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达谈长篇小说《活着之上》：生活之下 活着之上
《活着之上》：阎真著；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篇小说《活着之上》采用一种生活化的笔墨，纪实化的写法，直指学术圈和高校的某些腐败现象。作者坦言，这本书对于生活的表达几乎是零距离的，每个细节几乎都是生活中发生过的，其素材大体来源于几个方面：亲身经历的，旁观到的，听同行说的。主人公聂致远的一半素材来自作者的某位同事。这就保证了这本书浓烈的纪实感、现场感。我读这本书，一点也没有看“黑幕小说”的感觉，也不觉得是在看什么“奇观”，相反，所写现象带有一定的普遍性，有的甚至为人们所习以为常，久而久之不觉其异，于是变成了鲁迅先生所说的“无物之阵”。但我又觉得，尽管这些现象是普遍、常见的，却又并非没有新意。这些我们身边发生的故事，经作者巧妙的处理，具有了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这就叫“惟其写实，转觉新鲜”。回头一想，这些我们常常慨叹的人和事，这些生活的真相，何曾得到过真正深刻而全面的表现呢？又有多少作品勇敢地、艺术地将之写了出来，并加以精神上的审视呢？能写到这样的成色，不可小觑。当然，我们可以从小说艺术的角度要求它，指出其缺乏更大的想象力和虚构性，艺术加工还不够精细，但我们同时也要承认，《活着之上》这种貌似原生态的笔调，比起某些虚玄的、曲折的、暗喻的写法，可能要来得更强烈、更真实、更有感染力一些。这是这本小说在题材开拓方面的贡献。
我注意到，《活着之上》并非以叙述一件件事实为目的，并不只注重事情的表层时空意义，并不停留于写实的层面。它在艺术上的成功在于，透过生活化的笔墨，能够抽丝剥茧，由表象而入腠理，由事情而指心灵，没有钝化，没有遮掩，力图揭示出尽可能大的心理深度和人性内涵，这正是《活着之上》的魅力所在。
《活着之上》直击了高校生活中的实用主义与犬儒主义风气。聂致远想要追求理想、不为世俗绑架、超越平庸，但这些显得无比艰难。聂致远并不是一个狂人式的斗士，也不是反潮流的勇者，他充满正义感却又时时软弱，他不想妥协却又不得不妥协。他富于良知，从来没有停止过思考，能够不断发出质疑之声。他经常陷入灵魂内部的搏斗和激烈的思想斗争，常常是“两个自己在打架”，自我审视，自我批判。他发现，生活里到处都是“玻璃墙”，你看得见远方，可就是迈不过去。他评副教授，就如同加入一场战争，直到“把嘴唇咬得快要滴血”。聂致远说：我一定要前进。但他前进的路条条都不畅通。没能在一级刊物发文章，就不给评高级职称；可没有高级职称，文章又不给在一级刊物发表——他陷入了这类匪夷所思的“怪圈”之中。
聂致远在人生理想与生活现实之间纠结、冲突与挣扎，经受着无法建立意义世界的痛苦。他希望坚守独立的知识人格、人文理想，立志以司马迁、张载、王阳明、曹雪芹等历史星空中的伟大灵魂为楷模。可现实的种种遭遇却让他陷入困惑。“也许，人活着真的就是为了活着本身，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什么而活着”，但旋即他又否定，意识到“生存是绝对命令，良知也是绝对命令。当这两个绝对碰撞在一起，你就必须回答，哪个绝对更加绝对。”聂致远一直在努力寻找自我救赎之路，他在与蒙万舒的对比中来深思实用原则与精神追求之间的取舍。蒙万舒是要风有风要雨有雨的成功者之一，蒙万舒的哲学是：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搞到了就搞到了，手段无须计。值得注意的是，蒙万舒并不仅仅是作为反面人物来设置的，有人认为，聂致远与蒙万舒是“一体两面”，是一个灵魂的两极。
《活着之上》强调了活着之上有着更宝贵、更值得追求的价值意义，因而有很强的形而上气质，这是这本书重要的思想特征。不过，这种思想更多呈现为生活化的哲学，或者叫人生哲学，这又是其他书所罕有的。《活着之上》不是通过整体象征性来表达某种深奥的哲理，也不是那种形象与意义之间过于间离的隐晦的转喻，它是贴近生活的、活生生的、需在日常化的生存困境中体会的哲学。
这部作品涉及面颇广，举凡考研、评职称、考试、就业、申报项目、进编制、财务、晋升、论文发表等都有涉及，不可谓不庞杂，且集中在学界和高校圈子。但我认为，它并不限于高校和知识分子，实际上它写了物化时代精神的庸常状态和超越之难，由此展开了尖锐的精神拷问。在这里，利与义、知与行、理想与当下，无时无处不在激烈交锋，因而其意义是深远而广大的。
《 人民日报 》（ 2015年05月19日 24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