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年上海妓女改造:到新疆当兵团战士媳妇
1955年4月。920名身穿绿军装的上海姑娘，编为4个中队，踏上了西行列车。西上天山的女兵中，这是一支特殊的队伍。很少有人知道，这些青年女子是刚刚离开“上海市妇女劳动教养所”的妓女。随着一声悠长的笛鸣，列车徐徐驶离熟悉的黄浦江，驶向陌生却又充满向往的人生彼岸。
有人轻轻哼唱《南泥湾》。这是上海1951年11月25日明文下令禁娼后，她们到了劳动教养所后学唱的。她们从这首歌知道了解放军。知道了三五九旅，她们充满理想地去追赶这支队伍，她们去参军。
参军的消息不胫而走时，她们不敢相信，怕不够格。“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这些刚从血污中爬出来的女性眼里，是崇高的大山！新疆来的首长却真诚地对她们说：新疆急需一支建设大军，姐妹们只要讲清自己的过去，符合上海人民政府安置就业的四条标准，本人自愿，都可以报名。首长还告诉她们，新疆目前还比较艰苦，要有吃苦的精神准备。
听了新疆首长的报告，姐妹们写了1000多份决心书，920个姐妹被批准了。
再见了，上海……一双双望着窗外的眼睛，藏着多少人世苦难，人生隐痛，灵魂追求……
上海妓女入疆改造 5年后有人做了母亲
娼妓改造的困难和复杂在于，社会最底层的受害者妓女，又集中了人世间最腐败、最无耻的种种劣习。她们既是灾难深重的弱女子，又是堕落成性的游民。正因为对娼妓改造的客观认识，上海解放之初还准许妓院开业，政府收税。经过充分准备，直到上海解放两年多后，才于1951年11月25日明文下令禁娼。
上海市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周密措施，投入了巨大的人力财力，人道主义体现在收容改造妓女的每一个环节。收容妓女，急需治疗性病，特效药盘尼西林我国当时不能生产，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封锁严，只有经第三国进口，十分紧缺。而需求量却很大，仅“上海妇女劳动教养所”就收容了7500多名妓女。为了救治妓女，当时的上海市市长陈毅亲笔手令，调拨解放军部队留给抗美援朝志愿军重伤员用的盘尼西林，陈毅将军说：“将来在中国的词语中，‘妓女’这个词必将成为一个历史名称！”
脱离旧的生存环境，去一个全新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中，认识社会，认识自己，最终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立业安家，是最理想的结局。她们来了，来到天山南北的大荒原。
一定有劳其筋骨的艰难过程，一定有人格尊严的复苏升华。在上海的灯红酒绿里，她们只是泄欲的工具，人格尊严被剥得一丝不剩，到了新疆，大漠虽苍凉，长天也湛蓝，高天阔地里，她们是有才华的上海姑娘。
那个教唱“南泥湾”的姑娘，原是金陵秦淮歌女。被小开糟蹋后又遭抛弃，她身心俱伤流落上海。上海滩岂是一个卖唱歌女的存身之处？只有下水一条路。日久，她的身边围了一群名呼“干爹”、“阿哥”的嫖客，可怜她又从一名歌女沦落为娼。进劳动教养所后，她的歌唱才能被发现，先让她担任歌唱教员，又由她领头组织了一支“新生妇女合唱队”。她一路唱着“南泥湾”到新疆后，成为一名享誉天山南北的文工团员，活跃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艺战线，深情地歌唱新生活，歌唱拓垦荒原的将士。她在天山脚下找到了情投意合的伴侣，有了幸福的归宿。
仅仅5年后，这支西进新疆的特殊队伍中，就有了一批劳动模范，有了近百名党团员。她们的人生也大都有了正果，成为母亲。
上海“舞皇后”新疆归来的最后时光
上海青浦县的一间小阁楼，已被岁月刷成了灰白色，小阁楼就有了太多的沉积。小阁楼的亭子间里，住着一位叫金月华的女人，她从大西北的兵团农场退休后，回到了青浦老家。她将在出生落地的老屋，走完人生的最后时光。她孤身一人，没有子女。上海的冬日里，阳光是她盼望的亲人。
生活在小小亭子间的金月华，心里拥有的世界要辽阔得多，那是她生活过30多年的农场。农场在闪着银光的博格达峰下，农场有大片的棉田和麦田，有驰名中外的瓜果之王——“金皇后”甜瓜，这是天山雪水和塞外骄阳对日日面朝黄土背负青天者的怜悯，“金黄后”给辛苦劳作的农场人带来日渐丰厚的收入。
