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妓女不满被改造 给站岗战士泼脏水
1949：妓女的解放
建国之初，北京一夜之间封闭了全市所有的妓院，并对妓女进行集中收容改造，这种断然禁娼的方式，被称为“北京方式”。2000年中国人权状况白皮书高度肯定了这项成就：“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使这种在中国延续3000多年、严重摧残妇女身心健康和尊严的罪恶渊薮绝迹。”
本刊记者杨敏
1949年11月21日晚，冬日北京的街巷渐渐地沉寂下来，但八大胡同却正是迎来送往的热闹时分。晚饭刚过，胡同里来了些穿干部服的人，他们将各个妓院的老板和领家(俗称“老鸨”)叫去派出所开会。这并不是第一次集中开会，老板、领家虽心有不满，却并不反抗，乖乖地去了。
大约8点左右，突然有几辆卡车疾驰入胡同口，“嘎”地停下。从上面冲下来带枪的解放军战士和穿制服的民警，他们堵住每一个妓院的门口，熟练地登上房顶，占据最高点，其余的人则迅速守住大门口、天井以及街角。
这一日，北京市所有的妓院一夜之间被查封，无一漏网。
行动由北京市公安局长罗瑞卿亲自指挥。就在此前，当天下午5点，北京市第二届人民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封闭妓院的决议。“晚上8点开始行动，天亮前就把全北京244个妓院全部封闭，把1200多妓女集中起来。”时任北京市妇联联络部副部长、现年已89岁高龄的张洁珣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起60年前的事情，思路仍清晰。
第二日，《人民日报》即发表评论文章宣告：从此，在人民的首都，妓院绝迹，妓女解放。
但是，对于妓女们来说，她们并不知道被“解放”意味着什么。
一名妓女对着站岗的战士敞开上衣
查封妓院的当晚，北京各处的妓女们被送到北京市妇女生产教养院来。
“封闭妓院之前，市妇联抽调了10个人，市政府、公安局、民政局各单位抽调了一些女同志，一共80多人，成立了北京市妇女生产教养院。当时是市妇联副主任杨蕴玉负责，我协助她。中途她走了之后，就是我来负责。”张洁珣说。
北京市妇女生产教养院的指挥部就设在八大胡同的春艳院，下设8个分所，集中在八大胡同的两条胡同：韩家潭和百顺胡同，任务是教育改造妓女，将她们变成社会普通劳动者。
教养院工作人员的年龄普遍偏小，都在20岁上下。二所所长裴棣25岁，从中国青年艺术剧院调来,后来成为著名女作家的柯岩20岁，大学刚毕业的孟睿才18岁。孟睿刚剪了男式头，显得更瘦小，担心自己压不住场。曾做过地下学生工作的裴棣问她：“你身上穿着什么？”“列宁服。”裴棣说：“这就行了，这身列宁服，就是咱们的身份。”她们忐忑不安，为自己打气，因为后面有一场未知的战争。
好容易把妓女们分到各个所，分了屋子，安排妥当，工作人员们就在被搬空的妓院床铺上开始工作。床铺潮湿阴冷，又是性病传染点，她们在床上洒了厚厚一层六六六粉，呛得直打喷嚏。
第二天一早，天蒙蒙亮，裴棣就听见从一个屋子传出哭声，紧接着，“哇—”，全所一百多妓女全部开始号啕大哭。
一早赶到教养院来报到的柯岩，也见识到了同样的场景：扑面而来的是一片哭天抢地的号叫，一个个花红柳绿，又披头散发、捶胸顿足。
事情报告到指挥部，等张洁珣赶到时，眼前已是一片乱象：又哭又闹的，上房逃跑的，寻死上吊的，往外冲的，还有凿墙洞的，无所不有。
“之前妓院的领家、老板造谣说，共产党要把她们送到东北去配煤黑子，共产党要共产共妻，一个人配十个伤兵等等，所以她们很害怕，不知道把她们集中起来干什么，”张洁珣说，“当时每个所里有一个排的解放军战士，是为了保护她们，以免从前的地痞流氓再来骚扰她们，但她们以为是来看押她们的，所以第一天反抗情绪特别激烈。”
到中午吃饭的时候，裴棣负责的二所又出了状况。就在工作人员去打饭时，一名妓女突然对着站岗的战士敞开上衣，战士当即背过身去。半裸的妓女喊：姐妹们快跑，解放军不敢向我们开枪！裴棣和教管员们见势不好，拔腿往大门口冲，站岗的战士也回过神来，但仍挡不住妓女们疯狂的外涌。
