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盘点113家央企掌门人：半数有政府工作背景
未来，央企掌门人的定位与管理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在此次对央企掌门人的统计中，除了对年龄进行梳理和对比外，关于两任掌门人上任方式、卸任原因和去向、政府工作经历、任前任后的行政级别等，本报均做了详细的调查。通过这些信息的组合和分析，掌握央企交接的渠道、方式、干部任用标准等信息，以期找出这个问题的答案。
到任内部提拔是主要换代方式
统计113家央企现任掌门人的到任方式，其他央企调任31位，占比27.4%；内部提拔64位，占比56.7%；政府调任13位，占比11.5%；特殊形式（包括外部董事）5位，占比4.4%。
央企调任都是同行业交流
对副部级企业现任掌门人到任方式的单独统计发现，其他央企调任11人，占比21.2%；内部提拔31人，占比59.6%；政府调任10位，占比19.2%。有趣的是，其他央企调任的这11人，都是同行业之间的交流。而且，这种同领域的“一把手”轮换集中于国家重要能源、科技产业领域，比如石油、航空、通信、电力等。
2004年，中国电信总经理周德强和中国移动总经理张立贵退休，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与中国联通发生“共振”：原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副总经理、上市公司董事长、CEO王晓初调任中国电信，接替周德强；原中国联通董事长兼总经理王建宙则调任中国移动，接替张立贵；原中国电信副总经理常小兵出任中国联通董事长，而中国联通总裁一职由原中国联通副总裁尚冰升任。
内部提拔是主要换代方式
综观现任央企掌门人的经历，内部提拔是央企主要的换代方式。
在对国资委监管的司局级央企掌门人的统计中，现任61位掌门人，由其他央企调任20位，占比32.8%；内部提拔33人，占比54.1%；政府调任3位，占比4.9%；其他形式6人，占比8.2%。与副部级企业相比，司局级央企权力交接过程中，内部提拔的比例更小。
王文泽，现年71岁。国家开发投资公司原总经理，在组建国投之前任国家能源投资公司总经理。随着1994年六大投资公司被重组，王文泽出任国家开发投资公司第一任掌门人。1998年，王文泽56岁的时候，就开始考虑接班人的问题。
1956年出生的王会生毕业于东北电力大学，在进入国投之前曾是国家计委投资司处长、国家开发银行综合计划局副局长。对于王会生的接任，王文泽有过比较细致的规划，王会生在进入国投后做过综合计划部主任、总经理助理兼综合计划部主任、总工程师兼综合计划部主任、副总经理、总裁。2003年1月21日上午，年近61周岁的王文泽正式退任。当天下午，他就把王会生的办公用品搬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主要分布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大多是基础行业、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排头兵企业，也是我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主要力量，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担负着重要责任和使命。因此必须在未来5年甚至更长时间，着力加快转型升级步伐。
———2013年10月15日，国务院国资委网站发布文章《国企转型发展的路径选择》
政企交流促干部成长
仔细研究央企换帅的过程可以发现，在两任掌门人中不乏政企之间的直接交流。
2012年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公司换帅，执掌该公司13年之久的穆占英卸任，以57岁的年纪进入国资委，出任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而58岁的王寿君与穆占英互换，接掌该公司。
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奚国华也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奚国华起步于上海市邮电管理局，2000年，奚国华弃政从商，任司局级央企上海贝尔有限公司董事长；一年后，奚国华即从上海贝尔升任信息产业部副部长、党组成员；2002年，在信息产业部工作不到一年，奚国华来到中国网络通信集团公司任总经理、党组书记，2003年再次回到信息产业部任副部长、党组副书记，直到后来成为工业和信息化部的副部长；2011年6月，60岁的奚国华出任中国移动党组书记、副董事长；2012年3月，奚国华顺利接管中国移动，出任董事长。
央企掌门人在被冠以董事长或总经理的光鲜称谓的同时，又是中央管理干部序列的省部级或司局级高官。一政一商的双重身份，使央企掌门人得以在政企两界担当重要角色，这种任职方式的正面意义是使部分行政领导懂企业懂市场，但也被舆论诟病为政企不分的一个主要表现形式，指其给掌门人们预留后路，难以让其以一个完全的市场主体身份运作企业，享有特权。
分析同企业或同行业继任超过90%
经统计分析发现，央企继任者出身该企业或本行业者所占比例超过90%。
1949年出生的徐斌是吉林德惠人，1998年，在兵器部系统工作20多年的徐斌进入地方从政，出任吉林市副市长；1999年任吉林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晋升正厅级干部；2000年6月，徐斌再次回到兵器部，出任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党组成员、副总经理；2003年，他执掌帅印，进入副部级中管干部序列；2013年，64岁的徐斌在兵器装备集团掌舵10年后功成身退。
2012年9月12日，中组部和国资委宣布鞍钢集团设立董事会，原广州市委书记张广宁出任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集团原来的一把手张晓刚任总经理。