“金皇后”这个瓜名，总让金月华联想起一段往事，想起“舞皇后”红遍上海滩和香港的当年。“香港的报纸，一大张一大张登我的照片哟。”金月华忆说这些时，全然是过来人的神情。人生的经历，无论荣耀还是磨难，都不会忘怀。
金月华人生的多半时光是在雪山下的农场里。
忽然有一天，农场收到金月华寄自上海青浦县的1200元人民币。她在一封短短的信中写道：“这是我给孩子们的一点心意……”农场的战友和老姐妹都知道，曾经沧桑的金月华不富有，她的月退休工资只有40多元。今天的40多元是个什么概念啊！
青春美好的时光，生命健康的日子，都给了荒原和绿洲，除了每月40多元的退休工资，年老的金月华已经没有什么了。她把30多年躬耕荒原拓殖绿洲换来的养老金，积攒起来给了孩子们。
人生付出的太多，就格外珍视过去了的时光。
早春的阳光给人一种生命的召唤。阳光穿透了玻璃窗上的霜花，暖暖地照在白色的被单上。被单下的人鼻孔里插着输氧管，他顽强地借助阳光的召唤，在一个女人吃力的帮助下，挺靠在床头。女人清出他口腔里又黏又浓的痰液，仔细地帮他漱口，发自喉管的呼噜声消失了，他就胜利地喘息着。
这时，她的眼光投向我。我有些不安。我分明感到，时光已经推得久远的岁月，因我的突然来访，敏感地拉近了。她却很坦然。
农场初春的路泥泞不堪。太阳的直射下，地气蒸腾，庄稼人的春天又开始了。
她个儿不高，差不多一米五吧。戴着自己织的毛线帽，紫红色的。自己做的黑条绒布鞋。整齐、利落。已被同化得满口侉子腔，难寻几句软调的吴越乡音。
到新疆一年多后，1957年的正月初一，她和老李结婚了。那天的每个细节她都记得很清楚。
那天的雪很厚，月亮很明亮。新房是浇水班的小伙子们腾出的地窝子，墙粉刷得雪白，一股清新的石灰味儿，墙上贴满了连队的兄弟姐妹送的年画，那时候没有什么东西，可人亲。没有红蜡烛，挂着一盏连队的大汽灯。土坯垒了一张像模像样的桌子，还有红柳绑扎的一张结结实实的大床。新房没有门，只挂着一条厚厚的棉门帘。新房里最贵重的是她从上海带来的一只小箱子。那个年月，结婚可是希罕的大事，全连的人都来了，闹新房，满地里嚷嚷，今黑里海山和菊英配对呀！欢喜得不得了。房子里闹不够，又在地窝子前边的场子上堆了几个大雪人，还一个雪人贴一个红纸剪的“囍”字。
她不是那么乐意找老李，新郎倌38岁了，她才只有22岁。她也怕人再提过去的那些事，想一个人清静一辈子。缘分是连队食堂打饭的窗口。老李是炊事班长，每次轮到她，老李手中打菜的勺就要抖三抖，她碗里的瘦肉就多几片。老李的眼神盯得她脸红，不敢抬头。这种心思，最惹人眼厂，老李没抖几次，“抖三抖”就叫开了，没人再叫他的名姓，往后叫成了“三抖”。见面就开玩笑，就起哄，她就等最后去打饭。哄哄得像真有这事一样，指导员正儿八经地谈话，夸老李，讲大道理。连长也连哄带劝地做工作。连长老婆一口一个大妹子，说，老李除了年龄大几岁，再没有好挑的地方了，年龄大点怕啥呀，年龄大知道疼人，连长老婆是河南人，能把死人说话的一张嘴。
她就想着老李的眼神，只有心里有了你，才有这种眼神呀！老李也是个苦命人，14岁就抓了壮丁，在国民党部队当伙夫，到共产党的部队还做饭，苦命人才护着苦命人。她给连长老婆说“谈谈看”的第二天，指导员就让人打好了结婚报告，就签字批准，就让浇水排一个班的小伙子腾房子，就闹新房，就有了儿女。她和老李有两儿两女，都已长大成人，最小的女儿也从东北财经大学毕业了，在乌鲁木齐工作。
我认识了她的长子新川。新川在农场一个连队做政工工作，新川的脸型像父亲，有一双母亲的眼睛，大、亮。一个很精干的小伙子。只在张嘴笑时，就露出了这个农场特有的氟斑牙。农场所在地的地下水，氟含量高出国家标准上百倍，明知有害的水喝了三四十年，就有百分之百氟斑牙的第二代。
新川的眼神告诉我，他很敏感我的来意，却和母亲一样敞亮地接近我。我从新川的眼神里也读到了母亲的自豪。智者哲人凡夫俗子在谈论自己的父母时，都不能不慎重，且很难找到准确的概括性语汇，只有和母亲父亲一起走过的岁月里，那些时时所现的细节和清晰的场景：
新川口述：
妈可疼我们了，下班回来没进家门就叫，我的小宝宝，我的小宝宝，亲亲这个，又抱抱那个，我们上中学了，她还这样。