裴棣情急之中大喊：你们就是跑出去，也会给送回来！散居在外面的暗娼，今天也要被送回来，你们能跑到哪儿去呢？
后来裴棣知道，当时有妓女曾出主意想掐死工作人员再各奔东西。
“当时给她们讲政府的政策，为什么封闭妓院，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是人民大众的政府等，但她们根本不懂，也听不进去。后来吃了点东西，稍微休息休息，我们就去各个屋里看她们，跟她们聊聊，安抚情绪。”市妇联主任助理、时任一所副所长陈心濂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除了妓女的情绪，站岗的解放军战士的情绪也需安抚。据柯岩后来回忆，每次所里开会，解放军战士都哭，因为许多妓女佯装不小心，往他们身上泼脏水，然后凑过去摸他们的脚。
连管教干部都用不上的盘尼西林
“现在回想起来，对她们最有效的安抚，是归还了她们的个人财物。”如今已80有余的裴棣家住南城，身体很好，每天早晨仍保持游泳的习惯。
查封妓院时，所有人都不能将财物带出。有领家、老板企图通过妓院里的茶房把妓女们值钱的首饰送出院外，都被一一拦下，查清主人，加以封存。
“她们都有些私房钱、首饰，一律贴上封条，原封不动。过了几天，情绪安抚下来，就有人问：东西还有没有？我们就组织她们回去拿自己的东西，”裴棣说，“看得出她们很高兴。”
一些领家、老板的财物，被没收用来接济妓女。
妓女家里有老母亲、孩子没人管的，都接过来一起住。
“有些小商贩来卖东西，也允许她们拿自己的钱去买。”陈心濂回忆。除了不能走出院子，妓女们在教养院没有受到任何约束，她们穿自己妖冶的旗袍、化浓妆、留飞机头、给老相好写信，都没人干涉。
除此之外，北京市政府还组织了北大医学院、性病防治所等单位给妓女们治病。经检查，1316名学员(包括后来收容的暗娼)中，有95%以上的人患有性病，还有人患有梅毒、淋病、第四性病等多种性病，连9岁的小孩都患有性病。
“政府从国外进口了13000余针盘尼西林给她们治病，总共拿出1亿多元(折合12万斤小米)。其实当时国家财政还很困难，干部当时都是供给制，没有工资，女同志每人每月才有五角钱的卫生费。”张洁珣说，“病情较轻的，就在院内治疗，病情严重的，就送到医院治疗，反正一定要治好为止。”
在裴棣所在的二所，年轻的孟睿半年后离开教养院时，发现自己患上了结核性脑膜炎，后来去世。葛翠琳也得了结核病。“极有可能就是在教养院被传染的，但后来她们去看病，也没用过盘尼西林这么好的药。那批药就是专门给妓女治病用的，用完就完了。”裴棣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尽管情绪渐渐安定下来，许多工作着手起来仍困难重重。柯岩到教养院不久，接到了给妓女们建立档案的任务，要弄清她们的真实姓名、年龄、何方人氏、家庭出身等。谈话常常这样开始：
“你是怎么到这儿来的呢？”
“哎，同志，你不懂，自古红颜多薄命，我不是长得俊么……”
妓女们多半称自己为大家闺秀，和某公子私定终身，不幸遇上了薄情郎，被卖身为妓。但年轻的柯岩抹着眼泪递上去的材料，大姐们随手翻翻就说：假话，明天重说。
第二天，柯岩不好意思地试探问：你们会不会有些地方记错了，不那么准确……立刻召来大哭：同志呀，真对不起你呀，我昨天骗了你……
反反复复，几天的工作被拖至两三个月。柯岩有时还能一不小心窥见妓女们哭过之后偷偷地笑。
后来她还知道，妓女们当面嘴巴抹了蜜一样甜，一口一个“同志哎”，背后则叫她们“工作们”。在花枝招展的妓女们眼里，“工作们”穿二尺半粗布衣裳，简直不是女人。
改造陈白露们
教养院还组织妓女看曹禺的话剧《日出》。
“1000多人排着队走去剧院。好像不算太远。”时隔60年，陈心濂一时想不起来是去的哪家剧院。
她记得，在灰白的大街上，妓女们穿着妖艳的旗袍，扭着腰排着队，一路上遇见老相好的，还飞眼。教管员们看见了，生气道：严肃点！她们就嗲声嗲气地哼一声：哟！
但是在幽暗的剧院里，许多妓女都哭了。故事里有她们的生活。
观剧之后，教养院组织小组讨论，妓女们开始抹着眼泪主动诉说自己的身世。
