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小兄妹服农药死亡痛彻中国社会

　　贵州毕节市田坎乡4名儿童因服农药中毒死亡，他们是同一家庭的留守儿童，母亲出走，父亲外出打工，爷爷奶奶去世，他们独自生活，最大的是一13岁男孩，其余是他的3个妹妹，最小的年仅5岁。他们临死前有烧毁作业本和文具的行为，“自杀”是对他们死因的推测之一。

　　无论这4个孩子是不是自杀，他们的死都令中国社会十分震撼。高速发展的中国至今仍有不知道是不是个别的角落，那里有非常可怜的、有可能是绝望的孩子，而社会的救助力量没能温暖到他们。相信看到这个消息的所有国人都很难过，甚至感到一点愧疚。

　　毕节是贵州最贫困的地区之一，2012年那里5名流浪男孩在垃圾箱内生火避寒，导致一氧化碳中毒死亡。在那之后毕节市对辖区内留守儿童逐一排查，设立了留守儿童专项救助基金，并采取一对一帮扶等措施，应当说做了一些工作。然而这个800多万人口的多山地区还是再次上演了悲剧。

　　新悲剧的基本线索是清晰的：父母外出打工或离家出走，4个年幼的孩子处于无大人日常照顾艰难境地。这种情况在发达社会法律健全严明的情况下是绝对禁止的，它们在中国也并非常见，但显然还存在着。毕节基层的社会帮扶系统没达到对极端情况的全覆盖，或者有些触及是不扎实的，这导致了让人痛心一幕的发生。

　　孩子的父母、亲属、邻里、学校、基层政府和毕节市民政系统都对这一悲剧负有部分责任。我们国家还没有形成普遍的、真正能够托底的基层救助网络，这一现实也深深令人遗憾。

　　这显然是个极端事件，我们不能认为它带有某种普遍性。然而中国到了要努力排除发生这种极端悲惨个例的时候。社会已经有了较为充裕的资源，善良的中国人民也愿意为帮助那些极度困难、孤独的孩子支付必要的成本，重要的是要把基层救助网络逐渐夯实织密。

　　我们知道这不是件容易的事。据了解基层情况的人介绍，在偏僻贫困的山区乡村，几乎所有青壮年都外出了，有的地方连基层干部都找不到人做。基层干部的年收入远低于外出打工，发展保障性网络困难重重。留守儿童的生活、教育牵涉很多政府和社会机构工作，他们所处的现实环境缺少了父母这一核心要素，社会人员构成是以老人和孩子为主的畸形状态，这时候要让他们心理成长的小环境朝正常修复是很困难的。

　　然而再困难我们也不能放弃。中国社会应当为帮助那些贫困地区的留守儿童做出虔诚的努力，它应是相关地区基层政府的主要职责之一，也应是社会福利工作的一个重要方向，是致力于社会公益的志愿者们的重点关注领域。

　　随着全面依法治国的推进，父母外出打工前必须对未成年子女的看护做出可靠的安排，确有困难的家庭应当由政府或社会福利机构托底，这两种安排需要衔接起来。未形成衔接的情况须受到处罚，一旦造成悲剧就应严厉追责。

　　4个可怜的兄妹牵手离开人间令全社会为之动容。我们需要行动起来，政府尽责，社会尽力，发现、排除存在悲剧隐患的死角。与发达社会相比，中国社会在扶困方面的落后还属于体系性的，让我们少抱怨，多做实事，每一个人出一点力，多给一点关注和对进展的鼓励，爱的网络就会逐渐无处不在，阳光就会照进那些因种种缘由堕入绝望的心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