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愿军朝战食用“炒面”源于1936年红军西路军受挫
核心提示：突然，一件往事浮现在他的眼前:那是在1936年底，他所在的西路军受挫祁连山，部队被打散了，他不得不只身东返，沿途千里乞讨，寻找党中央。途中，他曾吃过老百姓给的一种炒面，这炒面的特点是食用方便，易于保存，正符合目前志愿军作战的需要。
志愿军战士
本文摘自：《文史春秋》2007年第05期，作者：马宏骄，原题为：《毛泽东与战将李聚奎》
无论是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还是在长征路上，甚至是在以后的长期革命斗争中，李聚奎作为一员年轻的战将，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出生入死、英勇作战，立下了赫赫战功。同时，他也在理解领会毛泽东的主张、指示、命令的过程中，认识到了毛泽东的英明伟大，学到了运筹帷幄的高超军事指挥艺术，这为他以后的成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二打长沙的战斗中，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和卓越才能，令李聚奎深深折服。
1930年8月，红一军团到达浏阳东北的永和市与长寿街南来的红三军团会合，并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毛泽东任总政委和总前委书记、朱德任总司令、彭德怀任副总司令。李聚奎当时在红三军中担任支队长。
早在红一方面军成立之前，“立三主义”就已统治了中央。1930年6月11日，“立三中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这一“左”倾决议案，制定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及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并洋洋自得地提出了“会师武汉，饮马长沙”的口号。
红一方面军成立以后，前委连续几天召开会议，围绕着是不是要按照“立三中央”的指示二打长沙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李聚奎作为支队领导不可能参加前委会议，但他还是从纵队领导那里得知了一些讨论的情况。
原来，毛泽东是不主张打长沙的，他认为长沙守敌有10万人，而且城内并无工人、士兵运动作内应，我军根本不具备打长沙的条件，取胜的可能性很小。但三军团的大部分同志主张打，一位号称三军团理论家的领导同志还在会上说:“三军团单独一个军团去打都不怕，现在两个军团会合了，还有什么可怕的?一军团不敢打就站在一边看着，让三军团单独来打。”
对于这位同志的论调，毛泽东非常气愤，他激动地说:“你认为可以打，那就由你来当总前委书记好了!”那位同志却说:“总前委书记还得由你来当，长沙也得打，你们既不打南昌，也不打长沙，还执不执行中央的命令?”
几经争论后，为保证红军的团结，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于8月24日下达了“向长沙推进的命令”，分兵左、中、右三路，向长沙推进，并于8月底陷长沙于我军包围之中。毛泽东在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力量及兵力部署后，主张在长沙城南猴子石设伏，痛歼出击之敌。李聚奎所在的红三军就被部署在这个要害部位。
正如毛泽东预料的那样，李聚奎所部在猴子石取得了重大胜利，我军毙敌近800人、俘敌千余人，出击之敌基本被全歼，给长沙守敌以重创。李聚奎看着红军战士人人都背着两三枝缴获来的长短枪，一副喜气洋洋的样子，心里非常高兴，进一步加深了对毛泽东的敬佩。
然而此时，主张打长沙的那部分人又狂热起来了，他们在总前委会上大吵大闹，坚持要求乘胜追击，攻打长沙。毛泽东再度忍让，9月9日，一方面军总司令部下达了“强攻长沙”的命令。按照总司令部的命令，红军将士向长沙城发起了猛攻，但长沙守敌凭借优势兵力和坚固工事，死守顽抗。面对严峻的形势，稍稍知道一点决策内幕的李聚奎，脑子里一直萦绕着这样一句话“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一方面军打长沙久攻不下，在毛泽东等人的说服下，最终撤离长沙到达株州、萍乡一带。这时红一、三军团的给养均已告罄，于是部队一面发动打土豪筹款，一面待机行动。前后用了10天左右时间。
在此期间，部队对二打长沙的战斗进行了总结。毛泽东作为总政委经常深入部队讲话，他特别强调指出:“这次围困长沙10多天，大战数昼夜，战线延长10多公里，这是自红军诞生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战斗。以前敌人曾经嘲笑我们是跳梁小丑，谁知这次‘小丑’却扫了敌人30多个团的威风。”在总结攻而不克的原因时，毛泽东说:“一是红军虽然在文家市、猴子石消灭了敌人5个团以上的兵力，但未能消灭敌人的主力于工事之前；二是白区的群众没有发动起来，城内没有工人罢工策应；三是我军装备技术不完备，敌人的工事是欧式的重层配备，而我们没有重炮去破坏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