最难改造的是“头等妓女”和“二等妓女”，她们人数多，风华正茂，有点文化，学过吹拉弹唱，接待的都是达官贵人、资本家、美国军官之类的中上层人物，收入颇丰。对她们来说，仿佛无苦可诉。
据作家柯岩回忆，教管员们从三四等老病妓女中请了一些人来和她们谈心。
老妇们先对她们发出赞叹：姑娘你好漂亮！接着顾影自怜一番：谁没有过花一样的年纪呢？然后说：不错，姑娘们现在是有模有样，可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你们能年轻多久？“你知道八大胡同当年有个喜连红吗？—那就是我。”
原来这些老妇都是当年在八大胡同红极一时的名妓。她们回忆起当红时的风光和得病之后沦为四等妓女的惨痛，号啕大哭。
教管员们还带这些头等妓女和二等妓女去参观三、四等妓女住的“白房子”“老妈堂”“烂土坑”。
“我们所里有六个头等妓女，都是苏州的，有的是逃难来当的妓女，有的是被拐卖的，后来她们和别的妓女一样，自己组织起来烧水，打扫卫生，安排值班表。我们就很省心了。”裴棣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诉苦运动之后，教养院安排了对个别恶劣领家、老板的批斗会。“最大的一次，是斗争外号叫‘母老虎’的领家黄宛氏和妓院老板‘活阎王’黄树清的大会。”张洁珣回忆，“批斗会上，有妓女要冲上去打他们。”这两个人最终被判处死刑。在执行死刑之前，教养院特地安排囚车从教养院门口路过，妓女们激动地喊口号“打倒母老虎、打倒活阎王”。执行枪决时，也派了妓女代表去刑场观看。
除了教养院，社会上许多组织和个人也前来帮助妓女进行改造。剧作家洪深亲自给妓女们排戏《千年冰河开了冻》，为了一句台词的语气，一个手势的高低，累得寒冬腊月里满头大汗。
1950年春节后，这出戏在鲜鱼口华乐戏院(即后来的大众剧场)演出，连演一周，一天两场，戏票总被一抢而空。据说抢购戏票的人群中，有不少是想来重温旧梦的“老客”。
因为出色的表演，有好几位妓女后来都被国家剧团吸纳为演员。
不久中国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纪录片《烟花女儿翻身记》，由妓女们自己演自己的生活。有一次拍两个妓女夜里搬梯子想跳墙逃走的情景，拍了好几条都不行。休息时她们说：演逃跑，抗拒政府，太丢人了。
据葛翠琳的文章回忆，有一天，妓女们住的屋子突然塌了一面墙，这才发现，原来墙里面隐藏着一个秘密的小门，直通外面的胡同。但是没有人逃跑。
重返社会
半年后，改造工作基本结束，妓女们可以由家人领回家,可以出去结婚,也可由政府安排工作。但是教养院也有一些条件。
“家里来接的，一定要有当地政府的介绍信。结婚的对象一定要有正当职业，不是无业游民。而且保证生活，不能再做暗娼。”张洁珣说。“到1950年6月底，有596人与工人、农民、摊贩结婚，379人被亲属领回家，有62人被吸收进剧团和医院，最后剩下209人，政府为她们买了82台纺织机器，办了一个新生棉织厂。”
裴棣因为怀孕，提前离开教养院，1955年又随丈夫到新疆工作。1959年，她回北京办事，到中山公园看淮北抗洪的展览。“上面有张大照片，看起来特眼熟，后来发现就是我所里的一个河南小姑娘，她在苏北救灾当了英雄模范，挺好的。”
时隔不久，裴棣又在电车上偶遇了另一名妓女学员。她身穿灰白干部服，很自然地与裴棣打招呼，说话与姿态已毫无当年的风尘痕迹。她笑说她后来学了医，在同仁医院工作。
当时的社会对妓女多怀同情之心，能平等看待，但也有人心怀疑虑。在张洁珣的印象中，有一个妓女学员叫张金香，年轻貌美，有一副好嗓子，人称“郭兰英”， 后被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招走。但1952年，她又被公安局当野妓收容，嗓子也坏掉了。“据说是剧院里有人看不起她，怕她有病，总和她保持距离，后来就跟嫖客跑了，沦为野妓。”张洁珣如今回想起来，仍一脸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