你知道，农场烧煤没几年，前些年全烧柴，做饭，冬天烤火。去西戈壁打梭梭，红柳，一个暑假要挑断三四根扁担。母亲一见断了的扁担，眼泪就往下流，嘴里不停地说，不让你挑这么多，你这孩子就是不听。她常把扁担藏起来，大中午不休息，自己去背。她只有一米五多，那么一大捆柴，都快擦着地了，我一边托着柴禾解开妈肩上绳于，一边哭，妈的肩膀都勒出血来了。我去挑柴，除了家里穷，买不起煤，还想去大渠里洗澡，她不知道。
她最操心我们上学，家里再难再苦，都要我们上学，妈没文化。我初中毕业考上了高中，想到家里的困难，想减轻爸妈的负担，偷偷报名工作。班主任老师一直对我很好，说我是个读书的料，就告诉了妈。妈当时就对老师说，一定要让孩子上学，再穷再苦也要孩子上学，妈哭得很伤心。当着老师的面，我也流泪了。妈说，小时候站在弄堂口看见别人家的小人背个书包去上学，我就哭，妈想上上不成，命都差点没有了。妈常对我们说，学了文化，就知书达理了。
小妹第一年高考没上线。这些年，农场有水平的老师都走光了，第二年上线，不知为啥没有录取。她还想学，又不忍心看着爸妈辛苦，不想再花家里的钱！妈鼓励她再考，妈说只要你有心学，就学，妈再累再苦也高兴。妈边做针线边陪着她，天天如此。小妹这年考上了东北财经大学。
我没少挨妈的打，真打。农场的半大孩子，没有不偷瓜的。老爹种瓜，我们偷瓜，夜里悄悄溜出家，两个人放风，两个人去瓜地背瓜。都说好了暗号，巴掌拍一下是一切正常，拍三下来人了，瓜背到玉米地深处，挖个坑用玉米秆子盖起来，吃完？，瓜地刚浇过水，只穿个裤衩子，浑身滚得尽是泥。这次，妈不知咋知道了，早在家里等着，洗衣板放在屋子中间，一把榆树条子在旁边，没啥说的，跪吧，两三根榆树条子拧在一起，像牛皮带一样，这次可打惨了，一星期屁股不能坐凳子。打一下我叫一“妈！”妈不理我，边打边流泪。打得榆树条子没有了，我也哭不出声了，妈才住手。从这次后，我再没偷过瓜。
农场的孩子，小时候没啥玩的，都打“三角”。用牛皮纸叠的三角，硬梆、耐玩，最好。都找装化肥的袋子，那时的化肥，还不是塑料袋装，是几层牛皮纸的袋子。连队的仓库有一堆化肥，吃过晚饭天黑以后，我们爬到库房顶上，把库房的烟囱扒了，用绳子放下去两个人，库房的化肥袋折个光，化肥倒了一屋子。第二天上午就抓住了我们几个，从菜窖里找到了一堆化肥袋子。学校决定开除我们，老师说情也不行。妈气坏了，用针刺我手，妈哭着说，你咋这么不争气呀，做人要让人看得起呀，妈哭我也哭。妈去求学校，不要开除我，怎么处理都行，妈给校长保证说，新川再出一点事，她也没脸再找学校了。老师过后说我，就是为了妈妈，也不能再调皮了。我就想，妈去学校时，一定是很难为情的。
我们家生活很苦，但是家里干净整洁是连里出了名的。那些年连队根本没有休息天，妈总是吃过晚饭去自流井洗衣服。
到了冬天多冷的天，我去帮妈端衣服，看见妈冻得红红的手握不住，忍不住偷偷流泪。我爸说妈，衣服穿不烂也叫你洗烂了。妈就说，破衣服洗干净补好不丢人，新衣服脏兮兮的也丢人。家里的事，我爸从不管，他当了一辈子火头军，在家没做过几顿饭。妈很照顾爸，农场直到80年代初，细粮还很少，家里的细粮，有点好吃的，先是我爸后是我们，妈不吃。
我家一直在连队，农活一年到头没闲着的时候，我妈干活慢，慢在太细，从不偷工减料，她定的苗，拾的棉花，从不检查。她又不愿落人后，就早出工晚收工。一到春天，就没和妈一起吃过早饭。
我和新川一起去医院。从连队的家到医院有两三公里路。泥泞的路面在落日的余辉里又冻得结实。新川告诉我，他母亲每星期总要回家给父亲做些好吃的改善一下，顺便把父亲一星期的脏衣服洗干净，她不让别人干，走着来走着去。新川的父亲是肺心病，春秋两季稍不留意就有事。好多年了，春节前又犯病时，父亲交待他们兄弟，他已经76岁，他走了后，什么牵挂都没有，就是要他们兄弟孝顺母亲。父亲说：你们的妈，这辈子可是不容易，你们要不孝敬你们的妈，阎王老爷也不会答应。
我小心地问新川，他母亲进疆后回过上海没有。新川告诉我，他母亲很善良，母亲不知道自己的生身父母是谁，她很小就送人了，母亲的养父去世时，来过电报，当时他们兄妹初中的初中，高中的高中，母亲想回上海给养父送终，家里又拿不出钱，躲着人掉泪。
新川的母亲正给父亲喂稀饭。父亲的氧气管也拔了，气色比上午好。新川的母亲慌着搬凳，顺手拿起床下铁丝上的一块抹布擦了凳面，窗上的玻璃又结了好看的霜花。灯光虽暗些，却也柔和。灯影里，桔红的霜花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数十年前月亮地里的场子，场子上那些贴着“囍”字的大雪人。(来源：中安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