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底广东“工运之星”:“导演”罢工 敛财骗色

 　　记者从广东警方获悉：据群众举报，警方12月3日破获一起涉嫌假借工人“免费维权”之名实施严重刑事犯罪的案件。以“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以下简称“服务部”)为主要平台进行活动的曾飞洋、孟晗、彭家勇等7名犯罪嫌疑人，目前已经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服务部”自称是中国第一个“劳工NGO”，但经警方查明，该组织早在2007年就已被工商部门注销登记，目前也未在任何行政部门登记注册，却在近几年频频现身于珠三角地区的劳资纠纷现场，在幕后策划、组织、操纵工人罢工，激化劳资矛盾，严重扰乱社会秩序、严重践踏工人权益，并在境内外大肆炒作扩大自身影响，将劳资纠纷的矛头指向政府。

　　在境内外媒体早期的报道中，“服务部”曾经作为民间工人维权公益组织的典型案例出现，而其负责人曾飞洋也因常常见诸报端而享有公益明星的光环。一个曾经的媒体宠儿为何会突然遭到警方的调查?曾飞洋及其领导的“服务部”这些年究竟做了些什么?在耀眼的光环之下，还暗藏着哪些不为公众所知的内幕?

　　曾飞洋是谁?

　　在过去的报道中，曾飞洋自称从大学毕业后曾在广东南雄司法局工作，后因工作太悠闲而辞职，不久加入“服务部”帮助工人维权。

　　事实上，如今为社会所了解的“曾飞洋”却不是他的真名，而是冒用了他人的身份。

　　曾飞洋本名曾庆辉，1974年12月出生，广东南雄人。在就读广州某中专学校期间，他因嫖娼而被学校除名。1994年，曾庆辉找到一名叫“曾飞洋”的同乡，以曾庆辉的城镇户口与“曾飞洋”的农村户口互换为条件，两人对换身份，以便曾庆辉冒用“曾飞洋”的身份参加高考，并为华南师范大学政法系大专班录取，两年后毕业。此后，曾庆辉就一直冒用“曾飞洋”的身份至今(为阅读方便，下文仍称其为曾飞洋)。

　　1996年毕业之后，曾飞洋进入南雄市司法局工作。在此期间，曾飞洋与有夫之妇通奸，后因女方不愿再继续保持关系却遭到曾飞洋的纠缠，曾飞洋因侮辱妇女被当地公安机关处以15天行政拘留。不久，曾飞洋辞职。

　　1998年，曾飞洋加入廖晓峰创办的“服务部”，在廖晓峰离开后接手。

　　“免费维权”，接受境外大量资金资助

　　起初，“服务部”为外来务工人员提供无偿法律咨询，通过承办涉及外来工的侵权个案、提供法律援助等形式收取一定的服务费来维持机构运作，以此打响了名气。

　　自2002年开始，“服务部”以开展工伤探视、工作人员的能力建设项目等名义，开始接受境外一家基金会大量的资金资助。据警方透露，该境外基金先将资金打入位于香港的另一基金会的账户，再由位于香港的基金会工作人员亲自携现金进入国内。2009年之后，曾飞洋专门在香港成立公司，直接接受来自这家境外基金会的资金。

　　此外，“服务部”还接受来自西方多国境外非政府组织的资金资助，并与外国驻华使领馆保持频繁的联系。有了这些资金之后，曾飞洋正式以“免费维权”的名义在珠三角地区展开活动。

　　2010年，香港一家名为“中国劳工通讯”的组织开始介入资助、拉拢曾飞洋的“服务部”。“中国劳工通讯”每年向“服务部”提供70余万元“活动经费”，并直接负责发放曾飞洋本人的工资。

　　但与此同时，曾飞洋需要每月向“中国劳工通讯”提交财务报表，并在每个季度和每个年度向其做出工作报告，该“服务部”的会计蒙某某说，在香港“占中”之前，曾飞洋以前“每个月要去香港一到两次”。另外，“中国劳动通讯”也派人员入境参与“服务部”管理和维权活动的具体策划，并“坐镇”过工人罢工谈判的现场。

