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大乱9年后，谁帮毛泽东实现“天下大治”？
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已经“大乱”了9年之后，迫切希望达到他所说的“天下大治”，使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重新走上正常的轨道。在自己重病在身、周恩来也重病在身的情况下，毛泽东希望有一个人能够大刀阔斧，雷厉风行，把自己的想法变成现实，能够把自己领导中国人民开创的社会主义事业继承下来，推向前进，能够足以托付治国安邦的重任。
1957年11月，郭沫若、宋庆龄、邓小平随毛泽东赴苏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资料图）
本文摘自《历史的见证：“文革”的终结》，薛庆超 著，九州出版社，2011.06
从1973年3月10日邓小平恢复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经过中共十大当选为中央委员，到12月22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邓小平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再到1975年1月，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十届二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邓小平再次跃升为中央党、政、军的主要负责人。
这一切，完全是来源于毛泽东的亲自决策，得力于周恩来的鼎力支持。
在新中国的中央领导人中，能被毛泽东同时如此集中地授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的主要领导职务，除了邓小平以外，还没有第二个人。
刘少奇被确立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时，最高职务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在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人民解放军中没有兼任任何职务（虽然新中国建立前，刘少奇也曾兼任过军委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
林彪被确立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时最高职务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
综观邓小平从复出到走上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岗位的全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到，每一步都离不开毛泽东的精心筹划。
第一步是让邓小平恢复工作，熟悉情况，建立威信。
毛泽东亲自提议让邓小平恢复工作，又在邓小平的信上作了十分重要的批示，充分肯定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时站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一边“是挨整的”，“没有历史问题”，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新中国成立后在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斗争中“没有屈服于苏修”。使邓小平能够顺利走出“文化大革命”初期笼罩在他头上的“党内第二号走资派”的阴影，参加国务院的领导工作，在中共十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第二步是让邓小平出席联合国大会，在国际舞台上“公开亮相”。
1974年4月召开的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是一次不同寻常的会议，与会的均为各国重要政治活动家和政府首脑。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作为十亿中国人民的代表与会，在会上全面阐述中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必然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必将大大提高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威信和重大影响。江青集团正是看到了这一点，竭力阻止派邓小平赴联合国出席这次会议。但江青没有想到，派邓小平前往联合国的决策来自毛泽东。于是，她只好收敛起反对的锋芒。实践证明，正如毛泽东所期望的那样。邓小平的联合国之行取得了空前的成功，绝大多数国家和国际舆论对于邓小平在大会上阐述的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普遍给予高度评价。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第三世界国家认为中国站在他们一边，更是给予热烈的赞扬。就是被划为第二世界的发达国家，也不反对“三个世界”的划法。只有被划为第一世界的苏联霸权主义对“三个世界”的划分进行了猛烈的攻击。许多新闻媒介在评论邓小平的联合国之行时指出，邓小平不仅代表着新中国的形象，而且无疑也是周恩来总理的一位“最好的代理人”。
第三步是提议由邓小平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让邓小平进入中央领导核心和军队领导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