字当头，进而到“稳”字当头。通过“稳”字当头，经过近几年特别是今年，已经显示出我们的经济质量在明显改善。由此，今年上半年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的区间，主要指标符合年度预期目标。
我们来对比一下全国和赣州的情况。全国上半年经济增长率达到了7.4%，基本实现了年初提出的7.5%左右的目标。赣州上半年经济增长率达到了10%，超过全国的平均数。从全国来看，规模以上工业的增长率达到了8.8%，赣州达到了13.2%，尽管这两项指标与赣州历史上相比有所下降，但这是全国性的。我想说明的是，就这两项指标下降主要还是来自外需的下降，实际上我们的内需贡献率已经达到了102%。因此，当中国和世界经济越来越一体化时，我们一方面影响世界经济，一方面世界经济影响我们。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今年能够在外需急剧下降的情况下保持7.4%的经济增长率，是相当不错的。
从赣州来看，上半年的出口增长率达到7.8%，高于全国的水平。但不同的地区不一样，沿海地区是负增长出口额，内陆地区基本上还保持着比较高的增长，特别是一些新兴地区。此外，还与投资增长下降有关系，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回落到16.3%，是近年来比较低的。赣州远远高于这个数字，达到了44.3%，应当说，随着国务院《若干意见》的落实，我想今年下半年包括今后，赣州的投资额增长率不仅不会下降，而且还会进一步上升。
我们更关心的是民生指标，至少有这么两个重要的民生指标还是达到我们的目标了。农村人均纯收入增长率达到10.8%，高于7.4%这个指标;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7.1%，略低于7.4%这个指标。但是由于城镇的人均收入处于比较高的水平，所以7.1%的增长率是来之不易的。
解决好农民、农业、农村转型的问题
什么叫工业化、什么叫城镇化?本质上还是要减少农民，只有农业劳动力绝对数开始大幅度下降才有可能。像赣州这样的地区，想要完成工业化，就要在减少农民上做好文章。但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农民，由于可以搞“农家乐”，他们并非直接进城当工人了，完全可以以服务业的形式实现一次职业转型，实现一次生产方式的转型，这完全是有可能的。我想在全国是如此，在赣州也是如此。解决好农民转型、农业转型、农村转型的问题，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
再看一下赣州的数据，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仍然保持两位数，达到了11%，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保持两位数的增长，达到了13%，这两组数据明显优于全国数据，而且是在全国总体下降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取得的。那么，我们就特别关心，为什么城乡收入还会在全国排位保持高增长呢?这里我要特别提及昨天跟赣州市旅游局的同志了解到的一些数据。从全国来看，中国已经进入到了旅游业快速发展的阶段。全国的旅游人次2000年7.44亿人次，2013年已经达到了32.62亿人次。而赣州2002年到2013年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17.4%，比全国平均增长率还高。如果按旅游收入来看，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旅游总收入增长最快的国家，从2000年以后到现在增长率达到了17.7%，远远高于我们的经济增长率，而且在全世界是最快的。我一看赣州的数据，更是吓了一大跳，从2002年到现在已经达到了21.7%，它不只是两位数，是20%以上上升，什么概念?就是3.5年可以翻一番。而这样的现象大多发生在欠发达的、生态资源良好的地区。现在旅游增长成为新的动力，而且旅游是一个直接富民的产业。为什么赣州的旅游人次上升?为什么旅游总收入高增长?就是这几年来无论是高速公路、铁路还是乡村公路都发展较快，我称之为“路通了就一通百通”。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还是建议中央要加快对全国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从农业发展来看，一方面要加快农业现代化，另一方面要加快农村服务业的发展，特别是旅游业的发展。现在有这个条件。