　　警方在其住所和办公室发现大量反动书刊、培训书籍、口号标语等材料，“足足装了十几麻袋”。警方初步调查显示，曾飞洋多次出境接受培训，并长期向境外提供中国“劳工运动”的情况报告。

　　破坏劳资谈判，“导演”工人罢工

　　2015年4月，广州市番禺区利得鞋厂发生持续时间长达6天的大规模工人罢工事件。其间，部分工人聚集封堵厂门、阻拦各种工厂运输车辆出入，并以威胁谩骂、阻塞楼梯口等方式阻止其他工人上班，场面一度异常混乱、几近失控，造成直接经济损失4000余万元。

　　利得鞋厂有各类外来务工人员2000余人，但由于社会保险、加班工资、带薪年假等问题与厂方存在矛盾，在这次事件之前已经自发形成过两次罢工。“服务部”得知这一劳资纠纷之后，开始介入其中，导致情况出现变化。

　　据该厂工人介绍，起初，曾飞洋等人以帮助工人“免费维权”为名，主动联络利得鞋厂的工人获取信任。此后组织工人进行“培训”，观看韩国、香港等地工人罢工的纪录片，并介绍该“服务部”过去介入其他劳资纠纷时的“成功案例”，告诉工人不要通过政府渠道解决问题，而要直接通过组织罢工向厂方施加巨大压力，“闹得越凶，利益就越大”。

　　曾飞洋等人在为介入鞋厂劳资纠纷做前期准备时，先是组织工人推选出了5名工人代表与厂方谈判。5名工人代表向厂方提出了13项要求改善的诉求，经过谈判厂方答应了其中10条。工人代表感觉其基本要求得到满足，一场罢工眼看即将避免。

　　但此时曾飞洋等人却开始催促工人代表“罢工还可以获得更大的利益”，导致工人代表对其介入罢工的目的产生疑心，遂逐渐疏远与“服务部”的关系。

　　很快，在曾飞洋等人建起的鞋厂工人微信群中，开始有人造谣“举报”5名工人代表“收了老板几十万块钱”，要背叛鞋厂工人的利益，必须换掉工人代表继续罢工。“谣言一个传一个，让工人看到我们就像看到仇人一样。”5名工人代表之一张莉(化名)说。

　　紧接着，“服务部”连夜再次组织召集了所谓“工人代表大会”，强行撤掉了5名工人代表的身份，并重新选举了更为激进、易于为其控制的工人作为代表。原来的工人代表事后回忆，当时差点被“群情激愤”的工人殴打。

　　重新选举之后，新的工人代表又提出其他没有法律根据的不合理诉求，“服务部”的孟晗、汤欢兴还直接冒充工人代表进入谈判会场操纵谈判，并最终酿成了利得鞋厂的大罢工。

　　自制“工运之星”牌匾让工人送自己

　　据“服务部”负责宣传炒作的汤欢兴介绍，曾飞洋必须不断想方设法炒作自己、扩大事态、造成影响，符合境外组织的“口味”，才能吸引境外资金。

　　汤欢兴说，“服务部”介入罢工已经形成了一套模式。每次听闻有劳资纠纷发生，曾飞洋等人就会派人先去摸摸企业的底，以判断有无插手炒作的价值。一旦确定要介入，便向工人宣传“不要政府介入，只要劳资双方集体谈判就能解决问题”。然后教授工人代表如何在谈判中给厂方施加压力，闹事时则指挥工人拉横幅、喊口号、游行、罢工等。

　　参与过罢工的工人李华(化名)提到，曾飞洋之前给工人“打气”时总是表示自己要与工人在一起，“要团结、向前冲”，但曾飞洋却只派“服务部”的人员在现场组织指挥，本人从来不现身于罢工现场，甚至在事情闹得不可收拾时连手机也打不通，“在我们最需要他的时候，他把我们抛弃了。”

