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荣芳：更应该看到办假证母亲背后的难症

　　一个非京籍的孩子想在北京读小学竟然需要不同部门的5个证明，而且每个证明都需要“标准件”，差一件都不行。因为辛辛苦苦从老家开回的证明“不合格”，山东母亲曹某想办个假证把儿子送进学校，不料被抓。昨天，曹某在昌平法院受审。（12月11日北京青年报）

　　看到这则新闻，笔者想起了一个故事：欧洲某地一妇女海太太罹患严重癌症，医师诊断只有一种新制镭锭药物可治。海先生奔赴药店时，店主将成本仅200美元的药物，提高为2000美元。海先生为妻子久病已用尽所有积蓄，向亲友借贷只能凑得1000美元。他恳求店主允许其先付此数取药回去救他妻子一命，余款保证稍后补足。店主拒绝并称卖药目的只求赚钱，不考虑其他问题。海太太性命危在旦夕，海先生走投无路，就在当天夜间撬开药店窗户偷得药物，救了妻子一命。

　　故事中的海先生，是为了救自己的妻子；现实中的曹某是为了让孩子能在北京上学。奉献的对象不同，但是结果却是一样的，那就是在正规路径难以达成目的时，都采取了违法的手段，“偷”以及“办假证”的方式。故事中的海先生救了妻子，从这一点来说，他是比较幸运的；现实中的曹某，确是“偷鸡不成蚀把米”。不但把孩子送进学校，反而被相关部门发现违法，被审理。

　　这则故事是出于心理学家科尔伯格，道德发展阶段论的讲述。本意是证明处在普遍性伦理原则阶段的心理状态，怎样来评述海先生的偷盗行为。如今，现实版的海先生，呈现在我们眼前，社会该如何对待这样一位，处在伦理与法律的纠结中的办假证的案件？

　　从伦理上来讲，母亲为了孩子能够收到更好的教育，经过努力，为孩子办理借读证明，无可厚非。却在“户口所在地乡镇政府出具的，在当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不是统一格式卡住了。这样的理由，很难说得过去。当初，曹某去相关部门询问这些证件的时候，为什么相关工作人员没有告知这个统一格式，只是一条信息、一句话的问题，却难住了这个家庭，不得不说，是相关部门工作人员的失职。或许，相关工作人员会说，她自己没有问。那么，除了曹某，此前在这里办理相关证件的人，就没与出现类似的状况，还是出现了，工作人员不在乎这样的失误？

　　从法律上来讲，曹某办假证违法不容置疑，相应的处罚也要落实到位，毕竟，法律仍是法律，不能因为伦理上说的过去，就免于处罚。但是，在处罚时，是否也要考虑，造成她犯法的间接因素，即为其办理证件的相关人员，未将办理证件时，一些应该注意的事项说清楚。倘若，真能如此，为老百姓解决办证难，又将添上一笔不小的威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