因此，中国的农业劳动力一定是兼职化、兼业化，那些越是自然环境条件良好的地区，就越有可能发展，特别是像赣州地区，我称之为中国最富集的生态财富、生态资本的地区。赣州达到了76.2%的森林覆盖率，其中至少有6个县的森林覆盖率达到80%，这让我眼睛一亮。大家老是说赣州是欠发达地区、贫困地区，又还有几个贫困县，这是事实，这是从经济视角来看。但是，我们换一个视角来看，这绝对是中国生态财富最富集的地区。经济财富不多可以创造，而生态财富是很难创造的，很多北方地区的森林覆盖率能提高到20%就不错了。因此，今年上半年从全国来看，经济下行，但是指标在明显地改进。我们应该从原来主要关注的经济指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率，更多地转向关注创造就业。
服务业成为新增就业的主渠道
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率下滑，反而创造了更多就业，也创造了历史新高。那么有人就会问，工作岗位是怎么创造的?全世界现在是怎么样的形势?从全世界的视角来看，现在是世界失业人口最高的时期，也是世界就业人数最高时期。大体上是这样一个数据，全世界现在是70亿人口，有30亿就业人口，有2亿失业人口。而中国总的就业人数达到了7.7亿人，相当于全世界30亿就业人数的20%多。但是我们失业人数是多少?是900多万人，不到世界的二十分之一，因此从中国的角度来看，经济增长的核心就是确保充分就业，它有两个含义，第一是城镇能不能有效地控制自然失业率在5%以内，现在是4.1%，我们可能是世界上极少数国家在城市能够实现充分就业的，第二个充分就业的概念是在农村能不能使得剩余劳动力的比例大幅下降。
为什么中国可以创造这么多的就业率呢?就是因为中国的产业结构从工业为主变成以服务业为主。1978年中国的工业占GDP达到44%，前几年达到了42.2%，但是近几年在明显下降，去年已经降到百分之三十多，今年上半年已经下降到36%。而我们的服务业呢，1978年只有23.9%，2000年提高至40%以上。在制定“十五”“十一五”计划中，我们希望能够使得每五年我们的服务业增加值提高3个百分点甚至4个百分点，但始终没有完成这一任务。到2013年，服务业达到了46.1%，今年上半年已经达到了46.6%。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中国的产业结构由工业为主转移到以服务业为主。从就业的角度来看，就业结构从农业为主转向到服务业为主。也就是说，在2010年我们的服务业比重就高达34.6%，还低于农业。但是2010年以后，农业比重持续下降，严格地说到了2011年，服务业的就业人数开始超过了农业的就业人数。到了2013年，服务业的就业人数已经突破了2.96亿。农业的就业人数下降到了2.4亿，服务业的就业比重达到了38.5%，农业比重下降至31.4%。
我们的产业结构从农业为主到工业为主，就业结构从农业为主到服务业为主。因此，服务业就成为我们创造城镇新增就业的主要渠道。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提出加快发展服务业，我想这一点对赣州也是适应的。服务业的就业门槛低，但是服务业有个特殊点，就是它的就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反而高于工业、农业。因此从这点来看，服务业是一个知识密集、教育密集、就业密集的产业。这也解释了中国今后即便经济增长率是7.5%，只要我们能保证服务业的发展，我们就能进一步创造就业。
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趋势
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趋势是什么呢?我们认为仍然处于高增长时期，而且从长期增长潜力来看，大体是7.9%。但是我们考虑到有四大约束，一大约束主要还是能源约束，尤其像石油，天然气等。二是环境质量，环境约束凸显。第三是生态约束，生态建设非常重要，这就有了国家主体功能区的规划，实际上是基于自然地理和区位优势重新布局。而且思路很清楚，将绝大多数国土变成生态涵养区。这些地区本身创造的不是经济财富，主要是创造生态财富。第四主要是气候变化。我们本身也是气候变化的最大受害者，中国每年因气候灾害受灾人口大体上是4亿人以上，去年第一次降到4亿人以下。这四大因素就决定了我国的经济增长率不是潜在增长率，而是自我约束的增长率。经济增长率目标就从7.9%下调至7.5%。我个人认为“十三五”规划可能就会确定为7.0%，但是实际结果不会超过预期指标，这是从中国发展的规律来看。我们常常是实际增长率超过政府预期指标。从长期增长的角度来看，随着GDP规模扩大以后，就一定会呈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率下降到9%甚至下降到7%至8%，我们称之为合适的增长率，理性的增长率和约束性的增长率。但是我们最关心的是创造就业。从这个角度来看，不要看到经济增长率一下滑，领导同志就着急，我们要有定力，要进一步分析。
