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鹏：“新常态”条件下中国国家经济战略分析
过去一年，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了一点，但也有7.4%，比美国(2.4%)、日本(0%)、欧元区(0.9%)的增速加起来的两倍还多。不仅增速比美国高，而且GDP增加的绝对值也比美国多。但奇怪的是，有很多人就坐不住了，说什么中国经济正面临“失速”“断崖式下跌”，吓死人，好像中国经济快要崩溃一样，甚至还开出了各种激进的改革药方，诸如大规模的私有化之类的。《华尔街日报》中文网干脆建议说应该学习俄罗斯，来个“休克疗法”，一夜之间彻底私有化市场化，这样就能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了。
这些说法，我不敢说他们包藏祸心，起码是非常幼稚的。中国经济现在非常健康，并不值得过分担心。在十八大之前，我在写作《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的时候就预测了中国经济的改革方向——不惜以更低的经济增长率来换取低通胀、低房价和更加公平的财富分配。这个改革方向，现在有了一个权威的名字，叫做“新常态”。
中国物价稳定、人心稳定，底层人民对政府的满意程度正在创出阶段性的新高
我在书中的原话是这样写的：
“通货膨胀是资产投机的润滑油或者说是催化剂……会加剧两极分化。
对中国这个十三亿人口的庞大经济体而言，经济增长率高几个百分点低几个百分点，并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通货膨胀率高几个百分点，就可能会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而且过去三十多年的经济改革过程中，也就只有它才真正引发过大问题(注：这里指1989年的动乱，它发生在‘价格闯关’引发的大通胀之后)。
当国际国内经济形势迫使我们在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之间做出选择的时候，只要物价稳定、社会稳定，中国人身上那种勤劳致富的精神就会自动的发挥出来，自会有企业家不断创造需求、创造就业来解决短暂的经济衰退问题。”
目前来看，这个预测变成了现实。前几年经济增长很快，但是社会上的怨气很大，核心原因是什么？就是分配不公平。少部分人占据了大部分经济增长的成果，很多人的收入水平的增加跑不过物价上涨，更跑不过房价上涨。这种增长，它有很大一部分上是一个泡沫，虽然没有严重到日本在1989年、美国在1929年那么危险的程度，但肯定是不可持续的，是必须要痛下决心加以整改的。
今年春节我过年回家，最大的感受就是前几年那种“经济增长、人民骂娘”的情况有了极大的好转，具体表现就是：物价稳定了、人心也稳定了。
第一条新闻是家里的老人讲的，就是今年啥东西都便宜了。前几年过年猪肉要15、16块钱一斤，现在只要10块钱一斤了。蔬菜什么的也便宜了。家里的长辈们都觉得很开心。还有就是过年家里老老少少团聚的时候，不讨论房价了，不讨论年轻人有没有买房了。因为房价不涨了，还有点微跌，没有买房的年轻人压力也没那么大，不用成天担心工资上涨赶不上房价了。
然后是第二条新闻，是凤凰网报道的，习近平的画像在农村地区的年画市场上变得很畅销，仅次于毛主席画像。
把这两个情况结合起来看，中国物价稳定、人心稳定，底层人民对政府的满意程度正在创出阶段性的新高。同时，经济在正常发展，增速在大国中稳居第一。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中国的经济需要搞什么大改革、大刺激，完全可以按照现在的趋势继续往前走。
中国经济的“新常态”的核心不是说从8%的增长下降7%，这个一两个百分点的波动，不是关键。关键是CPI从3%以上降到了1%以内，尤其是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米面油菜，还有住房价格，稳定了。由于一系列的反腐败，社会收入公平程度大幅度的好转，经济增长的好处被更广泛的人民享有了。这个基础打好了，我们的经济增长快一点慢一点，并不值得担心。经济增长当然重要，但只要比美国快就行了嘛，超过它是板上钉钉的事情。就算降到6%，也是美国的两倍多嘛。未来十年八年，应该不会有什么大的战争爆发，也不会有新的大国崛起来跟我们竞争，我们平白无故的担心那一个半个百分点的增速做什么呢？还不如静下心来打好基础，把国家资源更多的放到结构调整、内政改革上来。
还是我2012年在书中说的那句话：“当国际国内经济形势迫使我们在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之间做出选择的时候，只要物价稳定、社会稳定，中国人身上那种勤劳致富的精神就会自动的发挥出来，自会有企业家不断创造需求、创造就业来解决短暂的经济衰退问题。”
现在就是这个情况，国际经济形势仍然一片萧条，中国房地产投资的黄金时代褪去，新一届政府优先选择了低通胀，选择了保障社会公平，然后才来追求怎么样想办法把经济搞上去。而不是一出现一点点增速回落，就迫不及待的“放水”，靠宽松的货币政策，靠多印钱来刺激经济增长。这是完全正确的、合适的。
所以说，“新常态”的核心就是低通胀，更准确说就是“分配公平”。分配公平这个词的含义比低通胀更宽泛，在当前的 中国，它应该包括“低通胀+反腐败”。也就是在经济上稳定物价房价来保证分配公平，在政治上通过反腐败来促进分配公平。
我在十八大换届之时，对过去中国十年的经济做了一个简单的总结，放到了《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的第一章第一句话：
“过去中国十年的经济表现，相对于其它国家，包括西方发达国家来说，值得骄傲。但有些方面，问题却很突出。有很多人对社会现状感到不满，甚至是很愤怒。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也显而易见——分配不公。”
然后，在第十三章《政策工具》里面说：
“中国政府对经济结构的制度的调整是改革的核心环节。它至少包括以下重要举措：
首先，推动政府机构改革，大规模的反腐败，提高政府效率和廉洁度。朱镕基在当上总理的时候就以一种极端的口吻向腐败宣战：“我准备了100口棺材，1口留给自己，另外99口留给贪官污吏。”他的反腐行动被很多研究中国经济的学者所忽略。少数几位认识到其特殊重要性的学者之一是张五常。他评价道：“不要重复某些人相信的：贪污对经济发展有利。朱镕基的肃贪行动早就把这假说推翻了。”
政府内部改革和肃贪行动……有力的保证了政府花的钱能够真正产生效益，给底层人民带来好处，而不是流入少数特权人物的腰包……”
事实证明，十八大之后，新一届中央政府的执政核心，就是从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集中力量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新一轮的肃贪行动比朱镕基当年更加深刻和严厉，把中国经济推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不仅是经济高速增长，而且是物价平稳、官员廉洁的高速增长。把阻碍分配公平的两个核心问题给缓解了，这就成就了中国经济的“新常态”。
所以，当前中国经济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不是“如何刺激经济增长”。而是“如何在保障分配公平的前提下来推动经济增长”？
这个问题的答案，还是在我前面引用过的那句话之中：“只要物价稳定、社会稳定，中国人身上那种勤劳致富的精神就会自动的发挥出来，自会有企业家不断创造需求、创造就业来解决短暂的经济衰退问题。”
2014年8月18日，习近平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关于“创新驱动”的讲话，总的意思，就是要让创新成为中国经济增长转型的一个核心推动力，并且，让企业成为创新的主体。也就是说，以物价稳定和政府廉洁来保证收入公平，然后让市场机制和企业家来“创造需求”，推动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