这是一次超常规的任命，空降到任的张广宁没有任何过渡直接从张晓刚手中接管了鞍钢。
1971年，张广宁从当时的广州钢铁厂最基层的工人开始做起，直到厂党委书记、厂长。1994年5月厂转制为公司后，他继续主政“广钢”任广州钢铁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总经理，兼任广州珠江钢铁董事长。1996年12月，张广宁步入政坛。1996年12月起，先后任广州市副市长、常务副市长、市长等职。2010年5月，张广宁升任广东省委常委兼广州市委书记，跻身副省级官员序列，直到空降鞍钢。
国资委第一代当家人李荣融曾说：“即使是大型央企的总经理，也只是伙计。央企的老板就是国家，而国务院国资委就是代表国家来管理这些企业的。换言之，就是在大的问题上，各大央企负责人必须听国资委的。”这一次的任命被看做是央企人事任免的重手，充分显示了中组部和国资委对央企人事任命的权限和能力。
卸任因违纪违规被免职者占比低
根据本次统计数据，前任掌门人平均卸任年龄59岁，副部级企业掌门人平均卸任年龄（49人）57.9岁，国资委监管央企掌门人（47位）卸任平均年龄60.2岁。
在对99家央企前任掌门人卸任原因的调查中，9人调任其他央企，占比9.1%；18人调任政府，占比18.2%；62人退休，占比62.6%；10人特殊原因，占比10.1%。
商而优则仕
国企高管入仕是党政领导干部任命的一个重要思路。2007年年底，一批央企负责人转任党政副职。现任山西省省长李小鹏2007年从华能集团董事长任上赴山西省政府，出任副省长；原中国铝业董事长肖亚庆现在是国务院副秘书长。
现任河北省省长的张庆伟也是从央企进入地方政府的。2001年，年仅40岁的张庆伟被任命为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总经理、党组书记，是非常年轻的副部级央企掌门人；2007年，张庆伟升任国防科工委主任、党组书记；2008年，张庆伟调任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正部级。2011年，50岁的张庆伟调任河北，2012年被任命为省委副书记、省长，同年11月当选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张庆伟的经历充分体现了“商而优则仕”。
在对113家央企现任掌门人的调查中，59位有过政府工作背景，占比52.2%；99位前任掌门人中53位有政府工作背景，占比53.5%。
特殊原因
细分数据对比发现，52家副部级央企中，除3家企业掌门人未有变更，49家企业前任掌门人卸任原因为25位退休，占51.0%；14人调任政府，占28.6%；8人调任其他央企，占16.3%；2人特殊原因，占4.1%。国资委监管的司局级央企掌门人卸任原因可查的共50位，其中37位退休，占比74%；调任政府4人，占比8%；调任其他央企1位，占比2%；特殊原因8人，占比16%。
相比之下，司局级掌门人从企业任上退休的居多，因为特殊原因中途换人的比例更大。特殊原因无外乎两种情况：死亡、免职。
2012年9月，中国中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谭仲明在境外工作途中突发疾病死亡，集团二把手刘志江接任。
2011年8月22日，中国铁路通信信号集团公司董事长马骋在工作中突发心脏病死亡，当时正值“7·23”动车事故调查组到该公司检查。
在对卸任情况的梳理中，共查到5位被免职的前任掌门人：原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总经理康日新，前任中石油董事长、原国资委主任蒋洁敏，原中国中钢集团公司总裁黄天文，原中国航空油料总公司总经理荚长斌，原中国铁路物资总公司总经理齐晓敏。
2005年，中国航空油料总公司原副总经理、中航油新加坡公司原执行董事兼总裁陈久霖，从事场外石油指数期权交易等一系列违规行为对新加坡公司造成特别巨大经济损失。2007年2月，国资委决定给予陈久霖行政开除处分和开除党籍处分。同时，免去负有主要领导责任的中航油总经理荚长斌的职务。2008年3月，荚长斌出任中国航空器材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2009年10月任集团公司党委书记。
预测董事会制度对任命的影响有待观察
据国资委数据，2002年到2011年，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从7.13万亿元增加到28万亿元，实现了成立之初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目标。
资产增多的同时，央企数量也在“瘦身”。国资委网站“央企名录”里的企业名称，从成立之初的196家缩减为现在的113家。与此同时，央企在世界上的竞争力也在增强，2011年，38家央企入围世界500强；2012年，42家；2013年，44家，中国医药集团、中国有色矿业集团首次入围世界500强，排名为第446和482位。
通过上述成绩来看，国资委对于央企的管理可谓用心良苦。值得注意的是，目前113家央企几乎全部建立了董事会，这是否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央企掌门人任命的传统程式，仍有待观察。
分析交给市场主导将有助良性发展
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丁肇勇：政府与企业间的干部交流以前是央企人事任免的特点之一。政府高官到企业做高管，使得企业本身有了政治关联，这种政治关联对于市场环境的公平性是有伤害的，也导致市场机制的效率无法自由发挥；政府的行为方式与企业必然产生一定的冲突。
相反，从企业体系内部提拔或者由系统内成长起来的人才管理企业，对于企业自身的规范发展更加有利，面对市场的变化做出决策的效率更高。让企业成长起来的人来管理企业，政府做好服务，把企业的发展最终交给市场来主导，是央企良性发展的关键。(李季)
(新文化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