特别是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了几个核心观点我觉得非常有意义，最核心的观点是首次提出认识三个规律。第一是遵循经济规律的科学发展。第二，它强调必须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这点恰恰是我们的弱项。我到这来一看，从1999年的森林清查到2009年的森林清查，赣州市的林木蓄积量居然增长了44%，这是什么概念?我估计这可能是全世界最高的增长率。从2000年以后，我们用过世界粮农组织的数据，就发现凡是发展中国家，森林覆盖率是下降的，森林蓄积量的绝对数是下降的;凡是发达国家，正好倒过来，森林覆盖率是上升的，森林蓄积量是上升的。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但中国是世界上森林面积增长最快、林木蓄积量增长最快的国家。在我看来，赣州是中国生态财富最富集地区。从我作为国家专家委员会成员，我关注的是这个44%，因为赣州的贡献远远超过经济增长对全国的贡献。而且赣州有特定的地理条件，就是国务院给赣州规划的南方的“生态屏障”。第三，就是特别强调了必须遵循社会规律的包容性发展。这一次党中央提出这三大规律将可能成为我们制定“十三五”规划的基本原则、思路和方针。
从二元结构到一元结构是社会发展规律
我想，世界性的社会经济发展规律一定会从二元结构到一元结构，这是发展经济学告诉我们的一个基本的社会发展规律。但是中国并不是如此，我们还要找到中国特有的规律。这就涉及一个基本的问题，即中国现代社会的基本矛盾是什么，这个矛盾又是怎么样演变过来的。我在二十多年前和别人写了一本书，从几个视角去进一步讨论，认为中国社会基本矛盾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说的，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但是我们要把两者的矛盾进一步细化，从矛盾内部来看，从要素的角度来看，我们是过剩的农业剩余劳动力与稀缺的工业资本;从人口的角度来看，我们是过多的人口和相对较少的城镇人口。这对矛盾告诉我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本线索其实就是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用现代经济学语言就是城乡二元结构，这就决定了中国解决这一矛盾的基本任务就是“三化”——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这是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逻辑。
在当时，我们也发现中国不是简单地从二元结构到一元结构，在之间的过程中经历了乡镇企业的发展，在农村和城市之间找到一个过渡的形式。当时，李克强同志发表了一篇文章，就是论中国三元结构，而后一些学者也去讨论三元结构，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大家对二元结构和三元结构的认识。我们也从本世纪初开始研究城市中的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因此就出现了我们对这个问题后来的讨论，讨论到四元结构。如果梳理一下历史脉络，1840年以前我们基本是一元结构，就是传统农业、农村、农民。1840年以后，由于资本主义的入侵，也引入了现代元素，就出现了现代城市、工业，一直演变到1949年，就形成了典型的二元结构，对此毛泽东有一个很著名的说法，叫“九一开”——在我们国民经济中，现代工业占10%，传统农业和手工业占了90%。实际上，从建国以后，我们发现二元结构在不断固化、强化，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才开始认识到，如何去破解二元结构，也走出了一条独特的道路。
因此，我想对国务院公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以及国务院刚刚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做一些关于城乡一体化做些讨论。这里实际上有特定的中国发展规律，就像前面说到的，从传统的一元结构到二元结构的形成，然后又逐渐地强化，特别是在计划经济时代，然后开始进入改革开放时代，形成了三元机构和今天的四元结构。
