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刘建国：失窃的官员为何总爱“包庇”小偷

　　2012年12月30日，河南省驻马店市正阳县公安局刑警队抓获了一个以县处级领导住所、办公室为目标的盗窃团伙。该团伙借逢年过节之机，潜入县委书记、县长或其他领导干部住所、办公室实施盗窃，且屡屡得手。然而正阳县县委书记赵兴华被盗后，却让刑警将笔录进行了修改——原本100多万的盗窃金额，变成了6040元。（9月1日《法制晚报》）

　　县委书记被盗，刑警破案做笔录，这是最起码的程序。然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县委书记却替小偷“求情”，成为了“包庇犯”，将被盗数额改为几千元。当然，在这起盗窃案中，并不只是正阳县县委书记“包庇”窃贼，还有几位领导干部如出一辙，也自愿将涉案金额主动降低。

　　表面来看，这些官员的举动可谓奇怪。自己家中失窃，恨不得公安立即破案，抓住盗贼，弥补自己的损失。可是，报道中的被盗官员，却“大公无私”，妄图为小偷“网开一面”，确实令人惊奇。

　　问题的关键在于，官员“庇护”盗贼，还是出于自我利益考量，并不是为盗贼做打算。正如发生在南京工商局的一起盗窃案，局长办公室被盗后，保安迅速报警，却被单位劝退。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戏称，“南京浦口工商局的保安，肯定没经过岗前培训，连局长办公室被盗不能报警这点常识都不知道。别说办公室被盗不报警，就是局长的家被盗，也不能报警。”

　　不报警，丢失了什么，外界不知道。报警之后，就意味着官员的财产状况被公开，无疑是一条贪腐线索被抓了现行。那么，正阳县县委书记不愿说出自己被盗100余万元的事实，也是出于这种考虑。

　　如今，正阳县的官员“包庇”小偷案，也具有相似的原因和背景。盗贼热衷于盗窃官员，除了收获颇丰之外，官员不敢声张更是重要原因。说到底，“小偷反腐”是对权力运行制度的一种提醒，如果反贪腐需要小偷“立功”，正说明了当前的监督约束制度存在短板，亟需制度设计予以弥补和完善。