　　然而从罢工伊始，曾飞洋更积极去做的却是联络境外媒体深度介入报道。曾飞洋在每次维权活动中，都要求汤欢兴实时整理出文字报道与图片交给曾飞洋。材料到手之后，在利用互联网对外发布信息、制造社会影响的同时，曾飞洋还向境外媒体“爆料”。据警方调查，部分外媒在利用曾飞洋提供的资料所做的报道中，将工厂与企业单纯的利益纠纷歪曲成工人与政府的矛盾冲突，影射、甚至直接攻击中国国家形象和中国社会制度。

　　汤欢兴认为“曾飞洋只想把事闹大”，与曾飞洋之前极力淡化政府在劳资谈判中作用的鼓动相反，实际上每次罢工事件最后都是由政府出面协调解决劳资双方矛盾、满足工人的合理诉求，使事态得以平息。

　　每次罢工结束后，曾飞洋等人都会召集举办庆功宴。据参加过的工人说，曾飞洋曾自己出资制作了一块 “工运之星”牌匾，再让工人隆重地赠送给自己，并拍照留念上传网络，对外宣传这是“工人自发自愿”的行为。

　　曾飞洋的“服务部”近些年不断在珠三角地区发展新的分支，在东莞、佛山、中山等地成立了“佛山南飞雁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等机构，此外还牵头组织所谓“工人领袖研习班”。曾飞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服务部”是中国“劳工NGO”的“黄埔军校”。

　　当前由于世界经济复苏形势疲软，导致我国出口需求不旺盛，加之国内人力资本的价格不断攀升，以出口导向型经济为主的广东等沿海地区的一些企业经营困难，劳资纠纷的发生更为频繁。曾飞洋等人也正是在近几年开始明显增加对工人罢工的插手，据警方初步统计，近5年来，“服务部”在珠三角地区共插手罢工数十起，其中包括恒宝首饰厂工人、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保安、广州军区总医院护工等罢工。

　　资金账目混乱，公益光环之下敛财骗色

　　蔡娇自1998年首次从媒体上了解“服务部”公益活动之后，就一直在那里担任志愿者。2005年12月，蔡娇正式加入了该“服务部”任出纳，但其离开之后踏上了实名举报之路。

　　“正式加入‘服务部’之前，我以为它只是帮助解决纠纷的公益组织。”蔡娇说，“当了出纳之后我才发现，这里的资金管理根本就是笔糊涂账，资金都由曾飞洋一人经手，大量资金根本没在账上出现过。”

　　蔡娇说，曾飞洋每次只在“服务部”留下一些备用资金入账，但“服务部”里的人经常凑一些没有发生过的费用发票来报账，曾飞洋本人还曾把家里的牙膏、牙刷、洗发水等日常用品开支拿到“服务部”报销。蔡娇作为出纳几次拒绝这些开支的报销后，曾飞洋在内部会议上对她破口大骂，并将其开除。

　　据警方查明，从目前已经掌握的情况来看，“服务部”从来没有向社会公开过其资金使用情况的具体细节，但已发现曾飞洋自2008年以来，仅其中两个银行账户接受的境外资金就超过500万元人民币。曾飞洋在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个人每月工资仅数千元，其妻为当地中学教师。但曾飞洋在番禺区市中心购买过房产两栋，名下还有汽车一辆。其中一处他以其妻弟名义购置的房产，还高价租给自己的“番禺打工族服务部”，并套取境外组织资助的项目资金归个人所有。

　　另据调查显示，曾飞洋在已组成家庭并育有一子的情况下，还与其他女性保持着不正当性关系，且热衷于在线裸聊。此外，民警在曾飞洋家中查获大量淫秽物品。他还借“维权”之机物色女工与之“谈恋爱”，现已发现包括维权女工、志愿者在内的至少8名女性与其长期保持情人关系。

　　截至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侦查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