四元结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农村我们形成了农与非农二元结构，在城市形成了正规与非正规就业，特别是我们讲到的农民工。所谓正规就业就是我们现在定义的职工，包括国有单位的职工、集体单位的职工以及股份公司、外资公司的职工，所谓非正规就是总的就业人数减去职工。大体分三部分，一部分就是个体工商户，其实就是“夫妻店”;第二部分是私营企业、民营企业，现在全国大约有1100万户，平均下来就是一个企业8人到9人的规模，总体上民营企业还是小微企业。最后一项就是未被统计的农民工。实际上非正规就业的产生与中国的发展阶段也是有关系的，需要我们进一步去讨论一下中国的城乡关系，或者说中国社会发展规律，对国务院文件的下发，我称之为是标志性的、历史性的，标志着全面实施中国户籍制度改革，建立城乡统一户口登记制度。
其实我们正处在这样一个过程之中，我们希望赣州能够创新地方的模式，为全国提供经验，特别是为那些贫困地区提供经验。我把我的一些重要观点给大家做个介绍。
可以说，1949年我们是一个典型的传统农村社会，大体就是一九开，城市人口10.4%，农村人口将近90%。今天不一样了，今天全国农村人口已经低于城镇人口。在这样一个条件下，我们如果放到世界背景去讨论的话，就是当时中国总人口占世界总人口比重是21.9%，但是中国的农村人口占世界农村人口总量的比重达到27.6%，也就是我们占世界农村人口的比重高于我们在世界的总人口比重，更大大高于世界城市人口比重。因此从一开始，我们选择的基本制度是让农民可以自由进城，我们把那个时候称为是农民进城的“绿灯”阶段。这个过程很快因为“一五”计划开始转向“黄灯”阶段，把农民自由流动视为盲流，开始限制，并且当时也实行了统购统销。
原因何在?在于这一时期我们出现了中国城镇人口高负荷增长，而且破了历史纪录。1949年至1957年，全国的城市人口年平均增长率大大高于我们总人口的增长率，因此就出现了一个突出矛盾，农业现代化赶不上工业现代化，或者说农业的增长速度大大低于工业的增长速度。还有就是粮食增产的增长速度，特别是商品粮的增长速度远远赶不上进城之后消费人口的增长速度。这两个矛盾叠加在一块，就使得中国政府不得不从“黄灯”限制盲流变成“红灯”。这个红灯就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首次区分了所谓的农与非农人口。本质上就是限制人口自由流动，而且从户籍制度派生了特有的制度安排：公民可以从大城市到中等城市和小城市，小城市可以迁移到农村，但是反过来，农村进不了城市，小城市进不了大城市。这种制度的安排形成了世界上特有的户口制度。从有意义的角度来看，这种制度安排避免了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城镇化伤疤——贫民窟。
我们一直到1979年都是计划指标，当时按照公安部的要求，控制农业人口转移非农业人口，每年不得超过千分之一点五。原因何在?没有粮食。这个时期就是二元结构强化的时期。1975年，我们占世界农村人口总量大体已经接近30%，但是总人口占世界总量22%。因此我们一直带着一个大帽子，不仅是世界人口最多，还是农村人口最多的国家。这个帽子一直顶到2005年。1984年，我们称之为进入到“黄灯”阶段。1984年国务院下发通知，规定农民可以自带口粮到城市落户，并且允许农民进城了。“黄灯”一直持续了很长的时间。
进入21世纪，我们才开始进入“绿灯”阶段。重要的标志就是十五届五中全会关于“十五”计划的建议，在设计“十五”计划时，首次提出了每年转移农业劳动力800万，五年转移4000万农业劳动力，这是第一次。有了第一次，各地开始在做这个事情，开了一个口子。到了2006年“十一五”规划，进一步开大口子，而且明确提出五年规划期间，让4500万劳动力转移出去，进一步扩大了城镇化。到了“十二五”规划，又进一步提出这两个核心指标，城市化指标再提高4个百分点;进一步提出转移4500万农业人口。由此中国进入到一个城镇化加速的阶段。
根据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国务院推出了这次户籍制度改革。这告诉我们，中国开始进入到一国一“制”阶段，可以看到，国务院的决定提出两大核心目标，一是建立统一的城乡户籍登记制度，二是全面实施居住地制度。因此我们特别希望赣州的同志们尽快完成这个过程。由此取消了所谓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统一建立居民户口。随着建立统一居民户口，统计制度可能就开始改变了。过去要统计农村人口、家庭人均纯收入的情况、再计算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情况，现在就要加一条，全市居民人均总收入或者纯收入的情况。我们再进一步讨论基尼系数就不是简单讨论城和乡了。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整个中国的一个历史转折点。特别是2011年，中国实现了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意味着中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重大标志性转折点，过去从经济学的角度说初级阶段，就是以农业为主;从就业来看，也是以农业为主;从人口结构来看，以农村人口为主，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是整个中国城镇化、现代化的重大转折点。当然我们也面临一个基本问题，就是怎样使得我们的农村人口、农业劳动力能够具有现代化因素。
怎么理解现代化因素?我把发电量视为现代化因素。我的结论是：没有发电量就没有现代化，有了发电量才有现代化。我是用这个来衡量。通过发电量就可以知道一个地区、一个家庭、一个乡村是不是具有现代化因素。无电户等于在现代社会被边缘化了，有电了才有现代化。因此，这里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国务院把赣州定义为全国革命老区扶贫攻坚示范区。什么示范?就是能保证所有人都能用上电，都与现代化相关。怎么做出示范，怎么消灭死角，这是一个突出的问题，我们要使所有的现代化因素让所有的人都能享受到，我们完全有能力集中力量办大事。
此外，就是解决土坯房的问题。全中国是不是小康或者说怎么样才算摆脱贫困，就看有没有土坯房，土坯房就是绝对贫困。这就为什么从“十一五”规划，特别是这次“十二五”规划，在城市要解决棚户区问题，在农村同样如此。今年赣州把这件事做成，就是不得了的事情。这是所有发展中国家根本解决不了的事情。在中国就要通过有效机制来解决这个问题。
此外，还有中小学危房改造问题。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就开始实施这项计划，一直搞到现在，差不多20年的时间了。总的来看，特别是老区这些贫困地区，要把它搞定这是最基本。我想国务院这些政策，本质上就是要使老区从边缘化变成现代化发展的核心地区。我特别想强调的是基础设施，我看了《若干意见》以后，这和我们对中央的建议是一致的。目前来看，我们还有相当多的公共产品的短缺和短板。我们一方面在制造业投资过度，另一方面，我们在基础设施建设上投入严重不足。
不能简单说是投资过度，我们至少有两项是投资严重不足：一是基础设施;二是生态投资，也就是对林业、水利、治理荒山荒坡盐碱地喀斯特地貌的投资远远不够，现在就把这些投资定义为生态投资，是利用物质资本的替代性来增加我们的生态资本。从全国来看是如此，我想赣州就更是如此了。这两项投资都是基础性的，特别是基础设施的投资，更是先行性的。路一旦通了，农民就不止是农民了，就可以参与到旅游发展的过程中。而且旅游业在全中国不同的地方的实践表明，它的确是富民之路。旅游最主要的是创造就业，使得农民加快完成转变。
赣州有条件有能力与全国同步进入全面小康社会
赣州市能够获得党中央、国务院的支持，我认为是很难得的。政策支持创造了良好的天时地利，关键是人和。起决定性变化的是内因，也就是如何很好地来研究落实国务院这个决定。我想几年之后还应该进行中期评估，通过中期评估进一步调整政策，这样的话，赣州完全有条件也有能力到2020年与全国同步进入全面小康社会。
当然大家就要问了，小康都是什么指标?我觉得主要的指标不要搞那么复杂，联合国计划开发署提出了人类发展指标，主要是三个指标：一个是人均GDP;第二个是教育指标，涉及成人识字率、居民受教育年限，又涉及新生劳动力预期受教育年限;最后一个指标主要是预期寿命，我认为健康指标是一个核心指标，预期寿命反映了很多指标。
还有就是恩格尔系数。恩格尔系数是指用于食品支出占全部消费支出的比重，这是全世界的一个标准：60%以上叫绝对贫困，50%至60%是温饱，40%至50%叫小康，30%至40%叫富裕，现在全国的农村已经降到37.7%，城市已经降到35%，我们估计到2020年之前城镇可能会低于30%，叫做更富裕。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们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是完全可以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可以集中全国的力量帮助老区实现跨越式发展，比如搞对口支援。当然这个跨越式发展希望还是一个科学发展，是一个尊重科学、经济发展规律的发展，又是尊重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更是尊重社会规律的包容式发展或是共享式发展。
(本文根据胡鞍钢讲话录音整理，有删节。记者杨晓安张鹏兰国榕实习生肖滢整理图片由温群君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